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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的歸宿》作者資中筠說：“花錢和賺錢一樣，需要高超的智慧與技術。個人財富是社會財富的一部分，歸根結底應用于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
本報記者 羅敏 發自北京
西諺有云：富人進天堂猶如駱駝穿針眼，難道財富只能是一種罪惡，而不能成為升往
天堂的臺階嗎？《財富的歸宿》(原名《散財之道》)一書并不同意這個觀點，它初版于2003年“非典”肆虐之時,在慈善公益圈內引起不小反響，出版后的兩年間，這本歷時10年收集資料寫作而成的作品，成為中國公益事業的一本獨特的啟示錄。“人人都在斂財，處心積慮地想怎么賺錢，但對于每個人來說，其實還有一個‘怎么花錢’的問題。”《財富的歸宿》作者、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資中筠，在人人趨之若騖的財富之路上冷眼旁觀，關注“使社會更趨于完美”的公益性事業：“花錢和賺錢一樣，需要高超的智慧與技術。個人財富是社會財富的一部分，歸根結底應用于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最近，值此書再版之際，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資中筠的北京寓所內對她進行了專訪。公益事業的出發點是“向貧窮的根源開戰”
《第一財經日報》：公益基金會伴隨著20世紀初美國一大批新富的產生而興起，你認為是哪些原因催生了它？
資中筠：20世紀初期，美國貧富懸殊，罷工和報紙揭露等外部力量使這批新富成為眾矢之的，迫使他們做一些好事。此外，他們對社會有很強的主人翁感，認為自己是社會的主人，如果社會發生動蕩、革命，他們的利益也無法保全。因此他們想改良社會，緩解社會矛盾。
所以我認為他們的動機很復雜。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很多人就發現花錢成了問題，捐給公益事業使他們的精神有所寄托。譬如說，洛克菲勒為賺錢賺得心力交瘁，到45歲時身體就快垮了，后來他接受朋友建議，后半生一直從事公益事業，整個心理狀態就變了，他一直活到90歲。
《第一財經日報》：《財富的歸宿》一書中提到的美國基金會，他們創立的目標都是為改善社會，與傳統慈善事業的目標不盡相同。
資中筠：現代公益事業創始者的觀念和傳統慈善事業有連續性，也有很大區別。
20世紀初期工業化進程中興起的工業國家認為，僅靠布施、救濟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他們認為要治本就必須向貧窮的根源開戰，讓每一個有能力的人自立，有機會通過自己的勞動獨立生活。因而他們反對向身體健全的人布施。卡耐基說得更極端：“到處給乞丐布施等于養懶漢，這樣的慷慨還不如守財奴。”所以，他們就想把錢用在能對社會產生最佳效應的地方。
我特別想推行的就是美國的這一理念：你要幫助別人，就要幫助他們自立，幫助他們做一個有自尊的人。“授人以漁”，而非“授人以魚”。
《第一財經日報》：在這種觀念的引導下，美國公益事業的資助對象主要是哪些？
資中筠：醫療和教育兩大領域是公益事業經常資助的對象。
公益基金會的創始者們多認為社會平等的前提是教育機會的平等。如果一個健康的人能受到同樣的教育，就可以獲得在社會中競爭的平等機會。
教育和醫療都是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此外如法律救助、改善城市衛生條件，對于改善社會狀況來說，都是比較觸及根本的。
《第一財經日報》：美國的公益基金會對美國社會和美國政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資中筠：在公益事業發展的初期，美國還沒有進入政府主導的福利社會，私人公益基金會的作用非常大。二戰后，政府擔負起了社會保障的主要責任，如醫療保險等領域，私人公益基金會成為補充，他們捐贈的絕對數量加在一起也沒有政府這方面的財政支出多，但他們仍然管理許多傳統的項目，如大學的各學科研究等。例如上世紀20年代和5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分別資助了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對促進中國學的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社會的需求是五花八門的，政府無法顧及這么多方面，公益基金會卻往往能顧及社會的不同需求。譬如教育，就不止捐助一個學校或者資助一個貧困學生這幾種方式。在美國還未建立養老保險制度時，卡耐基首先提出給教師養老金。他認為要提高教學質量就必須使教師無后顧之憂，教師的職業素養就會提高。
有一些特別有理念的大老板，他們希望用他們的錢影響一個地方、甚至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引導社會觀念。所以他們提出了“匹配資金”的方法。譬如說，我想在某個地方捐建一個公共圖書館，但要求當地政府負責管理費用，或者承擔一部分建造費用，目的是為了讓當地政府也承擔責任。卡耐基發起了“公共圖書館”這一新事物，現在已經成為美國的文化傳統，幾乎每個區都有免費的公共圖書館。這對普及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美國的公益基金會在國際上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像洛克菲勒基金會在建立伊始就面向世界。在中國，教學、科研、臨床三位一體的協和醫院就是由它捐建的。它還在非洲捐助治療鉤蟲病，在亞洲搞農業改良。一些大的基金會通過各種方式對聯合國有關公益的活動也進行資助，例如資助第三世界國家的代表參加聯合國召開的人口會議，等等。基金會的維持主要依賴于制度化
《第一財經日報》：是否可以這樣說，美國公益事業訴諸的基礎，并不是個人的善良，而是一套制度的保障？
資中筠：公益事業并不是一種“恩賜”的觀念，而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責任。捐錢給基金會以后，財富就屬于社會，就受法律和社會的一套機制制約，與捐贈的個人就沒有太大關系了。
在美國，只要溫飽有保證的人，大多數人每年都捐錢，對于他們而言，這是一種習慣。
《第一財經日報》：美國有哪些制度上的保障，可以規避基金會運行過程中的風險和投機？
資中筠：公益基金會的財會制度絕對透明。在美國，基金會的問題主要是稅收問題，所有基金會都用稅法管，稅務局隨時可以抽查帳務。此外，任何一個公民都可以要求基金會公開帳務。
美國有專門的基金會圖書館中心，每年為前一兩千家比較大的基金會制作年鑒，每個基金會都要向它提供資料。我寫《財富的歸宿》的時候，許多數字資料來源就是年鑒，在年鑒上，每一筆收入和支出都非常詳細明晰。
很多基金會的資產是股票。如福特基金會，是以福特名下一大筆可支配的股票建立的。后來美國政府出臺了一項法律，要求基金會的股票必須股權分散。上世紀50年代，為了分散股票，福特基金會專門將股票與其他基金會交換，現在基金會的資產中，福特汽車公司的所占份額很小。這樣，即使福特倒臺，整個汽車行業都關門了，基金會還能存在。這既是為了規避風險，也是為避免作弊。
《第一財經日報》：一個基金會一般需要雇傭哪些人？
資中筠：美國的基金會管理是一個專業，很多大學設有培養基金會管理人員的專業。基金會需要審批別人的申請，就需要大批內行的項目官員。如福特基金會有法律專業的人員專門審批法律方面的項目。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重點是醫學，因此專門有醫務管理人員。財會、法律專業人員對于每一個基金會來說都是必要的。
基金會中還有一部分負責投資的人員。基金會要維持，它的資金必須變成延續性的。基金會雖然可以靠銀行利息維持，但有時利息非常低，很多基金會都需要進行投資。但負責投資的部門與給錢的部門完全分開，賺的錢只能用于符合基金會注冊宗旨的項目，而絕對不能為工作人員謀福利。中國公益事業：不能因噎廢食
《第一財經日報》：與美國相比，你認為中國公益事業的主要差距在哪里？
資中筠：美國的法律，如稅法，是鼓勵人們捐錢給公益事業的。美國稅法明確規定哪些捐贈屬于公益事業的范疇，可以免稅，免稅的動力很大。但中國的稅法很不明確。雖有條例規定捐贈公益事業可以享受優惠，但具體操作起來卻很困難。
美國的公益事業發達，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注冊登記都已經有一套規范，非常方便。你可以捐錢給基金會，也可以自己成立一個基金會。成立基金會的門檻并不高，如一對夫婦每年捐幾千美元資助兩個小孩上學，也可以成立基金會。到2002年，美國全國基金會已有大小5萬余家，其中比較重要的、社會影響較大的約有1000家。但在中國要成立一個基金會，法律上非常麻煩。
現在我們有許多政府基金會，在起著很大的作用。各級政府鼓勵捐獻，多半是鼓勵企業家、當地“大款”向官方基金會捐款。但這不夠。從長遠看，應該放寬政策鼓勵私人自己建立基金會，做他們自愿選擇的項目。公益事業需要百花齊放。
《第一財經日報》：你在再版序言中談到，《散財之道》一書出版后的兩年中，中國的公益事業有很大的發展。主要是在哪些方面發生了改變？
資中筠：《散財之道》出版的時候正是“非典”時期，當時社會上一般人注意得不多，但已經有一些評論出現，并引起業內的注意。這幾年，政府也意識到社會兩極分化嚴重，過去的全包行不通了，很多事情政府沒有財力和人力管。而在客觀上，社會上確實產生了一批新富，不少財富聚集在私人手中。因此政府也開始鼓勵私人捐助公益事業。
我認為只有在私有財產受憲法保護被承認以后，公益事業才可能得到長足發展。民營經濟在1999年修正的憲法中獲得了合法地位，2004年修正的憲法中又進一步承認了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可侵犯，這對于發展公益事業是一個契機。而社會對公益事業的觀念也在悄然改變。現在的富人比起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先富起來的人知識層次和成分開始發生變化，他們開始有企業公民的觀念了。
所以我認為中國公益事業這兩年有積極的發展。
人物檔案
資中筠，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曾任所長。參與創辦《美國研究》雜志和中華美國學會、創立“中美關系史研究會”并任第一、二屆會長。主要學術著作有《追根溯源——戰后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戰后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風云啟示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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