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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 Aslund
在一股流行的反腐的熱切希望之下，俄羅斯總統普京一直都是一位具有使命感的人物，他以盜用公款的名義鎮壓了俄羅斯傳媒大亨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普京正在試圖以欺詐罪引渡一直流亡在英國的企業大亨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這位俄羅斯總統的“十字軍東征”運動中，最為著名的則是反對石油巨頭尤科斯(
Yukos)，而其總裁正是霍多爾科夫斯基(Khodorkovsky)。
政府在2004年底迅速沒收了尤科斯。在專門為其而設的法庭上，它的前CEO被控逃稅和犯有欺騙罪，很快被判要在西伯利亞勞動營服務八年。霍多爾科夫斯基是最為卓越的新一代寡頭的代表。這些寡頭大都屬于俄羅斯商人階層，這些商人正是在前蘇聯解體之后迅速積聚了大量財富和權力的。
1990年代中期，政府拍賣掉一些重要的國有資產給企業家，這些年輕的資本家利用了那個垂死的蘇聯的轉型機會。那時候，通過利用一個既不能保護財產權也不能保證履約的不夠強勢的法律系統，商業得以發展。很快，這些富豪超越了人們的預期，迅速掌控了數十億美元。
因為對俄羅斯現行政治體系保護他們財產權的能力抱有較低信心，所以他們往往采取自己的對策，比如向政府官員和法官行賄。這些一夜巨富的寡頭們使俄羅斯陷入了一個兩難困境：一方面，政府需要保護這些使國家經濟空前繁榮的動力源，俄羅斯的GDP自1999年以來就一直以7%的平均增長率在增長，寡頭們的石油公司增長更快；但同時，這些公司的一些陰暗交易也讓人實在高興不起來，他們或許掩飾了正在擴展的腐敗和經濟的脆弱性。但是對于普京來說，這似乎并不是困境，他選擇以道德旗幟來討伐這些寡頭們。
不幸的是，這是錯誤的處理方法，它沒有考慮到俄羅斯更多的利益。普京對這些寡頭們的巨大熱情的打擊是有其政治考量的，因為寡頭們對國家政治有很大熱情。霍多爾科夫斯基曾具有很大的政治野心，古辛斯基和別列佐夫斯基曾在媒體公開指責過普京。但一些寡頭沒有被普京的運動席卷走，是因為他們足夠聰明，明白及時處理。比如，俄羅斯億萬富翁石油巨頭羅曼·阿布拉莫維奇(Roman Abramovich)以130億的價格將他的西伯利亞(Sibneft)石油公司賣給了國有的Gazprom。阿布拉莫維奇還答應資助修建一個全新的露天的國家足球場，并將他在電視公司的股份轉給克里姆林，并不再掌控俄羅斯國家航空公司俄羅斯民用航空(Aeroflot)和俄羅斯鋁業公司(Rusal)的股份。
一個月之后，普京重新任命他為俄羅斯最東北的Chukotka的行政長官——即使阿布拉莫維奇是在倫敦生活。當然，腐敗是應該被反對的。但是寡頭們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邪惡。這些寡頭們的浮出水面，其實是今日俄羅斯主流經濟、法律和政治條件的自然結果。
大規模的石油和冶金工業的蓬勃發展是前所未有的，幸虧當地的企業家們，他們抓住了轉型的機會，自然地，一些人就致富了，其中一些還非常富有。很難想象在引入一個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不產生這樣一個富有的階層。
那么，我們能否接受這些富人？最終，它變成了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歷史證明，成熟的資本主義是接受寡頭執政的，而相反的，那些不成熟的弱小的體系則不能接受。
強盜式資本家的回歸
俄羅斯寡頭們的存在并不是一種獨特現象。很多國家都在自夸擁有這么一個階層，這個階層能夠連接財富與政治上的權貴人物。在韓國，家族企業幾乎主導了商業世界；泰國的十分著名的企業大亨他信，現實中變成了總理。
相反，被誤導的經濟民粹主義(economic populism)在拉丁美洲開始興旺。許多人直接反對這些寡頭們已經確立的權力，這種情緒得到了委內瑞拉的總統查韋斯(Hugo Chávez)的鼓舞。
寡頭執政者已經在前蘇聯增生擴散，也許與俄羅斯這些寡頭們的崛起能形成最為恰當的對比的是美國的那些19世紀晚期的寡頭們。
的確，當時的經濟狀況成就了美國這些強盜式資本家，他們所處的條件與1990年代的俄羅斯的條件很相似，政府鼓勵大企業的私有化。巨大的經濟發展萌芽出自于特殊的工業行業之中，尤其是金屬、石油和鐵路。這樣一種財富的集中只能形成于那些具有巨大市場的國家，比如美國和俄羅斯。19世紀處于工業化的美國和后來的俄羅斯，都經歷了這么一個急劇的經濟變化，這個過程推進了財富的集中。
大部分原始的美國強盜式資本家通過鐵路賺錢，其他的關注自然資源，比如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石油王國，安德魯(Andrew Carnegie)的鋼鐵王國。非常相似，處于上升階段的俄羅斯商業階層在國家的石油和金屬市場中擁有巨大利益。被福布斯公布的26個俄羅斯的億萬富翁中，9個來自石油，12個來自金屬行業，2個則是來自煤炭行業。
對國有資產的不值錢的信用和免費“派發”(比如鐵路旁邊的土地)，使得美國強盜式資本家發展了他們的生意，幫他們賺了大錢。同樣的，對原蘇聯的國有資產的便宜拍賣，無論是通過直接私有化，還是通過次級市場，都使得像霍多爾科夫斯基這樣的人在短短數年里積累起驚人的財富。
億萬富翁的憂郁
像他們之前的美國大工業企業家們一樣，俄羅斯的寡頭執政者也使人們對此產生了巨大爭論。當然，最流行的抱怨就是關于他們的巨大財富，或者更準確的說，這種公共感知是：他們賺到了這么多錢的同時，正是俄羅斯貧富差距擴大之刻。
事實上，這種公共感知在這個問題上的判斷是錯誤的。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俄羅斯的不平等與美國的水平很相近，遠遠低于拉丁美洲那些國家。貧窮在明顯衰退，幸虧這個國家的高增長率——而這部分是因為得到了寡頭們的商業和企業支持才能達成的。
在俄羅斯政治氛圍中，很多針對這些企業大亨的批評都持這樣一種觀點：他們的財富是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得的。關于1995年的借貸-私有化(loans-for-shares)的卷帙浩繁的書籍被大量出版，所謂借貸-私有化，就是寡頭們向俄羅斯政府放出貸款，以此得到國家很有價值的公司的股份。
這些批評中的傳統智慧是，他們通過私有化得到了大量財富。實際上，無論如何，他們已經致富了，這些企業家中的大部分，比如著名的尤科斯和西伯利亞石油公司，已經做得夠好了，它們使得俄羅斯石油工業得到了復蘇。
因此，從經濟學角度來說，俄羅斯這種私有化對莫斯科和俄羅斯人民來說是一種成功。另一個常見的控訴是這些寡頭們是不生產任何東西的寄生蟲。但這些寡頭們實際上是處于一個困境之中的：他們的產出越多，他們就會變得更加不受歡迎。
這種帶有指責的公共觀點在2000年變得更加負面，接下來便是俄羅斯金融危機，幾個主要寡頭決定變得更加合法和合理之后，繳納了大量稅款，在慈善事業捐助上花費了大量費用。荒謬的是，寡頭們的真正問題表面看來似乎是透明度問題。但是，人們不能抱怨這些富人，因為人們沒有親眼看到數十億美元被從國家財政提取出。不過，私有化看起來比純粹的偷盜更加讓人憎惡。
寡頭們已經變得服從巨大的公眾輿論批評了，即使當他們不再偷而是在生產的時候，因為公眾時刻盯著他們的工廠、火車和卡車，并且就他們的財富得出了關于他們的結論。所以現在，這些寡頭們賺錢的詭計越是陰暗，他們在公眾們慣常的譴責下更加安全；相反，他們納稅越多，他們會變得更加暴露。
沒有人會認為寡頭們已經洗手不干。早些年的俄羅斯，就是一個霍布斯式的商業世界——一幅骯臟的、粗野的圖景，在那里，獲取財富的多少通過強力追逐決定。在那種環境下，寡頭們行賄政府官員，盜竊財產，并且進行著各種犯罪行為。并且，如果可能的話，他們會利用更多的政治關系來榨取更多的國家資源，并破壞其他人的財產權。
確實，當腐敗在俄羅斯已經深入擴散之時，如果只是把目光鎖定在那些從事陰暗交易的人身上，是不足以讓一個國家進入正義的。事實上，國家的公共管理已經如此腐敗，以至于據傳俄羅斯一些部門的職位和地方長官可以通過數千萬美元來獲得。對于俄羅斯權威體系來說必須要做的是，要提供一個干凈、確定，以及可信的制度來管理和規范其商業行為。并且，最基本的要求是，要保衛這些寡頭們以新方式獲得的財產，這是很有價值的一點保證。
成功的代價
今天，俄羅斯自由化的主要敵人是名不見經傳的民粹主義。當這些日漸浮現的商人正立志于好好把握他們的財富之時，政治家們攪和并煽動了這種民粹主義的仇富情緒。但是，無聲的資本家的秩序可以繼續發展，即使社會沒有對財產權的充分尊重。
當普京將霍多爾科夫斯基投入監獄并且以武斷的逃稅和罰款來懲罰尤科斯時，他的行為受到了一致好評和歡呼。但是，結果實際上卻是，重要的稅務和司法改革將會因此而受到危害，財產權的可信性也在被暗自破壞。即使霍氏犯了那些控罪，普京的法庭之外的行為和手段對于整個國家來說或許并不值得，因為這將他的國家置于另一種風險之中。
要知道，西方最初的財產權也并非十分完美的，但是資本家在西方能夠獲得成功，而并不是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正是因為西方保證財產權。因此，俄羅斯政府應該做些什么？如果這個國家想改變寡頭們的現狀與地位，它可以為寡頭們設置合情合理的要求，以使他們在其中可以健康運轉。但是俄羅斯首先必須對經濟自由化作出一個強烈的許諾。這意味著對每一個人的財產權的保障，包括億萬富翁。
但實踐中，普京卻不知何故找了一個方法：寡頭們被誘惑去為國家財政支付實質性的一次性稅款。作為回報，寡頭們的財產權可以被保證。此外，作為這個盛大“協議”的一部分，政府對寡頭們此前對私有化規則的違反進行特赦。這個協議被允許來獲取反對者的稅收——數十億美元。
最糟的事情就在于，普京還將會堅持他反對寡頭們的運動。尤科斯這件案子，使俄羅斯在2005年的石油產出中將近損失了100億美元。但俄羅斯經不起第二次這樣的重復中斷。
在一個擁有大工廠但同時只有微弱的法律系統的大國，寡頭們的崛起是資本主義突破的一個自然階段。俄羅斯許多強勢的寡頭們的健康成長暗示了，這是一個通向健康的英美式道路的路徑。但是鋪天蓋地的民粹主義的火焰可能會鎮壓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最后，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意識形態對自由經濟的許諾，那么可能會找不到政治的解決方法。
(本文由《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授權出版，由本報記者祝乃娟翻譯，本報保留中文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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