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云高：國資一號探路者李榮融

　　李榮融如何求解“李榮融式難題”呢？“迷信”董事會制度,董事會能否成就李榮融？

　　文/楊云高

　　所謂“屁股決定腦袋”。當李榮融責無旁貸地被推到國務院國資委主任之位時,他的一言一行就必須表明他“在其位謀其政”,即使這些言行招致了爭議、誤解,甚至罵名。

　　畢竟,國資委是個新生兒,其事業亦是前無古人,既要保證“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中遠集團總裁魏家福語),又要勇于制度創新,其間的探索、挑戰與如履薄冰之感,斷使李榮融夙夜難眠。

　　從2003年的國有股減持引發股價狂泄,到2005年施行股權分置改革推進全流通,從押寶中央企業董事會到“石油、電信、電力幾無壟斷”的言論,李榮融幾乎是被裹挾在浩蕩的歷史洪流里前行。在擊水千里的沖浪中,他需要不斷修正自己的姿勢,而他任何一個個人化的花樣動作所激出的浪花,都會給國資委打上鮮明的李氏烙印,隨后又淹沒于大潮中。

　　“浪花淘盡英雄�！北M管李榮融仍在位勤政,但已充滿歷史感。所以,很難以

　　“錫”牌李榮融

　　中國民間有玄門道術的學問,人之命天注定,皆逃不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演化。八卦地說,李榮融的命運屬性是“錫”,故而其名方為“融”。因為李仕途起于無錫,坐到國資委主任寶座時,常常言必稱“淡馬錫”,人生軌跡已“融”進“錫”記了。

　　李榮融,1944年生于江蘇蘇州,1963年后在天津大學化學工程系學習，1968年7月參加工作,從無錫油泵油嘴廠的工人做起,經歷了車間技術員、車間副主任、主任,一直到1984年12月做到廠長。此間,李榮融大膽開明的企業經營能力已嶄露頭角。

　　1986年8月,李榮融任無錫市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其后又任職無錫市輕工業局局長、無錫市計委主任,直至1992年1月調至江蘇省計委任副主任。他在無錫的工作時間長達24年!

　　在江蘇省計委副主任的位置上逗留了約半年之后,上調至國務院生產辦公室生產計劃局工作,從此告別生他養他的江蘇。喝太湖水蘊江南吳越文化的李榮融,此一別,不知內心生出何等豐富的情愫。而長期的基層工作經驗,必有助于他今后從事的宏觀經濟管理工作。

　　讓人疑慮的是,擔當京城高官后,李榮融是否仍能掌握基層的實情？當2004年關于地方國企改制、國資流失乃至大型國企MBO之爭熱遍中國時,身為國資委主任的李榮融能否從基層獲得一手數據？否則,縱使他關注國脈民瘼,亦難守望蒼生百姓了。

　　好在李榮融常下基層,除了剪彩之類,還有調研。需要提醒的是,當年他身在基層工作的氛圍,已今非昔比了。

　　2005年11月,博世公司在無錫的研發生產基地落成,李榮融前往賀喜。博世在無錫的中方合資伙伴是無錫威孚集團。威孚的前身正是當年的油泵油嘴廠。1984年,身為廠長的李榮融即與博世公司開始談判,首開先河引進國外先進技術。1988年4月,在李榮融的主管下,以油泵油嘴廠為核心企業組建了無錫油泵油嘴集團公司。1992年10月,當李榮融忙于國務院經濟貿易辦公室對外經濟合作司事務時,油泵油嘴集團整體改制為無錫威孚集團。1998年9月,威孚高科(000581,SZ)上市。

　　李翁此行之意不僅是賀喜,還在威孚展開調研�！爸赜巍睙o錫舊地,總讓李榮融不斷憶起21年前的往事。當年的李廠長在員工培訓方面有自己獨特的一套,他認為要面向全國、全球選人才,要重視員工隊伍素質的建設。這于他在國資委主任之位上,進行央企高管全球招聘、重視央企董事會建設的思路,是一脈相承。

　　李榮融還希望威孚繼續“堅持國有股份的路子”,體現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及控制力。對國資的這種力挺之態,坊間為此總結出一句“國企高管不怕溫家寶,最怕李榮融”。

　　李榮融不但對無錫懷有感情,對淡馬錫模式還懷有異乎尋常的情結。推崇淡馬錫,押寶央企董事會,這表明李榮融在國有資產監管方面,經過了彷徨、迷惑、比較、選擇后,思路漸趨清晰。

　　2003年4月十屆人大一次會議誕生的國資委是個全新的機構,相當于一個“超級股東”。它是本次國務院機構改革的重要成果,并被寄予厚望。在履新國資委主任前,李榮融已有了充分的歷練。此前,他是國家經貿委主任。

　　國家經貿委是朱基自1991年升任副總理時就著手組建的超級大部,旨在將陳舊的管理工業的各部從政府控制下分離出去,使各部屬下的國企更適應市場經濟。1998年九屆人大會議后,朱基內閣進一步將權力集中在國家經貿委。1993年6月起,李榮融就在國家經貿委工作,負責技改。1998年4月,李榮融在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短暫任職后,很快又重返國家經貿委,并于2001年2月主掌國家經貿委。由超級大部一把手到超級股東掌門人,也是個平滑的過渡。

　　國資委的成立是為了解決國有企業出資人不到位的問題。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曾經是多頭管理:計委管立項,經貿委管日常運營,勞動部管勞資,財政部管資產登記與處置,組織人事部門和大型企業工委管經營者任免。新成立的國資委要將分散的權力統一起來,國務院授權它代表國家依法履行出資人職責,但不得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這將使得中央政府對國有資產的管理更加順暢。國資委不是公共管理行政單位,但國資委又不是一般的事業單位,其監督、派駐董事會等都是行政命令式的,所以它是個特設機構。

　　2003年4月6日,在宣武門西大街26號原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的北門,國資委悄然掛牌。作為新機構的新掌門,李榮融不但要做好與改革后的職能銜接、維系國資委的正常運行,還要趕緊制定行政法規,探索國資監管新路。

　　比如《國有資產管理法》,已有10多年的討論,最后的定稿還是難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清泰表示,國資改革是一套復雜的系統工程,國資委的成立只是其中的一個步驟�！俺墒斓膰�有資產管理體制和機制,還需要立法、會計制度、審計制度等多方面的完善和配合,僅靠成立國資委還遠遠不夠。”

　　2002年年底,李榮融在一次報告中稱,“中國國有企業改革20多年來,能夠改和改好的問題已經基本得到解決,剩下的都是些難啃的硬骨頭�！比缃�,他要繼續“啃硬骨頭”。

　　結構調整與保值增值

　　不管過程再苦再難,李榮融仍要全力以赴交出最好的結果。這就是國有資產的合理布局與保值增值,亦算是李榮融的任務。

　　結構調整事關經濟整體的運行質量問題。國資委成立3年,李榮融手起刀落,將中央企業的數量由196家砍至169家,平均每年砍掉9家。這個速度與李榮融的期望值相比,還不夠快,他的目標是央企數量為80家到100家,并都是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大集團。

　　事實上,除了央企在減少,全國的國有企業正以每年4000戶至5000戶的速度遞減。與此同時,央企的兼并重組力度正在加大,伴隨中央企業內部“合并同類項式”的整合,產業集中度也在提高,已有六成央企實現了主輔業分離,進一步明確主業,冗員安置也力求穩妥。

　　保值增值則可歸結為市場主體的有效性問題。要達成這個結果,李榮融要管好國有資產,就必須用好人、管好人。根據中共十六大(2002年11月)對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理資產、人和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要求,按照出資人的職責,國資委設置了相應的架構。

　　李榮融又開始張羅央企高管全球選秀、央企負責人業績考核等事宜。這自然是吃力不討好,外界開始強烈質疑國資委有越位之嫌,既當老板又充當婆婆。李榮融一邊辯解,一邊又要忙于構建董事會時的人選物色工作。如何找到合格的外部董事,成為李榮融押寶董事會制度最大的挑戰。

　　此外,萬眾矚目的股權分置改革,盡管事涉國資流失,但時刻也離不開國資委的參與。如果李榮融消極,股改必將中途停滯,反之則加速。李榮融成了左右股改進度的關鍵性人物之一。

　　李榮融的骨子里并不保守,當年他在無錫與博世談判引入國外技術,力推“新洋務運動”。此后,他還參與柯達全行業合資等開放諸事。按照這一行事邏輯,李榮融對中央企業的做法,可能性最大的仍是參照四大銀行改革模式,在央企引入國外戰略投資者,實現股權多元化后再優先海外上市。然而,當李榮融真正坐在國資委主任位置上時,他的這一開放風格趨于收斂。因為無論是無錫威孚還是柯達公司的合資事宜,都不能與11萬億國資相提并論。畢竟茲體事大,國資改革政策上的任一小的風向變動,都會造成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所以國資委在政策出臺上顯示出躊躇、搖擺、反復,甚至進一步退三步。試錯無可避免。

　　比如MBO,一度曾是國資委的敏感話題,從國資流失大討論時的嚴禁,到2005年年底的有限開禁,政策的絲毫松動都顯示出李榮融的謹慎。國資委成立近三年,一年受惑于“郎顧之爭”,一年忙于股權分置,但焦點都指向一個:防止國資流失。

　　國資流失是條高壓線,無論誰坐在國資委主任之位,都不敢頂風而上、淪為千古罪人。對于個人來說,寧可折損銳意改革的形象,寧可保守、不作為,也不敢背負千古罵名。這是個人的自保選擇,也是中國高官所奉行的、鄧小平曾總結的“留待后人去解決”的政治智慧和官場原則。李榮融或許也為此而痛苦過。

　　要想搞好國企并實現保值增值,就必須讓其成為有活力、有競爭力的市場主體,這就無法回避股權多元化;而股權多元化,在操作過程中又難免觸發國有資產流失的紅線。這種保值增值與國資流失的兩難,我們不妨概括為“李榮融式難題”。李榮融如何求解這個難題呢？

　　可出的牌其實并不多。一種方式是實施中央企業與地方國企的交叉持股,二是引入民資性質的投資財團,第三種方式是實現中央企業的主業整體上市,在上市公司之上架設國有獨資的集團公司,再在集團公司層面引入董事會制度,比如寶鋼。

　　李榮融選擇了以第三種方式為主,前兩種方式為輔的組合藥方,于是“中國淡馬錫”輪廓初現。只是,李榮融“迷信”董事會制度,董事會能否成就李榮融？

　　央企董事會的悖論

　　國有獨資的中央企業在集團層面試行董事會,自2004年年中提出,直至2005年年末推出了第一家——寶鋼集團,耗時一年有余。醞釀之久,推進之慢,可見李榮融在此問題上頗費躊躇,寶鋼董事會的示范意義可見一斑。

　　寶鋼集團董事長謝企華曾表示,新董事會最快可在2005年8月成立,但這一時間被拖到10月17日。是日,寶鋼9位董事會成員集體亮相,其中5位外部董事。

　　2005年10月28日,新華社刊發修訂后的《公司法》,其中第四節“國有獨資公司的特別規定”沒有惜字如金。寶鋼董事會在時間上的被押后,表明中央企業試行董事會,實際上是個系統工程,包括法律的重新修訂。

　　到2003年年底,180余家央企大都是按《全民所有制企業法》注冊的。按計劃,這些企業需變更企業注冊,由原來按《企業法》變更為《公司法》,才能進行董事會試點�！镀髽I法》制定于1988年,充滿計劃經濟色彩,沒有公司治理概念,與其相對應的“廠長經理負責制”也實施至今,弊端多現。

　　2005年11月25日,神華集團成立央企的第二家董事會。李榮融表示,國資委將維護董事會依法享有各項職權,把出資人部分職權授予規范的董事會行使,神華集團董事會要做好考核、薪酬和選聘經理人員三項工作。此前,這些工作都由國資委出面安排。央企有了董事會后,國資委將不再當“婆婆”,只當“老板”。

　　“這是國企改革最最關鍵的一環。”對國有獨資公司董事會建設,李榮融說,“在我心里,國有企業的寶就押在上面�！痹�任國資委黨委書記的李毅中亦評價,“這是關系到國資委未來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

　　根據國務院有關精神,國資委先期選擇7家央企進行董事會試點,后擴大到11家,并計劃到2007年在所有央企成立董事會。誠通、鐵通等已先后“過堂”。

　　從英國、法國,到東歐匈牙利,再到俄羅斯,經過反復比選,李榮融最終選擇了國資改革的新加坡淡馬錫之路——國有獨資公司的董事會改造。這實際上是經歷了2004年“郎旋風”關于國有資產流失大討論后,與產權多元化改革的另一種路徑選擇。中共十六大后的改革路徑是,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李榮融深知,國企改革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正如他的部下、中遠集團總裁魏家福所言,國企是保證“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

　　在此,有必要重新回顧俄羅斯的經驗教訓,因為中國與俄羅斯同為經濟轉軌國家,有太多的相似性。

　　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末,前蘇聯長達30余年的經濟改革,其共同特點是試圖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增強企業活力、提高經濟效益,但這種完善僅限于計劃經濟體制內,而非引入市場體制。隨后戈爾巴喬夫推行的向市場經濟過渡也遭受挫折,直至1992年俄羅斯開始實施激進的“休克療法”,伴隨的是大規模私有化。這些市場化舉措頗為激烈,使俄羅斯經濟受到重創。

　　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在1992年前,尚有前蘇聯可資借鑒,包括中央企業,也是沿著放權讓利、增強活力的路線來演進。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后,中國開始摸索有別于俄羅斯的另一條道路,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將國資委力推央企董事會、將諸多權力交由董事會行使這一方向性改變,放于歷史沿革下觀照,就會發現這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中央企業放權的另一種變形。

　　李榮融說,“國有企業搞不好,我認為很大的原因就是政府干預過度。所以我說,企業的事要按企業的規律來辦�！�

　　換言之,央企之所以施行董事會,是決策層既要將央企這一航母艦隊推向市場、讓其成為競爭主體,又要對其進行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改造,進行有效的內外約束。但問題在于,央企既然要成為市場競爭主體,就須破除壟斷地位。如果利用壟斷地位進行市場活動,央企就會控制定價權、話語權,難免侵害其他非壟斷企業的利益,帶來整個社會的不公平和效率缺失。問題的焦點,不是外部董事或董事會建設,而是壟斷。

　　比如2005年12月底,中央財政給予中石化集團一次性補償100億元。石油企業既拿到了壟斷利益,又不向作為大股東的國家分紅,煉油業務出現虧損又要全體納稅人承擔,這顯失公平。

　　在2005年12月22日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李榮融卻進行了令人驚愕的辯駁。在回答新華社記者提問時,他說,石油、電信、電力等行業幾乎沒有壟斷,它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基本競爭的格局。“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怎么來看待壟斷,我想這個含義跟以前已經不一樣了�！�

　　必須指出的是,雖然國資委推行央企董事會,在制度上一定程度回避了國有獨資公司的多元化難題,但仍不能化解央企壟斷所帶來的各種弊端。而多元化恰恰是分拆、引入新競爭主體之外、化解壟斷的有效方法。

　　回避壟斷,回避股權多元化,又不斷放權來“縱容”中央企業進行市場競爭,李榮融力挺的央企董事會能走多遠？

　　李榮融,1944年生于江蘇蘇州,1968年7月參加工作,從無錫油泵油嘴廠的工人、車間技術員、車間副主任、主任,直到1984年12月出任該廠廠長。之后歷任江蘇省無錫市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無錫市輕工業局局長,無錫市計劃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2001年2月起任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主任,2003年4月出任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