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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炳輝 來源：中國經營報
狹小的臨時會議室里，朱裕倫不動聲色地向外拉了一下桌子，為記者的雙腿騰出更大的空間。
“我出生在一個貧困家庭，屬于典型的香港第二代，一切都需要自己去奮斗。”朱
裕倫面帶微笑，平靜而優雅地開始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
從商之前：“熱血”青年
家庭貧困、學習刻苦、考上大學、成績優異、勤工儉學、學生會干部、“認中觀社”、做教師——這是朱裕倫從商之前的人生關鍵詞，這些看似十分簡單，但對朱裕倫后來的事業生涯，卻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礎。
朱裕倫的父親是浙江無錫人，祖輩都是種田人。在父親7歲那年，祖父就去世了。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父親迫于生計，十幾歲時只身前往上海做鑄造學徒工，生活依舊貧苦。1942年，朱裕倫的父親來到了香港繼續做鑄造工，后與祖籍廣東順德的母親相識并結婚。1950年，長子朱裕倫出生。
“對于事業，我基本上沒有任何家庭背景，屬于典型的香港第二代，一切都需要自己去奮斗。”朱裕倫并不忌諱談及自己的家庭和少年時代，“雖然家庭貧困，但我們都很快樂，我應該感謝父母，他們讓我們兄弟五人知道人活著需要勤奮刻苦。”
通過勤奮學習，1970年朱裕倫考上了香港大學，讀物理學專業，成為一名理工科大學生。不能和有錢人家的孩子相比，朱裕倫只能靠著獎學金、貸款和勤工儉學完成大學學業。雖然，朱裕倫的專業和后來的事業沒有任何關系，但大學期間“認中觀社”的經歷，卻開拓了他的視野，成為其后來進入會展業不可或缺的一個因素。
朱裕倫讀大學的時候，大陸正是‘四人幫’肆虐時期。“在香港也是有一些影響的，我參加了‘認中觀社’(認識中國，觀察社會)，隨團到大陸進行參觀學習，那些大煉鋼、赤腳醫生等現象給我們的觸動很深。當時，我們認為社會就應該是這樣的。在那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產生從商的心理，因為從商就是右派。”朱裕倫告訴記者，到內地參觀一共有兩次，第二次的時候，他已經是參觀學習團的團長了。
“我們很想為祖國的繁榮昌盛，貢獻自己的力量，但那種情況下很難有用武之力，我有幾個同學甚至主動去了車間做最底層工人。”朱裕倫說起往事，似乎帶有一絲遺憾。“我自己也受當時思潮的影響，多讀了一年的教育學，畢業后當了一名教師。”
不過，那個時代很快就過去了。一切都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從商之后：“完美”商人
1976年，“四人幫”團伙被粉碎。“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沖擊，一下子我們好像看到了光明，但路在何方又不夠明確。”1978年的元旦，朱裕倫走下講臺，和其他四個朋友湊了5萬港元成立了雅式業務促進中心。
“最初的業務，跟展覽的關系并不是很大。主要是為外商翻譯一些產品目錄，為一些錄像、幻燈片配音。再后來給《上海文匯報》拉廣告，與內地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最后，我們發現可以通過某種形式為內地和國外搭建一個橋梁，舉辦展會成為我們最好的選擇。”朱裕倫的會展生涯，從此拉開帷幕。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對一直關心內地發展的朱裕倫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鼓舞，他立刻開始著手在內地舉辦展覽會。聰明的朱裕倫開始對政府部門進行攻關，拿到企業采購清單，然后再拿著這些采購清單去聯系國外的公司。“改革開放初期，內地一些企業的生產線需要改進，我們在他們和國外企業之間搭一個橋梁。”
“1980年的‘中國機床展’是我們在內地舉辦的第一個展會，當時只有幾十個展位，規模很小，有的參展企業代表甚至穿的短褲和拖鞋。晚宴也很簡單，客戶坐的都是長條凳。現在看看十分可笑，可當時的情況就是如此。”朱裕倫對往事的細節記憶十分清楚。雖然，賺錢不多，但積累了不少資源，等到市場開放程度提高之后，朱裕倫的夢想逐漸趨向現實。
同年，雅式在《華爾街日報》組織了3個中國產品專集，介紹中國的企業，在海外產生極大的影響。第二年，和香港的《文匯報》在廣州共同舉辦了包裝展。1985年雅式在上海舉辦了紡織工業展，1986年在北京舉辦了汽車展。1984年和1986年雅式分別出版了兩本英文版的《中國貿易手冊》，主要介紹中國的改革開放、外貿體系并告訴外商如何在中國內地做生意。此時，雅式為內地和海外搭建的橋梁初具雛形。
隨后20年的時間，伴隨著大陸改革開放進程，雅式的腳步顯得極為快速而穩健。目前，朱裕倫主辦的知名展會已經超過20個，而當初的雅式業務粗頸中心也早已成為集團公司，涉足展覽服務、平面媒體、網絡媒體等多個行業。朱裕倫最初搭建橋梁的夢想，終成現實。
“現在人們說中國會展行業20年歷史，一般都是從北京國際展覽中心興建完成劃分的，其實，我們從1980年就已經開始在大陸舉辦展覽。”朱裕倫談及自己會展生涯顯得自信。
處世哲學：舍得、鏡子
對于事業，朱裕倫憑借自己敏銳的政治眼光，像一個布局者穩扎穩打，最終實現自己的理想。對于家庭，他似乎也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就像一個哲學家一樣。在整個聊天式的采訪過程中，提到自己家庭的時候，他的臉上立刻洋溢起幸福。
他講述了一個教育女兒的故事，讓人唏噓不已。
“一塊大石頭重？還是一杯水重？”朱裕倫問記者問題的時候，記者不能明白他的意思。
“當我問我女兒這個問題的時候，她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告訴她，人要懂得舍得，懂得放棄。對于自己有用的東西，才是重要的，比如這一杯水。”朱裕倫道出答案，“當鄰居知道我這樣教育孩子的時候，他們很驚奇，疑惑朱裕倫怎么能這樣做？”其實，朱裕倫的成功恰恰正在于此。
在自己已經運作很好的展覽會項目上，假如其他企業搶了去或被有關部門停止了，他都能坦然接受。“我原本就是一個窮孩子，現在得到這些，要有感激之情。我們也需要換位思考，別的企業拿去做，說不定會比我做的好，被有關部門停止掉，那也應該是有理由的，要站在他們的角度上去想問題。”朱裕倫說到此處，極為坦然，“一個美國人，整天躺在沙灘上曬太陽，什么也不干。別人問他，為什么不趕緊去干活，這樣不浪費時間嗎？那美國人說，人活著就是往死路上前進，為什么不走得慢一點呢，好好享受路邊的風景呢？”
而對于和同事、朋友、親人之間的關系，同樣是一樣的。每個人都是一面鏡子，我是別人的鏡子，別人也是我的鏡子。看到別人的時候，也會看到自己，所以要學會換位思考。這樣，同事之間就容易相處。“父母也是一面鏡子，做好了自己，就是為子女提供了一個好的榜樣，他會在鏡子里面學到自己應該如何去做。”朱裕倫就像一位哲學家，也像一位禪宗大師，很具有講故事的能力。
人物志
1950年出生于香港一個貧困家庭，通過勤工儉學，1973年畢業于香港大學理學院。后又于1984年取得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1978年元旦，和其他4個伙伴創辦了自己的公司——香港雅式業務促進中心。
1980年，朱裕倫開始在內地舉辦展覽，后來這一中心發展成香港雅式展覽服務有限公司，涉足展覽服務、平面媒體、網絡媒體等行業。現在，該公司每年舉辦的知名展覽數量達20多個。
2002年當選為香港展覽會議業協會會長，至今已連任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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