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彭年：我只雪中送炭

　　本報記者 趙冠軍

　　2006年3月3日，深圳彭年酒店旋轉餐廳。記者與余彭年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

　　按照工作人員的介紹，這位年過80、身價30億、去年以7500萬元的捐贈榮登公益時報年度慈善榜榜眼的老人平時都在食堂吃飯，有了客人才到旋轉餐廳來。

　　彭年酒店的職工食堂有余彭年的專門座位，但他一天三餐吃的多是簡單的素菜和湯。食堂的墻上，有他的親筆字：反對浪費、寧可多盛一次。

　　在豪華的旋轉餐廳里，余彭年心態平和地吃下了一碗奶、一碗面條和一碗青菜湯。當湖南人最愛吃的那碟辣醬被端走的時候，幾顆汗珠已然從這個著名慈善家的臉上滴落。

　　窗外，是繁華特區的璀璨夜景。

　　記者卻無心去消受這賞心悅目的

　　關于余彭年，還有多少鮮為人知的故事需要我們延續著時代的脈搏去悉心探尋？

　　大小事務親力親為

　　慈善話題尚未展開，酒店一位工作人員就帶著“突發事件”把記者引入了余彭年老人的另外一個世界。

　　原來，幾分鐘以前，一位消費者把一個價值不菲的手提包放在旋轉餐廳的地燈上，燈光散發的熱量把提包燒壞了。這位顧客向酒店提出索賠。

　　余老給工作人員傳授了一套秘密處理方法。

　　十分鐘后，工作人員回來說，剛才的處理方案行不通。而且，顧客宣稱再不給予答復，馬上就聯系電視臺和報社的記者。

　　余老似乎沒有思索，又告訴了工作人員第二套處理方法。

　　此后，酒店的工作人員便沒有再過來請示、請教。

　　這件事情是如何處理的？余老避而不談。但記者看出，老人在酒店尚且事必躬親。

　　記者怎么也不會想到，一個五星級酒店的老板，一位年近80的老人，尚且還要搭理這些瑣碎事務。

　　　幾年前，余彭年被確診患上了糖尿病。每天早晨，他都要往自己的皮膚上注射胰島素，由于年事漸高，身體越來越差，除了每天要打兩次針外，他從早到晚還要服7次藥。

　　讓孫子彭志兵更加擔心的是，83歲的老爺子每天還在超負荷地工作。“他的工作要從早上七點到第二天凌晨一兩點，酒店事情多時，他要工作到四點多。”

　　余彭年現在是彭年酒店的董事長兼總經理和九個部門的經理，不僅如此，他還要管理自己的其它產業。而幾乎每一件事，他都是親力親為，甚至連酒店寫字樓改造的設計圖，他也是自己一筆一劃地完成。

　　余彭年的親力親為在酒店中是出了名的。

　　1996年彭年廣場、彭年酒店建設之初，余彭年即親自披掛上陣。“連房間都是老板自己設計的。” 一位酒店員工說。

　　2002年，在希爾頓酒店和彭年酒店合作管理的簽字儀式上，美國希爾頓酒店亞太區副總裁西蒙·鮑爾做了如下的致詞：“彭年酒店在希爾頓酒店接管前，已經是一家眾所周知擁有一流設施最成功的豪華五星級酒店，彭年酒店從開業以來在既沒有總經理的領導，也沒有管理公司管理的情況下，由年近八旬的余董事長親自掛帥，凡事親力親為，克服了重重困難，帶領酒店全體員工達到一流酒店的水準，我感到是一個奇跡。”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余彭年除了身兼酒店的董事長及總經理兩職外，至今酒店“所有部門都沒有一把手，都是老板兼任”。

　　在每周一至周六早上，余彭年都要召開各部門會議，在晚上，余彭年工作到凌晨兩三點更是“常事”。

　　曾拿妙筆著文章

　　根據湖南長沙市五一廣場地下通道內的紀念碑上余彭年1988年8月親筆撰寫的碑文，其父為彭麟閣，母親肖氏，均為湖南省漣源市人，于1952年前后病逝。其父從小在漣源縣藍天鎮經商數十年，歷經折磨災難，在軍閥混戰期，身遭槍擊，險些喪身。1912年，漣源又遭水災，“全家八口及房屋財產全被沖跑，兄姐六人一齊落難。”水災過后，在父老鄉親的關懷照顧下，彭家得以重建家園，“繼續從事小本經營”。

　　余彭年大學未畢業便在長沙等地從事小本生意。“什么生意都做。”余彭年的小兒子彭亞凡回憶。不過余彭年早期這段東奔西走的從商經歷似乎并不順利。1981年，余彭年曾書法一幅回憶這段時間：“商場如戰場，由北到南，由東到西，敗當陽，奔夏口，失新雅，走樊城，無容身之地。”

　　1949年，余彭年輾轉來到上海，從一張1953年拍攝于上海的照片中看，此時的余彭年西裝革履，風度翩翩，可謂意氣風發、器宇不凡。

　　1954年冬，余彭年遭遇人生的第一個重大挫折。因為被人誣告“有海外關系”，他于上海被抓，罪名為“逃亡地主”。

　　“父親一下子一無所有，所有的積累全空了。”彭亞凡說。

　　服刑期間，余彭年因“表現好”和“有文化”，被安排拆閱犯人的外來書信，并加以歸類、分發。這個工作讓余彭年幾乎悟透人性。“每一個犯人入獄，都差不多重復一樣的經歷：開始時，戀人來信，海誓山盟；夫妻來信，義重云天；朋友來信，兩肋插刀；父母來信，飲血規勸。可是幾度春秋，物轉星移。戀人反目，朋友檢舉，妻子變心。后悔信、離婚信、揭發信，雪片飛來。”

　　三年勞教刑期屆滿之前的兩個月，余彭年的“逃亡地主”罪名查證不實，立刻獲釋。余彭年并沒有選擇回湖南。

　　1958年，在朋友的幫助下，時年30歲的余彭年拋妻別子，“經過幾番苦斗”，經澳門偷渡至香港。

　　余彭年一生經歷豐富，上世紀80年代初還擔任過長沙《晚晚報》的特約記者。《晚晚報》是抗戰前長沙最風行的小報，創辦于1931年4月，該報主張堅決抗日，敢于揭露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斗爭，以消息靈通，敢于直言而深受讀者歡迎，曾經5次被國民黨政府勒令停刊。該報也發表過反共言論和消息，刊登過低級趣味的作品。1949年9月1日與《實踐報》合并為《大眾晚報》。

　　余彭年顯然對自己曾經做過記者的經歷十分自豪，“我的文筆很好的。”他頗為得意地拿出1982年1月1日寫的一篇《從一個無色彩的立場看國共和談》給記者看。

　　在這篇文章中，余彭年建議：“國共雙方絕對以平等地位，進行和談，為創造和談氣氛，共同為和平統一之愿望。”

　　好事難做，善門難開

　　從餐廳回到余彭年的辦公室，他講述了自己的一些經歷，盡管這些也許已經不是什么神秘故事，但今天聽來，依然能夠反射出人生的沉重。

　　“好事難做、善門難開，我們做好事遇到了不少的困難和不可想象的麻煩，甚至花錢、吃力不討好。”

　　本來舍財行善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現在又加上社會上的種種阻力，可是余彭年對慈善事業還是癡心不改。是什么原因，促使這位83歲高齡的老人行善不止？他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我們來了解一下余彭年的個人經歷。

　　余彭年，原名彭立珊，1922年出生于湖南漣源藍田鎮。在很多人眼中，余彭年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早年在上海拉過黃包車、擺過地攤，經歷坎坷，1958年，他輾轉來到香港，并改名余彭年。數十年后，當余彭年重新回到故鄉時，已經是擁有幾十億資產的企業家。他經營著酒店、寫字樓、房地產并且資產遍布香港、臺灣和海外。

　　從一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成為億萬富翁，外界對于余彭年的發家有著各種各樣的說法。其中傳得最盛的就是，余彭年的暴富是和李小龍有關。據外界傳言，1973年李小龍在香港猝然離世時，留下了一幢1000平米的

　　而外界的傳言，余彭年當時花100萬廉價購買了李小龍的房子，而后香港

　　對外界的這些傳言和說法，余彭年都不置可否。但在那本關于他個人的畫冊里，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句話，他說，“僑胞捐贈的錢來之不易，每一塊錢都凝結了血汗，包含著辛酸。”采訪中，老人也多次講到他當年創業的艱辛。

　　余彭年說：“現在的打工者比我那時候好得多，他們有空調，到我的酒店打工很舒服，穿的吃的都好，我們那個時侯一個面包一杯開水就是一餐了。

　　“湖南人不懂廣東話又沒有背景、沒有親戚，找一個工作不容易，我們當時打工一百塊錢一個月。”

　　　在香港，余彭年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清潔工，為了維持生計，他每天起早貪黑。在擁擠破舊的出租屋里，他開始了自己流寓海外的生活。

　　雖然，余彭年沒有直接否認那段發家傳奇，但從他的講述里可以感受到，他的那段經歷并不是一夜暴富的傳奇，而是一段充滿了血汗的個人創業史。按照常人的理解，年輕的時候吃過這么多苦頭，現在該到了安享晚年的時候了。那么，現在的余彭年過的是什么樣的生活呢？

　　從孑然一身，流落香港，到坐擁30億元身家，余彭年用了30多年時間。但是，如今的余彭年卻沒有坐享其成，“如果好事做得開心，比做生意賺錢更加重要，我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我想做個好人。”余彭年老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