江南春海上幸運史

　　從萌生一個創意，到建成一個帝國；從找到一個模式，到公司市值200億元，個人財富30億元——這一切，江南春只用了3年。

　　3年30億元，意味著每天都是300萬元！

　　究竟是怎樣的人生軌跡，怎樣的謀略和機緣，讓這個曾經吟風弄月的貧窮校園詩人，

不到30歲就趕上了這趟高速飛馳的財富列車？

　　□文/本刊記者 屈騰龍

　　盡管太陽已經分外耀眼，但被夜風吹送過來的大西洋的咸濕仍未完全退去。這是2005年7月14日，上午9點半的紐約。

　　這一天，來自中國上海的“

　　在這個市場高度自由化的國度里，在資本嗅覺高度靈敏的納斯達克，飆升的股價，意味著所有投資人在面對這位年輕的中國人高唱贊歌。他身后的企業與行業，他記憶中的幸運與辛酸、智慧與狡黠，在這一刻仿佛都蒙上了最真實的榮光。

　　從萌生一個創意，到建成一個帝國；從找到一個模式，到公司市值200億元，個人財富30億元——這一切，江南春只用了3年。

　　3年30億元，意味著每天都是300萬元！

　　盤點這些濃縮人生的數字，32歲的江南春有些激動，沉睡在腦海里的一幕幕突然在眼前清晰，很快又如煙淡去。他想起了自己寫的一句詩：“我分明看到了過去，卻已無力表達充分。”

　　這么說，你是窮人嘍

　　家里的大門靠江朝南，他出生在一片春天的陽光里，于是得名江南春。

　　那是1973年。當他降生時，距離這個上海普通家庭從祖籍浙江寧波遷徙而來，已經足足過去了三代人。

　　幼時的江南春是個安靜、膽怯的孩子。他愛好詩歌，總喜歡窩在被窩里讀詩。正是因為如此，他的作文總是在學校得第一。父母對此十分滿意：“爭取考個好大學，畢業后找個好工作。”

　　一切都在按父母的期望進行著。高中時，他因獲得上海市中學生作文競賽一等獎，被保送到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寫寫詩，跳跳舞，便是他當時全部的生活。

　　“每當清晨，當我翻身下床，看見昨天一首略帶缺陷的詩還站在狂亂的句法中，我覺得那種感覺分明就叫做幸福。假如時光不使它流失，我相信它必會更加純粹。”

　　這就是這位校園詩人的寫意生活。可現實注定無法讓他如此“純粹”下去。

　　這天，江南春去學校舞廳跳舞。一位漂亮的女生問他學什么的，他得意地回答是詩人。

　　“哦，這么說，你是窮人嘍！”女生半開玩笑地說。

　　一曲過后，這位女生拒絕和江南春再跳。這種經歷，江南春不止一次遇到。讓他氣憤的是，師大后門有個賣水產品的小老板，長相和談吐都俗不可耐，可有一天當他騎著摩托車在校園里經過時，后座上居然坐了一位男同學們爭相傳頌的校園美女。

　　“我的悲哀在于，我生在了一個詩歌沒落，個體戶容光煥發的年代。”青春期的江南春寫道。

　　就這樣，江南春的詩人夢破滅了。但對文學詩歌的愛好，卻奠定了他此后創業必需的心智準備。

　　首先是想象力。“用一支玫瑰/堵住你燃燒的嘴唇……”如果連嘴唇都可以燃燒，那這個世界還有什么不可能？這種反叛的想象力讓他體會到求新的意義，體會到什么是真正的激情。

　　文學還從根本上影響了他的人生觀。在錢鐘書的小說《圍城》中，戀愛中的方鴻漸和唐曉芙因爭吵將要分手。男人在雨中站在窗下戀戀不舍，女人在窗簾后心生悔意。猶豫中女人推開窗戶想要叫他上來，男人卻于此刻抖了抖身上的雨水，轉身走了。就在三秒鐘之內，他們的人生就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從此再也沒有交集。

　　江南春在最困苦的時刻，總是想到這個場景——人生往往在三秒鐘便會滄桑巨變，多挺住三秒鐘，便意味著一切。

　　他就是江南春

　　江南春后來所有成功的基因，幾乎都藏在他剛進校園不久的這個故事里。

　　大學一年級時，師大學生會主席換屆選舉。按照各系人數多少，先分成大系組、中系組和小系組分別進行初賽，最后再決賽。

　　江南春踴躍地報了名。他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演講稿，然后就不厭其煩地背——他決心脫稿演講。演講抽簽，第一個就是江南春。他走上主席臺，瞬間大腦一片空白，虛汗直流。等他驚慌失措地一張嘴，沒想到演講詞竟流暢地冒了出來，手勢和表情也不自覺地跟上了——經過臺下幾百遍的演練，一切都形成了條件反射。演講竟然無比精彩。

　　接下來是提問，江南春同樣對答如流。

　　后面的同學本來都準備拿著演講稿照本宣科，看到江南春脫稿演講，方寸大亂，在提問時，更是被問得面紅耳赤。

　　江南春在大系組順利出線。現在，他最有威脅的對手就是小系組的錢海。此君在全國大學生辯論賽中曾擔任師大的首辯，名氣和能力遠在江南春之上。

　　他不想輸，決定到小系組去聽聽錢海的演講，以便知己知彼。誰知氣喘吁吁地跑過去，才聽人說此人第一輪就被淘汰了！幾經打聽才得知原因：此君過于鶴立雞群，小系組的代表不愿意陪太子讀書，于是約定可以相互投票，但就是不能投給錢海。就這樣，最有實力的選手被活生生地排擠了出去。

　　這個結果讓他大吃一驚。走出賽場，江南春第一次感覺到，這個陽光照耀下的世界，與想象中的竟然是如此不同。

　　——任何成功的背后，最根本的決定因素，是各種利益和意志的較量與平衡，而不是通常認為的哪個人的個人才華。一個人如果不能洞悉并順應各種意志沖撞后的前進方向，結果往往是越高的才華，換回越多的感傷。

　　正因為不明白這個道理的人太多，自古以來，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的悲劇，懷才不遇、終老南山的傷感，才會被人們一遍遍不假思索地詠嘆。

　　錢海已經出局了，江南春便是下一個要被“謀殺”的對象。因為他的脫稿演講已經在校園里被傳得神乎其神。

　　被錢海刺醒的江南春，開始在學校后門的小飯館里，逐個請各系的學生會主席吃飯，傾聽他們的想法和意見。當他站在決賽的演講臺上時，他的“施政綱要”已經融合了各系的主張。結果，在全部169張選票中，江南春得了162票，毫無懸念地當選師大新一屆學生會主席。

　　這就是江南春，因為害怕登上演講臺會大腦“短路”，他把演講稿足足背了幾百遍；因為害怕同學提問讓自己措手不及，他悄悄準備了各種問題的答案，并“埋伏”好同學去詰難對手；因為害怕被聯手“謀殺”，他懂得了什么是“合縱聯橫”……

　　他發現自己天生就“膽小而謹慎”：為了一個目標，總是把每個環節準備得萬無一失。正是這種行事風格，在江南春日后的創業中，盡管小困難不斷，但從來沒有真正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

　　這一年，江南春剛剛18歲。

　　學生會主席是個虛名，但如何還清請人吃飯欠下的160元錢的問題卻實實在在擺在面前。由于家境并不寬裕，江南春進入大學后便靠做家庭教師來養活自己。這筆錢，相當于當時他兩個月的生活費。

　　師大勤工儉學的信息一直都是通過學生會向外公布。這天，江南春看到一個新信息，一家廣告公司要在師大招聘業務員，底薪300元加提成。正為錢苦惱的江南春進行了唯一一次“以權謀私”，他沒把這個消息貼出去，而是一個人應聘去了。由于沒有競爭對手，應聘自然相當順利。

　　江南春的確是個干廣告的料，他勤快，而且心態平和、積極。江南春一次清晨就出發，騎自行車5個小時來到一家公司，結果被對方幾分鐘就打發走了。回到學校，已經是星辰滿天，他匆匆吃過晚飯，又高高興興直奔舞廳而去，心里竟然毫無挫折感。

　　江南春不僅能拉來廣告，寫詩練就的想象力還能讓他為廣告主帶去最寶貴的文案創意。第一年，江南春掙了5萬元的傭金。到大學將要畢業的那年，他竟然有了50萬元的積蓄。

　　他用上了價值4萬多元的手提電話，往返校園總是出租車來去；他每到一處，總有女生遠遠地就興奮地相互指點——

　　“看，他就是江南春！”

　　苦心寫詩無人知，一朝經商全校聞。寫詩，對于江南春已經是遙遠的過去；而深藏體內的商業天賦，開始拖著江南春，在一個全新的方向上飛奔。

　　尋找“法拉利”的日子

　　在遇到第一個大的挫折前，江南春在廣告之路上，足足快樂地搖滾了10年。

　　1994年，打工3年，手握大批忠誠客戶的江南春自立門戶，成立了永怡傳播公司。1996年，人緣極好的江南春結識了IDG集團的朋友，成為這家全球最大的IT傳媒集團上海辦事處首席代表。IDG在中國投資了很多個IT媒體，永怡傳播就負責代理它們上海的廣告。

　　背靠IDG這棵大樹，永怡的銷售收入年年翻著跟斗往上漲，很快就發展成為上海灘IT界最大的廣告代理商。1998年，永怡便壟斷了上海IT廣告市場的95%，到2000年時，銷售收入達1億多元。

　　他不僅幫客戶安排媒體，還介入他們的營銷策劃，提供廣告創意。江南春在華東IT業的圈子里幾乎無人不知，有誰想做廣告，總有人告訴他：“去找江南春！”

　　他那時有兩個口頭禪。一是“贏怕了”。每次參加廣告競標，無一例外總是勝出，孤獨求敗，乏味無比；二是“賬號滿了”。對數額幾十上百萬元的廣告費，江南春總是告訴客戶： “趕快打錢過來哦，我們賬號滿了，再不打，要封賬號了。”

　　可就在江南春最躊躇滿志的時候，寒流來了。2000年下半年互聯網泡沫破滅，風險投資商們紛紛勒緊了錢袋，瀟灑“燒錢”的各大IT網站一下子斷了資金來源，永怡的廣告收入頓時萎縮了大半。

　　互聯網熱潮退去了，可永怡卻無處可退。公司的攤子已經鋪得很大，各種費用居高不下。到2001年底，盡管公司勉強維持了下來，但江南春已經身心俱疲。

　　愁苦之中，江南春和陳天橋聚在一起吃飯。陳天橋曾是江南春的客戶，后來變成朋友。2000年時，陳天橋經營一家小網站，靠讓網友領養一只名叫史丹莫的虛擬寵物狗賺人氣，要做廣告，就認識了江南春。

　　“如今，你網站的日子也不好過吧！”江南春問陳天橋。

　　“轉向了。現在做網絡游戲，火著呢！”原來，幾個月不見，陳天橋從網絡游戲中發現了商機，代理韓國的“傳奇”，同時在線的人數已經高達11萬，每月營業收入2000多萬元。

　　聽聞之下，江南春受刺激不小。他不記得是怎樣吃完了那頓飯，只有當晚回家后，在日記本上寫下的這段文字，真實地反映了他的感受——

　　“人生就像趕路，途中看到有一輛很大的巴士，上面有很多人，想必是個不錯的行業，我也沖了上去。憑著年輕力壯，我把不少人擠到了一邊，終于搶到一個靠窗的位子坐下。從此，江湖上有了我的名號，行業中有了我的地位。可陳天橋卻沒有擠上這輛大巴，他繼續往前走，很快發現一輛紫色的敞篷法拉利停在路邊。他拉開車門，一踩油門便絕塵而去。”

　　辛辛苦苦做了10年廣告代理，江南春猛然發現自己還呆在一個慢騰騰的公共汽車上，在產業鏈的最低端，汗流浹背地掙點苦力錢；而陳天橋一年不到，卻擁有了自己的“法拉利”。其中的區別，就是商業模式的不同。江南春開始認識到，“只有發掘別人沒發現的商業模式，才能掙大錢！”

　　看到陳天橋做網絡游戲很賺錢，江南春當即決定如法炮制。他找來幾個做互聯網的朋友，給他們投資500萬元，也讓他們去買一個游戲來代理。6個月后，市場上還沒見任何動靜，錢已經花得干干凈凈。

　　慢慢地，江南春的心情平靜了下來。他終于明白，自己只有在熟悉的廣告領域才有別人不可比擬的優勢。這個“不熟不做”的道理，是江南春花了500萬元后買來的唯一的東西。

　　分眾時代

　　在江南春四處尋找“法拉利”的時候，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廣告業，已經悄悄經歷了三個時代。

　　1980～1989年是第一個時代。中國經濟尚處在商品短缺的賣方市場，各企業的產品供不應求，根本沒有做廣告的意識。此時，只要有企業投放廣告，便能產生奇效。太陽神口服液的成功，便是一個代表。

　　1990～1997年是第二個時代。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企業陸續萌發廣告意識。此時，只要投入足夠的廣告費對消費者狂轟濫炸，也能取得成功。巨人、秦池、孔府家等品牌，則是這個時代的代表。

　　1998年后，中國經濟全面進入買方市場，廣告也成了每家企業都不可回避的“必修課”。此時，即使企業的廣告費足夠多，能不能取得成功，也仍是未知數。

　　在江南春的客戶那里，歲月流轉、市場陡變的體會分外真切。他們向江南春抱怨，投出去的廣告越來越多，為何效果卻越來越不明顯？

　　2001年，江南春經過長時間的思索后，在一次論壇演講中給出了這樣的回答：

　　第一個原因是廣告的分眾性太差。1992年之后，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社會各階層的貧富開始明顯分化，收入的巨大差距決定著他們有著全然不同的品牌偏好。

　　但大多數媒體卻仍孜孜不倦地追求覆蓋盡可能多的人群，結果造成廣告主投放的廣告，大部分浪費在了錯誤的人群當中。比如奔馳的汽車廣告投放在各大電視臺，當然可以讓全國數億觀眾看到，但可以肯定的是，99%的觀眾都不是奔馳汽車的目標客戶。

　　現在各地的電視臺越來越專業化，紛紛細分成體育頻道、新聞頻道、影視頻道等。但誰能保證，看體育的一定是富人而沒有窮人，看電視劇的一定是窮人而沒有富人？這仍然無法把目標客戶從大眾中分離出來，進行廣告的分眾投放，以避免把廣告投放在錯誤人群上而造成的浪費。

　　第二個原因是廣告太多，相互的干擾度太大。1985年春節，上海電視臺播放《上海灘》，在每集演到讓人屏氣凝神的關鍵時刻，突然砰砰砰三槍，跳出一個片中廣告，只見電視上打出五個大字：水塔牌洋傘！

　　20多年過去了，江南春對這個廣告仍然記憶猶新。“可是如果你問我昨天晚上看了哪些廣告，我很難告訴你。不是我沒看廣告，而是看得太多了，一個也沒記住。”

　　第三個原因是廣告的強迫性不夠。對報紙上的廣告，人們可以視而不見，跳過廣告版了事，對電視上的廣告，人們按一下遙控板就能換臺，你能耐他何？

　　之后不久的一天，江南春在上海徐家匯一寫字樓里等電梯。電梯門上的一個招貼廣告，像落在牛頓頭頂的那只蘋果一樣，讓江南春突然激動起來。

　　——如果把招貼廣告換成電視廣告，結果會怎樣？

　　首先它會具有很強的分眾性，因為出入寫字樓的絕大多數都是白領，有著差不多的收入水平和消費偏好；其次它有強制性，因為它恰好就在空間狹窄的電梯口前，讓你很難逃避，何況在等電梯的無聊時間里，必然有很多人愿意看廣告。

　　再仔細一琢磨，江南春發現，這正是自己要尋找的新商業模式——第一，它有非常大的發展前景，上海和全國各大城市的寫字樓，多得數都數不過來；第二，它容易操作，且投資回收期很短，只要把液晶電視往電梯口的墻上一掛，就可以收錢；第三，它有天然的競爭壁壘，不僅資金門檻高，而且有價值的寫字樓數量增長緩慢，幾乎是占領一棟少一棟，這可以避免類似彩電行業屢屢上演的血腥價格戰，能保證長期的投資回報。

　　而這三點，恰好滿足了一個優秀商業模式必需的要素。

　　10年廣告代理生涯中，江南春的腦子里不斷涌現著各種新奇的商業構思，但他天性謹慎，沒有一次付諸行動。這次，江南春不再遲疑。

　　他請人研發出所需的液晶電視，然后委托給上海一家工廠代為生產。2002年12月，他的第一批電視同時出現在上海50座重要的商業樓宇中，并很快星火燎原般蔓延開來。

　　當他把自己的理念與客戶溝通時，獲得了超常認同。招商銀行信用卡、軒尼詩洋酒、富士數碼相機等大客戶紛紛埋單，第一個月的廣告收入便突破了100萬元。

　　為了檢驗樓宇廣告的效果，諾基亞在推廣一款型號為6108的中端商務手機時有意做了一個測試。這是諾基亞的第一款手寫輸入手機，手寫筆插在手機的背后。諾基亞分別以“機器人”和“背劍武士”為訴求點，做了兩個版本的廣告，其中“機器人篇”專門在上海的電視臺播放，“中國劍甲篇”則在分眾播放。

　　廣告同時播出后，很多消費者直奔諾基亞的柜臺，他們都記不清型號，但提出要買“廣告中有把劍的那個手機”的人數比例，竟然高于“機器人手機”的比例。

　　這個結果讓諾基亞大吃一驚。從此，諾基亞在推廣每一款中高檔手機時，都不會忘記找分眾。

　　終極時速

　　從一個嶄新的創意出發，到以一個年利潤1億元的公司身份登陸納斯達克，分眾只用了短短30個月。

　　這種“終極時速”，是如何成就的？

　　分眾生逢其時，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因為廣告主對原有廣告模式的效率越來越不可忍受，才使液晶電視在瞬間獲得了廣告客戶的信任和認同。

　　由于開業之初就不幸遇到“非典”暴發，客戶開發受到了一定影響，從月收入100萬元增長到200萬元，用了足足半年。“非典”結束后，分眾的廣告收入便迅速攀升，半年后月收入便飚升到了1000萬元。2004年初，廣告出現“井噴”，分眾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廣告全線爆滿。

　　第二個原因，則是“幸運”地遇到了一個強勁對手的追趕。

　　他就是同為上海人的虞鋒。虞鋒比江南春年長10歲，在復旦大學哲學系受過7年的思辨訓練，沉穩而敏銳；教過書，從過政，經過商，在中歐商學院讀過EMBA，擁有廣泛的社會資源。

　　虞鋒看到樓宇電視后，便敏銳地覺察到其中商機驚人。他無意中和一位讀EMBA同學談起此事，沒想到這位同學說：“江南春的液晶電視就是我給他生產的。你要嗎，我也可以賣給你。”

　　如此巧合的機緣，堅定了虞鋒的決心。他成立聚眾，避開江南春在上海的鋒芒，搶先到北京跑馬圈地。此時，江南春在上海才剛剛起步了3個月。

　　按照江南春本來的計劃，樓宇廣告先在上海鋪開，賺到錢后再投資北京，之后是廣州、深圳，一步一個腳印。虞鋒在北京的捷足先登，讓他措手不及。顯然，江南春不能容忍對手搶走自己的下一個戰略重地，兩個星期后，便不得不揮師進入北京。聚眾也很快還以顏色，進入上海。兩家公司在每一棟寫字樓上都互不相讓，競爭很快白熱化。

　　一棟寫字樓的租金本來2萬元就能談下，可為了不讓對方拿走，一方就拼命抬價，抬到20萬元，最后自己也不敢要了；一方已經給廣告客戶談妥了100萬元的價格，另一方就會突然沖進來，報出30萬元的低價——在相互搗亂的同時，成本急速上升。

　　2003年5月的上海，晴川歷歷，芳草萋萋，正是一年中最生動的季節，而江南春的心情，卻陰霾得可以擠出水來。即使不算樓宇租金，每塊液晶電視就要8000元，1000塊就是800萬元，可僅僅是上海，4000塊都打不住。江南春手中的2000多萬元馬上就要燒光了，他已經聽到了資金鏈行將斷裂的嘎嘎聲。

　　一種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恐懼籠罩著他——難道又將重演上次投資網絡游戲血本無歸的慘劇？

　　那嘩嘩燒掉的每一分錢，都是自己辛苦掙來的。那不是錢在燒，而是自己的青春歲月在燒，是過去10年中苦苦打拼的無數個不眠之夜在燒。那些守更熬夜的艱辛，都在需要付款的厚厚賬單上，被他的簽字筆，一一勾銷……

　　江南春不知道，他的一舉一動，一直都在一個陌生人的“監視”之下。他看到江南春總抱著一疊策劃書步履匆匆，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而且每個周末都在加班，辦公室里擺滿了液晶電視，這些都讓他對江南春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這個人就是世界著名的風險投資公司——軟銀的中國區首席代表余蔚。軟銀和江南春的辦公室同在上海頂級寫字樓——兆豐世貿大廈的28層，中間只隔著一個洗手間。

　　在江南春馬上彈盡糧絕的時候，余蔚敲開了江南春的門。

　　“你是想賺點錢就滿足呢，還是想做一個偉大的公司？”余蔚劈頭就問。

　　“當然是做一家偉大的公司！”盡管公司前景生死未卜，但江南春絕不肯讓隔壁的鄰居小瞧了自己。

　　“既然你有宏偉的愿景，那我們就談談吧。”

　　余蔚問分眾究竟在做什么業務。江南春便大談當前廣告模式的弊端以及自己的理念。

　　一番話說得余蔚將信將疑。“你能不能提供一個權威數據，說明一下這個市場的規模？”余蔚不太懂廣告，他關心的是自己的投資回報率。

　　江南春拿不出這樣的權威數據，事實上，這個世界上那時也沒有這樣的數據。他只能給余蔚講一個故事。

　　“一個典型的都市白領，大概只有8小時在家，其中有1個小時看電視，而看廣告的時間是5分鐘。這5分鐘創造的廣告市場是多大呢？500億元。如果我能把戶外電視廣告植入他其余16個小時活動的各個接觸點上，也能讓他看5分鐘廣告，市場有多大呢？也許500億元沒有，但50億元肯定沒問題。”

　　這個說法打動了余蔚。不久，江南春的口袋里便多了軟銀的2000萬元風險投資。

　　有了這筆錢，江南春一邊加速在上海和北京與對手競爭，同時奔赴廣州和深圳開辟市場。

　　在江南春融資7個月后的2003年12月，虞鋒得到了第一筆融資后，也追到了廣州和深圳。2004年4月，江南春第二次融資拿到1250萬美元，業務鋪向全國各大城市，5個月后，又被第二次融資1500萬美元的虞鋒追了上來。

　　2004年11月，江南春第三次融資3000萬美元，并最終于2005年7月在納斯達克上市，融資1.72億美元。此時，虞鋒又融資2000萬美元，仍在后面窮追不舍。正是在虞鋒的不斷尾追下，江南春才不得不一路狂奔，最終創造出“終極時速”。

　　在分眾和聚眾的賽跑中，資本的力量功不可沒。這也是江南春速度神話的第三個原因。同樣重要的是，江南春在第一次融資時，便欣然接受軟銀的要求，按照國際通行規則，再造了公司的管理平臺和治理結構。他把分眾的財務、人力資源、行政管理等后臺工作，全部委托給軟銀打理，尤其是財務，完全按照國際準則辦，為后面的融資和上市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好處。

　　在不斷引入風險投資的同時，江南春還充分利用了其他城市眾多企業的資源。2003年，江南春受資金限制而無暇他顧，他通過特許加盟，把分眾推向了全國近50座主要城市。2004年待資本充足后，江南春便一一收購了這些加盟企業，既沒有失去市場，也沒有錯過時間，一舉兩得。

　　10年廣告代理生涯，讓江南春認識了大批經營廣告的媒體職業經理人，他們中的很多人從江南春的手中接過大筆的廣告。在分眾高速發展而人手嚴重不足時，江南春挨個給他們打電話，“朋友們，你們還我人情的時候到了，趕緊來吧”。

　　分眾開出的期權、良好的發展勢頭，再加上對江南春多年的信任，于是一大批人才急駛援來。這個不斷匯聚的精英團隊，保證了分眾的高速發展。

　　“人的占有率就是市場占有率。只要你聚集了業內最優秀的人，這個世界便是你的。”江南春對自己的這個理念深信不疑。

　　浪漫的理性

　　2005年7月14日，江南春走出納斯達克交易所，在門口的巨大液晶屏前站定，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他擺出個高舉大拇指的造型，刻意讓同事為他拍張照片留念。

　　可這張照片根本不能反映江南春的心情。此時，他的老對手虞鋒正向他發動著空前猛烈的進攻。紐約與上海之間的12個小時的時差，讓他不得不在一個小時工作一個小時睡眠中交替轉換，一邊揉著惺松的眼睛，一邊用手機遙控國內的作戰。

　　再次融資2000萬美元的虞鋒，用一輪最猛烈的攻勢迎接了從紐約歸來的江南春。此時，他還悄悄運作著對做中高檔公寓樓里電梯海報廣告的框架媒介的收購，以扭轉被動的市場形勢，并向納斯達克加速沖刺。

　　這個消息讓江南春緊張了起來。

　　框架媒介之前曾主動找過江南春，但他當時正忙于推廣自己的賣場廣告，根本沒有精力也沒有財力旁顧。就在短短的幾個月內，框架傳媒已經收編了全國的同行，實力今非昔比。

　　此時，分眾雖然比聚眾有著明顯的市場優勢，但如果框架媒介落入了聚眾的口袋，則分眾的優勢便會瞬間化為烏有，后果不堪設想。

　　2005年10月，江南春咬牙以現金加股票共1.83億美元的代價，從虞鋒的手中搶走了框架媒介。

　　這幾乎讓虞鋒陷入了絕境。如今，分眾的業務已經形成樓宇電視、賣場電視和電梯海報三足鼎立的布局，而聚眾只有樓宇電視一項業務獨力支撐。

　　在進行慘烈戰爭的同時，另外一幕大戲也在悄悄地進行著。

　　繼續進行你死我活的競爭意味著什么，江南春、虞鋒和他們背后各自的風險投資商們都明白。在資本方的撮合下，2005年9月，兩人乘同一個航班來到香港，商討分眾并購聚眾的可能。

　　在維多利亞港灣旁的一棟寫字樓里，剛剛用手機向自己的“將領”們下達了新一波猛攻指令的江南春和虞鋒，第一次面對面坐在一起。窗外的海灣，流淌著陽光，一艘艘遠洋輪，拖著被劈開的波痕，在藍色的海面上緩緩遠去。

　　這對老冤家帶著微笑和尷尬，握手坐下，然后便不約而同地贊揚起了對手。江南春稱贊虞鋒與資本的談判能力比自己強，每次的融資代價都比自己合算；虞鋒則稱江南春對于廣告業的感覺讓自己望塵莫及，就是與國際頂級廣告機構相比，也毫不遜色……

　　相互的贊揚都是真心的。因為他們都知道，彼此能堅持到今天，都不容易。這是一種棋逢對手的惺惺相惜。這次談話持續了兩個多小時，但在最關鍵的并購價格問題上，二人的底線相差太大。彼此的戰爭只能繼續。

　　轉眼又過了兩個月，納斯達克通過了聚眾遞交的第三次招股說明書。江南春坐不住了，他明白這意味著聚眾上市也進入了倒計時。聚眾一旦上市，他們之間的競爭將永無寧日，股價也都將大受影響。攜程和E龍股價的雙雙低迷，就是先例。

　　江南春又和虞鋒坐在了一起。分眾收購聚眾，江南春最高愿意出3億美元，虞鋒的底線卻是3.5億美元，雙方僵持不下。

　　突然，虞鋒做了個深呼吸，動情地說：“一個人活著，總有夢想。親手敲響納斯達克開市的鐘聲，就是我多年的夢想。現在你卻在勸說我撕碎自己的夢想。”江南春則回答：“其實納斯達克并沒有什么鐘，那只是一個按鈕，我去按過，一點都不好玩。”

　　最后，兩個氣質浪漫，行動卻無比理性的文科生各退半步，以3.25億美元握手成交。

　　江南春夢

　　分眾聚眾之間的恩怨煙消云散了。合并后的分眾，壟斷了國內樓宇電視98%的份額。在中國最重要的70多座城市中，一線城市月收入超過3000元，二線城市超過2000元的都市主流人群，幾乎全在分眾的7萬塊液晶電視的覆蓋之下。這是一個總數多達1億的龐大人群，他們強勁的消費能力，讓3萬多個廣告客戶聚集在了分眾身邊。

　　在樓宇電視“一統天下”后，2006年初，江南春開始提出另外一個概念，那就是“打造生活圈媒體群”。

　　“對中國的廣告業，這幾乎又是顛覆性的。”江南春帶著他一貫樂觀的口吻告訴記者。按照江南春的設想，目標消費者一大早乘坐公寓電梯下樓，到寫字樓上班，在高級酒店、咖啡吧，在

　　江南春正用兩個戰略向這個目標挺進。

　　第一個戰略是“更多覆蓋”。

　　除了覆蓋寫字樓的樓宇電視和覆蓋公寓的電梯海報廣告，2005年初，江南春又投資建設賣場電視廣告。當前，江南春正在與國美、蘇寧等幾大家電零售巨頭洽談合作，建設家電銷售的廣告網絡，其商業思路與賣場廣告如出一轍，目的還是“更多覆蓋”。

　　另外一個戰略則是“更多細分”。

　　目前，在寫字樓外，分眾的液晶電視還覆蓋著全國1000家

　　在這兩種戰略思路的指引下，江南春又發現了一個巨大的金礦，那就是手機廣告。目前，分眾已經宣布全面進軍手機廣告市場。

　　中國已有4億手機用戶，這首先很符合“更多覆蓋”的要求。其次，每部手機的背后，都對應著一個綜合的數據庫，能對其主人進行“更多細分”——手機的款式、通話頻率、國內外漫游次數、是否手機上網以及喜歡登陸哪些網站等，這些信息都能讓分眾對手機的主人進行細分，然后有的放矢投其所好。最讓人興奮的是，這些手機每時每刻都伴隨在主人身邊，而且不需要分眾掏一分錢。

　　說到這里，江南春突然煥發了詩人的激情。

　　“2000年時，白花花的尸體漂滿了互聯網的海岸。誰能想到，幾年后，這里便擺滿了首富們的桂冠。”

　　“手機廣告也是這樣。我們已經花了整整1年的時間和大筆資金，把手機廣告市場的運作模式研究透徹，那就是——”

　　說到這里，江南春戛然而止：“哦，對不起。具體的思路現在還不方便透露。”

　　頓時，那個校園詩人不見了，一個精明謹慎的上海商人，又坐在了我們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