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動了一場涉及7千萬中小股民的“起義”的中國政治小說暢銷書作家，究竟是怎樣一個作家？怎樣一個人？
文/本刊記者 丁偉
早晨從中午開始。周梅森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上網看股市情況，處理自己的股票，下
午寫小說，這是他的老本行，晚上則作為制片人盯《我本英雄》的拍攝進度。
2005年11月，因發了三封公開信并對金豐的股改方案投反對票，作家周梅森一下子在財經界名聲大噪。眾多中小股民稱他為“劍客”，某部門被主管罵“連一個周梅森都搞不定”，他覺得更像一樁“行為藝術”。但PK還沒結束，如果金豐不起碼10送3.8股，“哥們兒，咱們還得接著練啊！”
做投資周梅森每天關注面很廣，從宏觀經濟到海外市場，從期貨到股票，思路手段堪比專業人士。最近一個月云鋁股份(000807)暴漲，身為十大流通股股東的他像每個賺了錢的商人一樣喜笑顏開。不過，如果股改方案不合理，“下一回合我們在云鋁上見！”他自信地說，“我逮住它大股東違規持股的把柄了。”
從事寫作二十余年，周梅森寫了大量官場、體制、反腐敗等政治暢銷小說，希望像法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一樣記錄這個急劇變革的時代。但“我不是哪一個階層的代言人”，不是因為虧了錢才卷入股改事件，也不是7000萬股民的救世主，只是“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他對來訪的《中國企業家》說，“不要把我當成經濟人物，我只是有效地改變了自己的經濟地位并且掌握了話語權的人。”
一個“感謝時代”的人
看上去周梅森不像一個傳統的作家，他反問道，“誰規定作家就不能炒股？誰規定投資者受了不平等的待遇就不能說？……這個世界已經不純粹了。相對于急劇變化的時代呈現出的劇烈、深刻的矛盾來說，和現實貼得很近、在生活中卷得很深的作家比較少，我們作家的聲音太微弱了，幾乎被淹沒了，而且文學幾乎被邊緣化了！”
文學當然早已變了，作家下海不再新鮮，比如張賢亮經營西北、海巖管理酒店等，但周梅森提醒說，很多作家下了海就不“上岸”了，也有一部分人并沒當成企業家，“我沒看到哪一個作家經商回來以后，寫出關于財經政經很有影響力的作品。”
假設30年前的作家想介入生活，想把自己的作品影視化、產業化，參加這場資本的游戲，時代和生活能給他們機會嗎？而當機會出現了，周梅森除了對文學執著的熱愛和追求，總是禁不住誘惑，投身一搏。
出身煤礦工人，周梅森14歲就下煤礦，從1983年開始寫作，就非常欣賞法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群，也受他們影響最大。“我的目標就是做一個巴爾扎克式的作家。”他讓朋友畫了一幅巴爾扎克的炭筆素描，他記得，巴爾扎克曾經在拿破侖的畫像上寫了一句話：你以劍征服世界，我以筆征服世界。
他也深深認為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和法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所處的那個時代有很多相似之處：一切都在變化，新興的資產階級取代了封建貴族那套玩意兒；時代給了他們參與經濟和政治的機會——雨果一生歷盡風波，左拉發出了著名的“我控訴”，巴爾扎克從走上文壇那天起就不斷做生意……文學外的生活也都豐富了大師們的創作。
不過，直到1995年第一部政治小說《人間正道》，周梅森上世紀90年代以前的作品都是歷史題材，寫礦難如《黑墳》、戰爭如《軍歌》、民國如《英雄出世》等，“那十年我基本上對當代生活不關心，如果用純粹兩個字，那時候比較純粹，把文學看得很神圣，追求藝術的永恒，離現實生活非常遠。”他當年寫的十本書加在一起發行量也沒超過5萬冊，現在他每本書都不低于15萬冊。
一邊“下海”一邊寫作
文學之所以邊緣化，周梅森認為，過去文學承擔了太多社會責任，而今新聞、理論、經濟以及互聯網其實比文學走得遠，“文學有沒有那種可能性，追上時代的步伐，重新給人民以啟迪、震撼和熏陶？”
周梅森下海后，做過房地產、運輸、商貿等，1994年涉足股市，是江蘇省最早的10個大戶之一。以前他不寫當代生活，現在積累了很多經驗，“經濟領域見的全是老板、爾虞我詐、大小騙局，完全靠你的生存能力。”他適應的過程也是對時代感知的過程，“這些東西返回來又會變成新的生活經驗，進入我的新作品。”后來作家陳建功說，周梅森在商海里也是磕磕碰碰，才寫出了《絕對權力》等反映改革的作品。
當時周梅森最不熟悉的一塊是“政權怎么運轉的，高官們在想什么干什么”，1995年，他作為作家體驗生活，到徐州市人民政府掛職當副秘書長，大開眼界，對官場有了相當的了解，也認識了很多朋友，“從鄉鎮、區縣到省長、市委書記，不少能跟我說真心話，能和我喝酒胡說八道的，這樣才對他們的心態有很好的把握。”
現實生活如此豐富，周梅森也參與了創造，“我的文章一方面是寫在書里，一方面是寫在大地上，寫在中國經濟證券改革的大地上，這是我與一般作家不同的地方，我敢把勞動所得、身家性命，與中國改革的命運押在一起。”
從“大地”再回到文學，周梅森掀起了第二個創作高峰：受家鄉修路事件觸動，他寫了《人間正道》，沒想到引發了一場“對號入座”風波。這使他意識到題材敏感，要站在國家和民族的宏觀角度上觀察。之后的《天下財富》、《中國制造》、《至高利益》、《絕對權力》等，涉及反腐敗、大規模經濟建設、股份制改造、股市風云、各色人物的崛起與沉淪等，他力求寫一個“大中國”的故事。
如果有人說《國家公訴》寫了焦作大火，《我主沉浮》寫了仰融，《我本英雄》寫了鐵本事件，那周梅森堅決予以否認。“我綜合大量的類似的問題，進行藝術化的、虛構的創作，千萬別把文學當成真事！”他還謝絕了給一些政壇明星、公共事件寫傳記。“我也有可能再寫歷史小說，或繼續寫當代小說，反正感動我、震撼我的，我就寫。”
作家對時代更敏感，對作品的評價也很敏感，但周梅森不在乎，“我是個來不及回顧的人，從來不思考青史留名，別人說什么概不影響我的事業、情緒、選擇和追求，我覺得能做到我這個境界就相對心靈自由、行動自由了……”
香港財經小說家梁鳳儀也下海成功，擁有上市公司，她自稱“九流作家，一流商人”。周梅森則說自己是“一流作家，三流商人”：“在文學界提起周梅森響當當的，在經濟界我狗屁不是，比我賺錢多的人多的是。但我是自己當家做主，不受資本家壓迫，我的性格就是寧做雞頭不做鳳尾，永遠做自己命運的主人。”
發動了一場“股民起義”
在自己投資拍攝的劇里沒演過任何角色，周梅森卻在中國歷史性的股權分置改革中主演了一回堂吉訶德。作為一個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覺得有責任為股民說話。股海沉浮10年來，股改也使他重新認識了資本市場。
90年代初上海股市開張不久后，周梅森就和作家蘇童、矯健、沈喬生等投身其中。1997年，他寫《天下財富》，采訪中國證監會、香港聯交所等，熱情謳歌使融資者和投資者雙贏的資本市場，而且號召人們：把工資、稿費投入股市吧，一起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
沒學文學理論就當了作家，周梅森炒股也是自己學習，諸如基本面、政策面、國際期貨市場、銀行間拆借等。他不到大戶室，就在家上網看盤，不聽內幕消息，不迷信K線圖，不買虧損股和ST。他買過三四十只股票，賺過大錢，T+0的時候炒深寶安，也虧過錢，但沒踩過銀廣廈、藍田、德隆等地雷。
后來，周梅森信奉巴菲特的長期投資理念，將投資分散在三部分：上海房地產、資源性行業以及海外市場。他從2002年6月起買入金豐投資，卻成了典型的“炒股炒成了股東”，以70多萬股成為第一大流通股股東，但股價從13元跌到4元，他虧損過百萬。
有人說周梅森是成功的作家不是成功的投資者，但看了云鋁的業績——主營業務增長90%，每股盈利將為1.4元，每年分紅3元，“哪找這種股票去？”
但這兩只股票再優秀，周梅森也在股改方案上與它們較起了真。起初他和大家一樣認為股改將是一個歷史性的機遇，真正帶來一個價值理性的市場，但最終發現，“股改已經違背了初衷，成了大股東對流通股東新的掠奪……”2005年11月5日，周梅森向《大眾證券》投稿《致全國中小流通股東的公開信》，對金豐股改方案10送3.5股說“不”。之后兩周，他又接連發表了《致非流通大股東并國資管理部門的公開信》、《致管理層并證券決策部門的公開信》。
一石激起千層浪，周梅森成了股改大戲中的風云人物，被形容為“一個名人殺掉一家上市公司”，“發動了一場股民起義”，“我憤怒”的吼聲代表了眾多中小股民的心聲。他以文學化的語言寫道：“從來就沒有救世主，您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上，站出來，對所有侵權方案投反對票！”
11月28日，流通股股東擠滿了金豐投資的投票現場，周梅森委托他人投反對票，他則逛商場——他在南京最大的小區里一幢二百多平方米的房子正待裝修。繼清華同方、科達機電之后，金豐投資成為股改啟動以來第三家被否決的公司。春節后，周梅森仍對金豐虎視眈眈，“最好一步到位10送4，人民就會擁護你了，我就給你往好的方面說，皆大歡喜。它如果不讓步，我可以再殺它一次！100萬股(已增持)就是砸到泥里去，我眼睛都不眨一下，我就有這種冒險精神！”
作為影視投資人，周梅森曾經說自己是一“奸商”。作為作家，他現在在證券界的名氣比在文學界還要大。而作為股市投資者，“如果周梅森能寫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意義在于，我在中國經濟界喚醒了普通投資者的維權意識，我還喚醒了他們的公民意識，每個人手上的一塊錢應該是等價的，不含權力的因素。”
周梅森簡歷
1956年出生，專業作家，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聯全委
著有小說集《沉淪的土地》、《國殤》、《大捷》等
長篇小說《人間正道》、《天下財富》、《中國制造》、《至高利益》等
出版《周梅森文集》(12卷)、《周梅森政治小說讀本》(3卷)
改編制作電視連續劇《絕對權力》、《國家公訴》、《我主沉浮》等，其文學和影視作品在海內外有廣泛影響，屢獲國家圖書獎、“五個一”工程獎、中國電視飛天獎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