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財富的背影

　　文/雷曉宇

　　老蘇州人有兩句俗話：“半潘”和“一條河一條街”。

　　“半潘”是指老蘇州的兩個潘姓世家—富潘和貴潘。富潘在鼎盛時期曾經擁有蘇州觀前街的大部分商號：元大昌酒店、稻香村糕點、黃天源糕團、文昌眼鏡店……生意甚至做到

了天津、北京和鄭州，北京的老綢緞莊“瑞蚨祥”就是潘家的重要產業。貴潘是蘇州的科舉世家，自乾隆年間，科舉成名做大官的就沒有斷過，最有名的是乾隆年間的狀元潘世恩和他的孫子潘祖蔭，曾經官拜尚書。這一商一官兩個潘家，“占了半個蘇州城”，可見勢力之大。

　　所謂“一條河一條街”，這是說蘇州獨特的城市格局。官太尉河在城中曲折而過，所有的街道都依河而建，有河道的地方，必有一條街道。街道都是青石板的小路，不寬，恰好能容一輛馬車通行。

　　富潘的祖宅禮耕堂坐落在平江路衛道觀前，恰好毗鄰官太尉河。故事就從這座房子和這個家族講起。

　　老潘的遺物

　　富潘的十九代傳人潘志強是個印刷廠的老板，他打開一個大塑料袋，里面是他的父親、第十八代傳人潘惟德的遺物：一套家譜、幾個舊筆記本、一些剪報、信件和照片。

　　2005年1月，77歲的退休會計潘惟德患病去世，這個時候，他苦心整理了四年的潘氏家譜還沒有最后完成。兒子潘志強是開印刷廠的，他把父親整理的家譜排版印刷了60套出來，每套都是厚厚5本。他承認自己沒有好好看過，只不過父親交代的事情，自己必須做完：“他的東西太多太多了，亂七八糟的，我理起來沒個頭緒的�！�

　　這些家譜主要是記載潘氏家族的成員名單和流變，并沒有提到富潘的起源和家族生意規模。蘇州市政府地方志辦公室的張學群正在研究蘇州地方名門望族的歷史，他看過潘氏家譜之后說：“從家譜上看不出潘家有多么富有。過去的生意人都不張揚，他們從窮到富、怎么富起來的，外人都不得而知。那時候要掙錢都要好幾代人的努力，不像現在，可能幾個月就富了。”

　　潘志強說，父親曾經告訴他，明朝時候，潘家兩個兄弟一起從安徽來蘇州闖蕩，最開始是在蘇州齊門外，后來慢慢站穩腳跟，越做越大。史料里面記載，潘家是靠做國際貿易起家的，他們把吳地的絲綢和茶葉拿到印度西域去賣，換回金礦石和香料，回來一轉手，慢慢發了財。不過，這是很辛苦的營生。有一次，潘家和結拜兄弟一起出門辦貨，遇上西域強盜，兄弟為此送了性命�；貋碇�后，潘家祖宗立下兩個規矩：一，家里每年供奉兄弟靈位，兩家世代結親；二，必須在局勢穩定的內地開辦實業，方為長久之計。

　　潘家實業里面，代表性的就是北京瑞蚨祥綢緞莊。蘇州雖然是絲綢重地，但是京城居不易，一開始也是慘淡經營。到了第十一代，潘家出了一個大宅門里面“白景琦白七爺”式的人物，他叫潘文起，18歲執掌家務，在北京、天津、鄭州各地奔走�？滴跄觊g，有一次他在北京的茶館偶然認識了康熙的十七子胤禮，這位皇子無意中提起，皇太后身體不行了，駕崩就是這幾日內的事。這觸動了潘文起敏銳的商業觸覺，他馬上動身回蘇州購進大量的黑布白紗，在接下來的國喪中大派用場，這可能是潘家生意的轉折點——戲劇性地站穩了腳跟。做生意很多時候也是在偶然中求生存。

　　潘惟德可能趕上了家族盛世的一個尾巴。他經常跟兒子這么講：“當年花錢的那個高興勁……”潘志強小時候聽父親講，家里有一次重新粉刷，工匠從屋梁里面找到一條金子雕的龍。這個可能有演繹的成分，不足為信，但是潘志強親眼見到的有兩件事情。一個是文革時候上交家產，家里為了避嫌，用修房子挑石頭的那種大籮筐，燒掉整整5筐字畫�！爱敃r我7、8歲，還覺得好玩，都很起勁地往里扔�！痹僖粋�是文革的時候維修老房子，工匠推倒一面老墻，沒想到墻里面全部是銅錢，“稀里嘩啦地倒下來，全是錢，怎么也有好幾百斤吧�！�

　　這樣的家世可能對潘惟德影響比較大。一方面，他一輩子都是一個花錢大手大腳的人，從來不知道什么叫做儉省——電視機就有三臺，一臺看新聞，一臺聽京戲，還有一臺閑放著。另一方面，家族過于輝煌的歷史使他形成了很深的家族情結。他把自己的退休金全都花在修家譜上，還曾經想寫一個電視劇本。兒子說：“他對祖宗的那種感情我無法引用、無法理解。他，太多在乎了。”

　　他有一本紅色塑料封面的筆記本，里面記錄了他生前的一些零星片語，比如“青春荒唐”、“有一顆被歷史扭曲的心靈，天生散漫蓋疏狂，紈绔子弟”。在1995年67歲生日的時候，他寫道：“今年已是在這個城市度過了67個春秋了，按人生說起來已經是末日途窮了，在生命即將結束之時，回看以前，感慨萬千，自己不禁要拍額稱幸，我也活得越來越瀟灑了，當初政治上沒有被迫害，生病也沒有病死，生活再苦也沒有窮死，勞動再重也沒有累死，大概祖宗有靈。”

　　潘惟德一生坎坷，回憶家族的光榮也許是他惟一的寄托。

　　徽州人在蘇州

　　潘家是徽商，明清時候經浙江杭州到達蘇州。蘇州地方專家徐剛毅說：“蘇州明清鼎盛時期，徽商大約有40萬人，近郊一條十里長街上，全部都是徽商的商戶。全國的行業會所和各地會館，除了北京就數蘇州最多，大概有200多個�！�

　　蘇州人尚文，徽州人尚武，徽州人在蘇州的地域融合和文化互動其實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唐力行一直從事徽州文化的研究，他的研究中就說：“徽州人在蘇州經商，以儒商自居，講究以義取利，但是難免良莠不齊，不免有刻薄和欺詐的行為，引起蘇州人反感�！痹谔K州，士文化是社會輿論的中心，徽商到達蘇州，在這個傳統士文化占上風的江南城市，要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就必須要讀書做官，必須要有文化，必須有一個價值觀念上的轉向。

　　潘惟德在回憶文章里面寫到，潘家在事業有成之后，非常注重“財”與“勢”的階級聯姻，“自清代中葉以后，就很少看到和商家聯姻的了”。當時潘家人花錢捐了一個四品官，努力向書香門第靠攏，而且結下的親家也都是狀元讀書人，或者官家。潘惟德自己的母親也是上海大家族之后，“當年陪嫁就有一箱子珠寶�！�

　　潘家祖宅禮耕堂的一些建筑細節就能夠說明這一點。禮耕堂的正廳是接待貴賓和官員用的，房梁上掛著著名書法家梁同書寫的匾，大梁被雕刻成12個烏紗帽的形狀，讓人感覺坐在室內一抬頭就好像戴了官帽一樣，所以這個正廳又叫紗帽廳。在進門兩邊的柱子上刻著一副對聯：心術求無愧于天地，言行留好樣于兒孫。而禮耕堂這個名字的由來正是潘家的家訓：詩禮繼世，耕讀傳家。

　　一個商業家族會有這樣的家訓，可見當時“儒商”是極其受推崇的。不過，有意思的是，在禮耕堂大宅的里面，一個磚雕門樓上還是雕刻著一對鎖樣花紋——是“鎖財”之意。“中國古代向來富官不分家，要富還是要官？蘇州人的觀念是，有官必有富，要富必有官，只有做官才能夠保證家族財產的穩定。”張學群說。

　　吳文化學者徐剛毅說：“家族的淵源力量對于蘇州這個城市很關鍵。一個家族連續出幾個狀元，多得不得了。文化的傳承，家族因素很重要。做生意也是這樣子，很多的蘇州商人，都是外地過來的，落腳以后把財富留在蘇州，同時又叫下一代讀書科舉，或者做生意。”

　　張學群則說，當時蘇州的商人家庭都是讓大兒子讀書科舉，只留一個小兒子學做生意，以防止大兒子不長進考不上功名，是留條后路的意思。蘇州這個城市，向來文名重于商名，一是因為商人比較低調，二是因為重儒輕商的傳統。

　　為什么蘇州會形成重儒輕商的傳統？張學群分析說，有三個原因。

　　一是地域傳統。北方人有錢發達以后，第一個想到的事情是搞排場、修祖墓，但南方人有錢之后第一個想到的事情是刻書。江南人認為，功名利祿不過是一生，文章才是經國大事，千百年以后，全國人、所有的子孫都能看到我的文字，這才是最牛的事情。所以蘇州的有錢人里面，藏書刻書之風很盛，因為藏書搞到家族破敗的也不少，后來甚至形成了“藏書比富”的風氣。總之，只有讀書做官才是正途，而捐官則是被人看不起的，一味從商茍且就更不上臺面了。所以像潘家雖然有錢，也必須出錢先捐下一個四品官來，才好說話。

　　二是國家制度的鼓勵。在漢朝和南北朝的時候，國家推行的是封建門閥制度，就是說，哪怕一個一歲的小孩，只要出生在所謂“世家”，他也是貴族。到了唐朝武則天時期，打擊門閥大家，推行科舉制度，所謂“天下英雄盡入甕”。十年寒窗無人笑，一舉成名天下聞，這種文化熏陶下，讀書好就可以做世家，沒人能夠逃出這個牢籠。

　　三是蘇州歷來經濟條件比較好，又沒有受過什么大的災荒。唐宋之后，全國經濟中心轉移到南方，明清時期，更有資本主義萌芽。富裕的環境使得很多家庭有條件請個老師來家里，教小孩念書。

　　這種重儒輕商的傳統觀念直到甲午戰爭之后才有所松動。《馬關條約》開放蘇州，經歷了戰爭的洗禮，面臨日本人的挑戰，蘇州人才了解到非學洋文不可，必須講究實用的技術，科舉并不是惟一的道路。

　　“當時有個陸家兩兄弟，哥哥考上了翰林，弟弟是中學校長，可是兩人都放棄了，跑到日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