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延綿一百多年 榮氏家族顛覆富不過三代

　　榮氏第一代艱苦創業

　　榮氏第二代另類傳承

　　榮氏第三代隔代創業

　　榮氏第四代厚積薄發

　　歷史不承認假設！然而，雖然假設不是歷史，但假設創造思想。

　　歷史改寫了榮氏家族命運，榮家綿延100多年，“富過四代”成為現實。

　　假如榮家第二代沒有因時代巨變而發生另類傳承，會有第三代的隔代創業嗎？

　　傳子不傳賢，是諸多家族由盛及衰的原因。但傳賢不傳子，又是多少家族內亂的禍根。家家渴望傳“賢子”，可是家富如何出“賢子”成為重大歷史難題。

　　作為現實選擇，而非最優選擇，以血緣傳承成為宗法，以宗法而平抑內亂，因為內亂猛于虎，可能導致家族基業瞬間崩潰。盡管此舉最大的代價是“漸衰”，但至少茍延，至少有中興希望。中國歷朝歷代莫過于此，王法與宗法如出一轍。

　　2005年11月11日，對于

　　中信泰富在榮智健的帶領下又下一城，繼續在特種鋼鐵領域布局，這次他戰勝的是風頭正勁的嘉鑫控股。此前不久，中信泰富已經收購了湖北新冶鋼，進而控股大冶特鋼(SZ 000708)。特種鋼鐵成為中信泰富近年來的投資重點，操作手法仍是榮智健慣用的收購。

　　而在此前半個月，對于榮智健乃至整個顯赫的榮氏家族來說，發生了一件大事。10月26日，榮智健的父親、榮氏家族的標志性人物榮毅仁與世長辭，享年89歲。中央給予榮毅仁極高的評價，稱這位著名的“紅色資本家”為“偉大的愛國主義、共產主義戰士”。海內外各種媒體先后報道了大同小異的內容，顯示出榮老先生的辭世是一個全國性事件，但在其家族內部，卻并未像其他很多家族那樣發生不同程度的混亂。

　　就在改革開放后的第一代企業家開始為接班、繼承之類的問題焦慮，各界也在討論著如何“富過三代”之際，而榮氏家族已經綿延了100多年，即便從大資本家榮德生(榮毅仁的父親)兄弟那輩算起，到早已嶄露頭角的第四代的榮明杰(榮智健的長子)。“富過四代”已成現實。

　　當然，榮氏家族的“富過四代”與中國傳統的家族傳承差異甚大，帶有不少另類的色彩。或許正因為如此，“富過四代”才得以實現。

　　首富父子在中信對接

　　內地人無疑更熟悉曾經出任國家副主席的榮毅仁，只是在最近幾年才由各種富豪排行榜開始熟悉了榮智健那張面孔。事實上，在香港榮智健的名聲比父親更響，而且早在1995年末就被列為香港十大財團的第八位，如今他的名頭被冠以“大陸首富”。

　　這位首富生于富豪之家，在36歲時才開始創業，但其創富速度絲毫不慢。除了其創業初期父親給的啟動資本，在其目前財富主要來源地的中信泰富，他甚至不是最大的股東(第一大股東為中信集團子公司中信香港)；而雖然中信集團為榮毅仁一手創建，但至今卻是標準的國有企業，在產權上與榮氏家族并無關聯。

　　1986年6月15～18日，榮氏五代海外親屬200余人與國內親屬20余人在北京聚首。之后，中信集團在成功開發了國際大廈之后，旗下的京城大廈也開始動工了。此時，榮智健正在香港單槍匹馬進行房地產買賣，而其加盟中信一事已露出端倪。

　　榮智健要加盟的中信香港公司，于1985年5月正式掛牌，但初期業務發展并不令人滿意，在投資方向上中信總部也有不同見解。榮智健在業務上與中信香港時有往來，有一次從協助父親的工作出發，他對中信香港的投資重點提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應該集中力量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比如搞香港東區海底隧道。

　　之后中信集團便有人出面邀請榮智健來做投資和策劃等工作，但他笑著說：“我還要忙于推銷自己的房地產呢。”進入1986年下半年，香港房地產漲幅不大，中信集團再次發出加盟邀請，榮智健正式出任中信香港副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此時的董事長為前國家副主席王震的大公子王軍。

　　在就任之前，榮智健向父親提出了兩個條件：“其一，公司的用人制度必須由我決定；其二，要賦予我相當的權力。”榮毅仁問原因，他則回答：“凡事都須向上請示，不利于開展工作。”后經董事會研究，中信集團決定接受他的條件。

　　1987年2月，中信香港改組，由其首任總經理米國鈞出任董事長，王軍卸任，從此榮智健成了中信香港的主要決策者。榮智健對于中信香港的發展和謀劃早有盤算，他的第一步就是要使其從香港眾多的中小企業中脫穎而出，并且決定采用并購之法達成這種突破。

　　借中信香港成收購巨子

　　榮智健瞄上的第一個目標是香港首屈一指的英資國泰航空(大股東為太古洋行)。這一收購建議曾遭到米國鈞的反對，在說服米之后，董事局也認為風險太大，給予否定。榮智健感到很難過，因為自己在此之前已經進行了6個多月的考察、分析、研究，很具有可行性。

　　榮智健萬般無奈下，回北京找父親匯報，榮毅仁聽完后讓他寫兩份報告，一份給中信集團，一份給國務院有關部門。這一建議最終獲得同意，而且有關部門專門借給中信香港8億元以作收購資金。1987年2月，中信香港以23億港元收購國泰航空12.5%股份，成為其第三大股東。此一役，不僅打出了中信香港的威風，也增強了榮智健在公司內的權威地位。

　　接下來，被榮智健看上的是香港電訊，其第一大股東乃是英資的大東電報局。1989年6月5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數狂跌581點，跌幅達21.57%，為1987年10月“八七股災”后的歷史第二大跌幅。公司外遷之風日盛，香港電訊股東由于股價大跌和前途難料而心急如焚。榮智健感到機會來了。最終，中信香港在1990年斥資103億港元收購香港電訊20%股份，成為其第二大股東。此收購案被英國《世界金融》雜志評為當年世界最佳融資項目。

　　盡管收購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榮智健事前沒有向國務院主管部門請示匯報的做法在北京引起高層有關領導微詞。事后，榮毅仁的好友、中信集團時任總經理徐昭隆協助其寫了“陳情表”，說明事情整個經過。盡管如此，還有人亂扣帽子，說榮氏父子幫助英國人在回歸之前抽走資金。最后，鄧小平和楊尚昆出面表明支持態度，才算平息事端。

　　收購國泰航空不久，榮智健就盯上了港龍航空，并最終以5億港元收購其46.3%股權，成為第一大股東，旋即又將部分股權轉讓給國泰，港龍成為后者的子公司。

　　經過以上3次大收購后，中信香港已持有國泰航空12.5%股權、香港電訊20%股權、港龍航空38.3%股權、東區海底隧道23.5%權益、澳門電訊20%股權，加上其他房地產等業務，其總資產接近200億港元，迅速改頭換面為一家中資大公司。

　　但榮智健深知自己幾次收購都依靠借貸，必須化解其中可能的財務風險，便琢磨上市。那時中資企業上市手續較繁瑣，香港股市也處在低靡時期，榮智健便提出買殼上市，獲得董事會同意。正在苦于沒有合適的殼之際傳來消息，永新企業的曹光彪稱要出售旗下所持泰富發展(HK 0267)50.7%的股權。

　　1990年1月，中信香港收購曹光彪所持泰富發展股份，并提出全面收購，同時泰富發行3.11億股新股籌資3.73億港元，購買了中信香港持有的38.3%港龍股權。中信香港還將一些盈利較好的工業、倉儲、物業項目以5億港元出售給泰富，中信香港取得泰富49%股權。1991年7月，泰富再發新股籌資，從中信香港手中購入12.5%國泰航空股權以及20%澳門電訊股份，并更名為泰富發展，榮智健出任董事局主席。

　　至此，榮智健的資本平臺打造完成，但這一年已經58歲的他仍是中信集團的高級打工仔，每年不過收取數百萬港元的年薪，并不擁有任何股權。接下來，榮智健就要以中信泰富作為核心，向這一目標邁進了。

　　升級為大財團

　　就在中信香港收購泰富發展時，鄭裕彤等人正在準備收購恒昌企業。恒昌企業是一家大型的多元化非上市公司，由恒生銀行元老何善衡、梁球瑤、何添等人創立，旗下有7家全資子公司，當時年營業額高達100億港元。恒昌的主體企業大昌貿易行，除傳統的糧油貿易外，還代理化妝品、家電音響、汽車、建筑裝修材料的銷售，其占全港汽車銷量的四成。

　　當時恒昌掌權的兩位元老：何善衡九十高齡，其13名子女無一人愿打理恒昌；梁球瑤88歲，膝下則無子女。又逢1989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以貿易為主的恒昌前景不為人看好。兩位老人遂生退休之意。

　　1990年8月，鄭裕彤聯合恒生銀行首任董事長林炳炎之子林秀峰、中華制漆主席徐展堂合組備怡公司，作為收購恒昌的主體。據傳聞，當時恒昌元老原則同意備怡公司每股254港元的報價,但備怡計劃在收購后將恒昌分為三大塊：鄭裕彤得物業，林氏得汽車銷售代理權，而徐氏得糧油等貿易經營業務。這是恒昌元老們無論如何不愿接受的，最終備怡收購流產。

　　這再一次成為榮智健的機會。他自知中信泰富實力不夠，便找到李嘉誠和郭鶴年作為合作伙伴，并成功說服鄭裕彤易幟，幾方成立了大牌公司(Great Style)完成收購，中信泰富持有36%。1992年1月，中信泰富又向其他合作方收購所持恒昌股權，持有其97.12%股權，市值超過100億港元。1993年1月，中信泰富發行新股籌資，以87億港元的代價收購中信香港所持香港電訊12%股權，市值增至285億港元。

　　1995年初，榮智健第一次被香港最權威的財經媒體排為香港十大財閥第九位，其中有這樣的評論：“中信泰富是一個別具一格的集團公司，既有財閥特色亦有國企背景。在榮智健的領導下，因中信泰富表現似財閥多于國企，因此決定把它列入財閥的評比。”

　　到了1996年，榮智健終于成了“真正”意義的財閥。這一年年末，由于中信集團資金緊張，已接替魏鳴一出任董事長的王軍決定，中信香港將所持3.2億股中信泰富股份(占15.47%)，以每股33港元(低于市價25%)出售給榮智健、范鴻齡等65位管理層，總金額達109億港元。其中榮智健以96億港元購入2.91億股，成為第二大股東。而在亞洲金融風暴后，中信泰富股價大跌，榮智健繼續增持，目前持股量穩定在18%之上。

　　榮氏第一代的借貸、收購

　　在從榮毅仁向其子榮智健的傳承中，除了榮智健早期的創業啟動資金外(詳見附文)，并未看到更多的家族關聯。但正是這筆資金，使得榮智健迅速在此后短短幾年內完成原始積累，而后進入父親創立的企業任職。盡管中信為國有企業，但榮智健的切入點選在了子公司中信香港，這已為其后可能的產權變動埋下了伏筆。

　　而榮智健依靠貸款、收購以擴大企業規模這種操作手法，與其祖輩的創業過程倒有幾分類似之處。尤其是敢于冒險博取利益的特點，很像其叔公榮宗敬。

　　榮智健的曾祖父榮熙泰生有二子，長子宗敬和次子德生(即榮毅仁的父親)。受父親常年外出謀生的影響，榮氏兩兄弟十幾歲時先后到了上海，在錢莊里做學徒。在父子三人因各種原因回到無錫老家后，榮熙泰最終決定在上海開辦錢莊。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初八，廣生錢莊在上海南市鴻升碼頭開業了，榮氏持股50%。

　　不久榮熙泰病逝。而廣生錢莊是小本經營，獲利不多，3個合伙人因為信心不足撤股退出，從1898年起由榮家獨資經營。一年下來，沒什么盈利。之后，榮氏兄弟決定向實業發展，1902年3月17日，保興面粉廠在無錫正式開機生產。初期榮氏兄弟并不控股，直到1904年原大股東退出后，榮氏兄弟增資成為最大股東，廠名也改為“茂新”。榮氏兄弟又聯合其他人設立振新紗廠，1907年建成投產。

　　后來，由于競爭加劇，茂新面粉廠連續發生虧損；1908年，榮氏兄弟跟著別人投機橡膠股票失敗，連老本都賠了；1909年，做進口面粉貿易時又發生沉船意外，貨物全部沉入大海。榮氏兄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榮氏兄弟被迫關閉了廣生錢莊，保住了振新紗廠，而茂新面粉廠的其他股東紛紛出售股份。面對困境，榮宗敬決定借債擴大市場規模，最后向美商恒豐洋行借款12萬兩白銀，購買了全套最新的面粉機。1910年，茂新獲得新生，產能達到每年89萬包，比建廠之初提高10倍，躋身于全國大廠之列。1912年，茂新營業利潤達到12.8萬兩，還清所有債務之后仍有盈余。

　　此時，榮氏兄弟的兩位得力助手，即分別管理銷售和采購的王禹卿和浦文汀想自己獨立辦廠，并且找到榮宗敬借錢。最終，榮氏兄弟與王氏兄弟、浦氏兄弟合資，在上海新閘橋開了福新面粉廠，榮氏兄弟出資2萬元占50%股份，榮宗敬出任經理。

　　福新開業幾個月就賺了4萬元，有股東便提出要分紅，榮德生提議三年不分紅以擴大規模，獲得通過。1913年夏，福新租用了中興面粉廠；同年冬天又建了福新二廠；1914年6月又建了福新三廠。此時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面粉銷售緊俏。與福新的擴張同時，茂新又買下了惠元面粉廠，改為茂新二廠；還租用了泰隆和寶新兩個廠子，并入股了九豐。

　　1915年，福新買下了原先租用的中興面粉廠，改為福新四廠；1918年，福新五廠在漢口建成，接著又租用了華興面粉廠，后來買下改為福新六廠。至此，榮氏兄弟倆主要經營的10家面粉廠，每日產量可達到驚人的4.2萬袋，而10家廠子中有5家皆是通過收購而得。

　　在面粉業興旺時，榮德生就想擴展振新紗廠，并計劃在上海建二廠，在南京建三廠，在鄭州建四廠。因此他又提出暫不分紅，但其他股東都不同意，榮氏兄弟最終退出振新，在上海籌辦申新紗廠。不久買下恒昌源紗廠，榮德生入股四成，后來改名申新二廠。

　　1922年2月，榮氏兄弟經營的面粉廠和紗廠已經達到16個。不久，榮宗敬決定在漢口福新五廠附近設申新四廠，但榮德生認為負債經營風險大。后來因為榮宗敬決意上馬申新四廠，導致總公司(1921年在上海成立了茂福申總公司，作為家族企業的統一管理機構)周轉資金發生困難，拖債累累。這時，榮宗敬再次冒險，以極為苛刻的條件向日本東亞興業株式會社貸款350萬日元(折合220萬兩白銀)，終于闖過難關。從此，榮氏兄弟博得“面粉大王”和“紡紗大王”的稱號，確立起大資本家的地位。

　　真正的家族控制

　　與后輩榮智健不同的是，在茂福申企業集團中，僅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就占有企業全部股本的70%以上，他們甚為重視保持高比例股權。如在1933年，申新四廠失火，同年恢復重建，廠方便通知各股東，要求“除前繳本外，照前繳之數再繳兩倍”，另外還須“籌填新股，以彌前虧和解決以后營運款項等問題。”結果有24位股本額1萬元以下的股東表示財力有限而愿意退股，終于由榮氏兄弟繼續追加股本。通過此次擴股，榮氏兄弟在申新四廠所占的股本比例由1932年的52.6%攀升到1934年的94.1%。

　　到了1941年，榮德生的長女婿李國偉為培植自己在企業中的勢力，主張申新四廠的幾個高級職員(李國偉的中學同學)入股，但榮德生則以為吸收新股將損及老股東權益，表示堅決反對。后經人調解，重新調整申四新老股東股權，并保持了榮家股權占總股額的60%以上。到1944年底，榮家持有申新四廠62%的股份，其女婿親家持有13.2%的股份。

　　在企業管理上，榮氏兄弟基本上也是大權獨攬，并主要依靠家族成員或者同鄉。在開始創辦面粉廠和紡紗廠時，榮氏兄弟模仿的是當時西方盛行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但在發展振興紗廠過程中，榮氏兄弟感到股份有限公司中股東在企業經營方面掣肘甚多，此后另謀發展乃至成立茂福申新總公司時都不再選擇有限公司的組織形式，而采取所有權和經營權相統一的管理模式即無限公司形式。

　　在榮氏企業集團中，各廠總經理一職均由榮宗敬一人兼任，實行集權制。企業內無錫籍人士占集團職員人數60%以上，至于各廠的經理、副經理幾乎全部由他們的親屬、好友、族人、鄉親等擔任。榮德生在他的《樂農自訂行年紀事》中不無得意地寫道：“昔年老友，都為經理矣！”在上世紀20年代中期以后，榮氏兄弟的子女相繼成人，也都被安排到各廠或各部門的領導崗位。

　　家族分拆

　　在榮毅仁出生的1916年，榮家已經頗有實力，生活無憂無慮，過的是名副其實的少爺生活。1937年夏，榮毅仁從圣約翰大學畢業，即出任茂新二廠助理經理。隨著抗戰全面爆發，榮氏家族的所有企業都遭受重創，身體不好的榮宗敬移居香港，而榮德生則在漢口坐鎮。

　　榮宗敬于1938年病逝后，榮氏家族內部也矛盾重重，離心傾向日漸增長，企業進入停滯發展階段。在上海形勢轉好后，榮德生感到大房和二房早已各成系統，便有意淡出一直由大房主持的總公司管理，交由榮宗敬的長子榮溥仁出任。這即是典型的中國家族傳承方式。

　　度過艱難的抗戰后，榮氏家族企業希望進行內部改革，但由于意見不統一，最終分化成三大系統：大房以榮溥仁為代表，管轄申新一、六、七、九及福新的一、二、三、四、六、七、八各廠，沿用茂福申新總公司名稱；二房以榮德生為代表，管轄申新二、三、五及茂新的一、二、三、四各廠和天元、合豐，稱之為“總管理處系統”；再有以李國偉為代表，管轄漢口的申四、福五和戰時內遷與新建的各廠，稱之為“申四福五系統”。

　　之后，榮德生滿懷熱情創設并實踐他的“大農業計劃”和“天元計劃”，專注農業生產、工業制造、商業運輸，應該說是較好的實業復興計劃。天元實業公司不吸收大房系投資，由二房系專營，實際是榮氏家族帝國的再造，但由于戰亂頻仍，計劃未能實現。

　　隨著內戰開打，榮氏家族的一部分企業開始向廣州、香港、臺灣等地轉移資金和設備。比如李國偉委托英信昌洋行在九龍設立紗廠，榮德生五子榮研仁也抽走天元公司很大一部分資金去了泰國，二子榮爾仁移拆一部分設備到廣州開廠。

　　1949年榮德生趕到上海，已經控制不了大局，大房系統負責人都走了，榮宗敬的長子榮溥仁和次子榮輔仁去了香港，二房系統和申四福五系統也走了一些人。由于長子榮偉仁、三子榮伊仁和六子榮紀仁已經去世，榮德生此時可以依靠的就剩下四子榮毅仁。

　　資金外流致使留在內地的榮氏企業元氣大傷，這讓榮德生氣憤不已，“生平未嘗為非作惡，焉用逃往國外？”其實對于榮毅仁來說，究竟是去是留，也是很矛盾的選擇，其妻兒已到了香港。最終，榮德生和榮毅仁父子決定留在內地，榮毅仁將妻兒從香港接回。1952年7月榮德生去世后，從此榮毅仁便成為這一家族留在內地的代表人物。

　　老年創出輝煌國企

　　解放后，公私合營乃大勢所趨，盡管榮毅仁先后出任上海市副市長、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但對于其家族企業的命運已改弦更張，其商業才能也沒有機會充分展現。直到文革以后，榮毅仁已進入耳順之年，才又面臨創造實業的機遇。

　　1979年10月，經中央批準，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正式成立，榮毅仁在鄧小平點將下，出任中信董事長兼總經理。按照國務院批準的公司章程，中信初期注冊資本是2億元(1982年2月改為6億元)，由國家財政分期撥足。由于國家當時財政困難，第一次只撥了2000萬元，加上榮毅仁個人的存款借給公司1000萬元，真正可以運營的資金是3000萬元(財政部在此后三年又分別撥給公司2000萬元，至1984年共撥1億元，以后再未撥給現金)。

　　從這種資本的結構來說，中信完全是國有企業，而榮毅仁以個人擁有的資金投入，只能算是借款，不能看做投資，因此榮毅仁在中信并不擁有股份。在中信掛牌之前，榮毅仁請來了原來在上海工商界的舊知好友：原上海華成卷煙公司總經理經叔平、原上海閘北水電廠總經理王兼士、原上海中國燃料工業公司總經理徐昭隆(后出任中信總經理)、原上海天廚味精廠老板吳蘊初的兒子吳志超等來襄助。但公司成立初期，業務發展沒有預想中的好。

　　1980年，榮毅仁終于找到合適的機會。當時大型項目儀征化纖由于資金短缺準備停建，紡織工業部找到當年的老副部長榮毅仁救急，其直接反應便是：“資金不足為啥不能向國外借呢？”經過周密的可行性研究，他提出在日本發行債券，遭到很多人反對。但最終在1982年1月，中信首次發行了100億日元私募債券，其中80%投入了儀征化纖。

　　1985年，儀征化纖建成投產，到1988年6月底，全公司已實現利稅11.06億元，短短幾年就賺回一個大型化工綜合企業。這一不俗表現一時被譽為“儀征模式”，有熟知榮家歷史的人卻說，“什么儀征模式，不就是當年榮氏兄弟的借蛋孵雞法！”榮毅仁聽到此言，也忍不住樂了。此后，中信步入快速發展期。

　　第四代超越太難

　　中信集團現已發展成為具有較大規模的跨國企業集團，目前擁有44家子公司(銀行)，業務主要集中在金融、實業和其它服務業領域。截至2004年底，中信集團的總資產為7014.11億元(金融類資產占80%以上)，當年凈利潤為17.82億元。

　　在中信從1億元發展到目前7000億元規模的過程中，國有背景以及領政策風氣之先，使得其具有獨特的優勢，而榮毅仁個人也毫無疑問起到了至關重要作用。盡管榮毅仁在中信集團并不擁有股份，但“榮老板”這一稱呼還是叫開了，即便在1993年當選國家副主席而辭去董事長職務后，仍在中信內具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

　　作為榮氏家族承上啟下的一代，榮毅仁在青年時期并未經過艱難的創業階段，進入家族企業后，由于連年戰爭企業經營受到很大制約；而在戰爭結束后，又由于先后經歷家族分化、公私合營，家族企業最終失去存在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榮毅仁在此過程中更多的是受惠于家族，而沒能充分證明自我的商業才能；而其祖輩則從一介平民出身，憑借個人努力開創了家族大業。

　　命運總讓人捉摸不定，榮毅仁在63歲上獲得了證明自己的機會，不過打下的基業卻是一家標準國企中信集團，與其家族沒有什么關系。但其子榮智健則在進入中信系統10年后，成為旗下一家主要子公司的主要股東，總算又有了一點兒“父業子承”的味道。

　　如今，榮智健的長子榮明杰在1993年就加入中信泰富，并在2000年進入董事會，并為國泰航空及其他有關中國基建及工業項目的公司董事；其女兒榮明方則于1995年加入中信泰富，現為科技發展部之董事，負責旗下科技項目的發展。相比榮智健當年只身闖蕩香港，榮家第四代兩兄妹起點已不可同日而語，但要想在父輩眩目的成就之上再圖超越，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榮氏家族講究門當戶對

　　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在成為大資本家之前，其家境并不富裕，因此雖然逐漸發家的榮宗敬娶了三房太太，榮德生也娶了二房，但其姻親皆屬貧民之家。

　　而從其下一代開始，由于家境的完全轉變，姻親就明顯出現了“門當戶對”的格局，出身名門望族成為其后代擇偶的標準。比如：

　　榮毅仁的大姐榮慕蘊的丈夫李國偉，乃是當時無錫商會會長華藝珊的侄子；

　　榮毅仁的妻子楊鑒清，為無錫名門楊干卿的二女兒；

　　榮毅仁的妹妹榮輯芙的丈夫魏道明，曾任臺灣當局“外交部長”；

　　榮漱仁的丈夫楊通誼，為楊味云之子。楊味云乃清末官員，后成為大企業家；

　　榮智健的妻子任順彌，為當年“汗衫大王”任士剛的孫女；

　　榮智健的妹妹榮智婉的丈夫馬有恒，為政協副主席馬萬琪的兒子；

　　榮鴻仁的女兒榮智豐的丈夫成之德，為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的侄子……

　　如今，中信泰富是首富榮智健絕對的事業重心，而中信泰富的國資背景也讓其有了“紅頂商人”之稱謂。言下之意，其迅速的財富增值過程靠著政策機會。但事實上，早在加盟中信之前，榮智健就已經在香港、美國初試牛刀，其創業故事之精彩，絲毫不亞于在中信泰富的表現。

　　榮毅仁與夫人楊鑒清育有四女一子，出生于1942年1月的榮智健是其惟一的兒子，在兄妹五人中居中。盡管榮氏家族企業在解放后進行公私合營，但榮智健少年時代的幸福生活并未因此受到什么影響。他自己回憶稱，“我覺得一生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文革’。‘文革’前我可以說是沒有吃過什么苦。”

　　文革結束后的1977年，已在機電部電子研究所工作了5年的榮智健面臨著人生選擇。這時榮氏家族的榮爾仁、榮綱仁、唐熊源、王云程、吳昆生、吳中一、陸菊生等人，在香港已經有了自己的事業。榮智健大伯父榮偉仁的兒子榮智謙、榮智鑫也在香港經營電子生意，聽說堂弟對科研不感興趣，便來信相邀。1978年6月，36歲的榮智健懷揣單程通行證毅然南下香港。

　　榮氏三兄弟經過一番商議后，決定聯合投資辦廠。榮智謙和榮智鑫此時已有不菲的積蓄，榮智健只能向父親求援。由于榮氏企業1949年前在香港還留有一些資產，主要是當初開辦紡織廠時的股份，如九龍紗廠、南洋紗廠，榮毅仁都占有一定股份，而30多年來一直沒動用股息和分紅，榮毅仁就讓榮智健去接洽清算，數目還不小。

　　1978年，三兄弟各出資100萬港元，各占1/3股份，開辦了一家電子廠名為愛卡(英文名ELCAP)。最初，愛卡生產科技含量不高的電容器、電子手表和玩具等，在內地銷售不錯，但這類產品打不開香港市場，遂決定轉向，轉而生產集成電路和電腦隨機存取存儲器，定位于外銷和出口，產品開始遠銷美國。

　　為了擴大生產規模，榮智健像祖父榮德生當年一樣提出暫不分紅，但在股東會上沒能通過。榮智健將自己所得利潤用于追加投資，直至持股60%，并出任總經理。1982年，美國的Fitelec公司以1200萬美元的高價收購了愛卡，榮智健相應得到720萬美元(約合5600多萬港元)。

　　賣掉愛卡后，榮智健又回到北京。此時，榮毅仁帶領中信開始涉足房地產，選定了建國門附近的一塊地，準備建設國際大廈。看著已屆老年的父親仍充滿創業熱情，暫時閑下來的榮智健坐不住了，籌劃著到美國再次創業。

　　榮智健到美國后，找到的第一人是表妹唐芙生——五姑父唐熊源的女兒，唐芙生在那時最火的王安電腦公司任副總裁。在她的介紹下，榮智健認識了在微軟工作的林銘博士和米歇爾•弗尤爾，他們在美國電腦業享有盛名。榮智健與他們很快成為好友。

　　一次在閑聊中，林銘和米歇爾•弗尤爾談起了CAD(計算機輔助設計)技術，榮智健對此很感興趣，并提議三人開辦這樣一個公司。隨后，他們從微軟挖了幾個高級工程師，在美國加州的圣荷西創辦了加州自動設計公司(簡稱CADI)，最初投資200萬美元，榮智健出資120萬美元，占60%。三人的分工是：軟件開發和產品生產由林銘和米歇爾•弗尤爾負責，榮智健則去開拓香港和內地市場。

　　1983年1月，榮智健重返香港。當初他離開香港，是為了避開電子業即將到來的低潮；而這次返回香港恰好遇到了電腦業發展的黃金季節，CADI產品的銷售見好。CADI創建還不到1年，就引起了美國另一家電腦設計硬件廠商Mentor Gaphics的關注，其老板蒙特親自前來拜訪榮智健，言明有意入股，榮智健最終同意其購買28%股份。

　　在蒙特入股不到半年時，榮智健和林銘又找到他，提議將兩家公司合并以掛牌上市，最后也達成協議。1984年，合并后的公司成功上市，股價一路狂漲，榮智健見好就收，適時拋出所持股票，套現所得4800萬美元(約3.74億港元)，加上兩年前售出愛卡獲利的5000多萬港元，其個人資產超過4億港元。在短短6年間，榮智健將初始投資100萬港元變為4億港元，增值400余倍。

　　在兩次成功創業并賣掉企業后，榮智健看準時機，轉向了香港低靡的房地產市場。經過2年單槍匹馬的“炒樓”生涯，他最終加入了父親一手創立的國企中信。

　　老當益壯的榮鴻慶

　　在榮毅仁去世后，榮氏家族第二代中，仍活躍在商界的只剩下榮鴻慶一人，即榮宗敬的小兒子榮綱仁(字鴻慶)。

　　現年82歲的榮鴻慶擔任臺灣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以下稱“上商銀”)董事長，上商銀1915年創立于上海，是由知名銀行家陳光甫發起的純民營銀行。1927年，榮宗敬、榮德生兄弟以申新紡織總公司名義，向中國銀行、上商銀等多處金融機構投資，其中投資于上商銀20萬元，以后增至45萬元，成為大股東之一。榮宗敬還擔任了兩家銀行的董事。

　　1965年，上商銀在臺灣復業，榮鴻慶先后出任上海商銀董事、常務董事、副董事長，1983年擔任董事長一職。近年來，榮鴻慶經常來往于兩岸三地，目的之一便是進軍大陸金融市場，一旦政策許可，上商銀有望成為最先在大陸開分行的臺資銀行之一。

　　而在從事銀行業同時，榮鴻慶也沒忘記榮家的祖業——紡織業。早在解放之前榮氏資產外遷時，榮鴻慶便在香港經營南洋紗廠，在將事業重心轉向臺灣后，南洋紗廠則交給了兒子榮智權打理。1990年，榮鴻慶和姐姐榮卓如一起到上海，決定將南洋沙廠移機至滬搞合資經營，與當時的上棉22廠合資開設申南紡織廠，這家總投資3000萬美元的工廠是目前上海紡織行業最大的合資企業。

　　如今，榮鴻慶的兒子榮智權和孫子榮康信都是上商銀的董事，但榮智權事業重心主要放在香港南洋集團，而主修亞洲歷史及政治經濟的榮康信大學畢業后在香港從事資訊科技行業，2002年因爺爺的一句話“你來看看銀行買的資訊設備對不對”，即加入上商銀，便從2004年開始擔任總經理的特別助理，大有接班之勢。但榮鴻慶否定了外界的猜測，特別強調：“銀行不是家族事業，誰做好誰出頭。”

　　各自精彩的姐弟倆

　　而在榮氏家族的第三代中，除了最為耀眼的榮智健外，早年與其一道創立愛卡的榮智鑫也可算作代表人物之一。

　　榮智鑫現年70歲，其父榮偉仁是榮德生的長子，可惜英年早逝(1939年去世)。榮智鑫在家排行老六，是榮偉仁最小的兒子。15歲那年，他和家人一起來到香港。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子工程專業畢業后，榮智鑫在美國的一家電話公司做普通工程師。

　　3年后，他決定回香港“碰碰運氣”，用籌來的50萬港元跟幾個朋友在香港合伙成立了一家名叫美聯的煙草公司，專門代理美國牌子的香煙。經過10年苦心經營，這家公司被一家美國企業收購，榮智鑫從中凈賺1億多港元。這時，后來同樣“賣掉自己創業企業”的榮智健還在四川涼山繼續他長達6年的“下放”生活。

　　1975年，電腦業一度成為香港制造業中的熱門，榮智鑫及時抓住契機，投資200萬港元成立了榮文科技。而在1978年與榮智健一道投資愛卡，更像是對剛開始創業的堂兄弟的一次友情支持。榮文科技于1982年7月在香港上市，榮智鑫出任董事會主席。

　　在18年之后(2000年)的互聯網熱潮中，榮文科技掀起一陣浪花并最終易手。當年3月，時任方正控股總裁的張旋龍和剛從惠普空降到方正不久的李漢生找到榮智鑫，想借榮文科技的殼把方正的國內互聯網業務打包上市，同時拉來的還包括雅虎、新意網(HK 8008)等策略股東。榮智鑫即同意讓出殼資源，方正控股、雅虎和新意網共同入主榮文科技，分別持股38.45%、11.36%和7.37%，榮智鑫持股下降到10.68%。

　　隨后，榮智鑫旗下私人公司買回上市公司中的原有業務，榮文科技更名為“方正數碼”。但方正控股和雅虎的合作并未能繼續深入，方正數碼向互聯網的轉型一直未能成功，如今則被注入了方正旗下的IT分銷業務。榮智鑫則一直擔任方正數碼的非執行董事兼榮譽主席至今，其長子榮文淵曾出任方正數碼執行董事(2004年末辭任)，次子榮文灝也曾任高管。

　　而榮智鑫的二姐榮智美，曾任德國尤尼可公司總裁。據說在1979年中信創立時，榮智美特地向德國奔馳汽車制造廠定制了一輛豪華面包車，作為禮物送給四叔榮毅仁。這輛車子左右兩邊印有藍色的“中信”中英文名字，在當時北京城里絕無僅有，很出風頭。

　　在我國，素有“富不過三代”之說：此言意即第一代人憑艱苦創業而成功，第二代人還可憑上一代人的經驗和威望守業，從第三代人起開始衰敗，甚至崩潰。

　　這并不完全是感性的經驗之談。有研究表明：全球范圍內家族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24年，其中只有大約30%的家族企業可以傳到第二代，能夠傳至第三代的家族企業數量還不足總量的13%。在今年初，JP摩根投資銀行通過研究分析20年來《福布斯》全球400首富排行榜，發現平均只有20%的富豪能在榜上20年屹立不倒，其余80%都被“淘汰出局”。

　　而據美國布魯克林家族企業學院研究，約有70%的家族企業未能傳到下一代，88%未能傳到第三代，只有3%的家族企業在第四代及以后還在經營。甚至有專家認為，中國的情況可能更糟，大約只有5%左右的企業能夠“熬”到三代。

　　但是另外一個現象是，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計，由家族所有并經營的企業在世界企業總數中所占的比重有65%～80%之多，而

　　由此，如何能夠保證家族企業持續繁榮，成為各界關注的熱點，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后第一代企業家開始面臨接班時，一個看似遙遠的“富過三代”的問題就近在眼前。

　　綜觀世界成功的家族企業，基本上都有強烈的使命感支撐，這是企業的精神核心。有些家族企業很難延續長久，很大的問題就是因為缺乏使命感，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只賺了些錢就滿足了，結果停滯不前。

　　而在家族企業中普遍存在的傳子不傳賢的權力交接方式也存在明顯的弊端，尤其容易導致家族內部在權威真空期對權威爭奪而帶來的傾軋，眾兄弟往往為了自身利益而產生對家族企業集團離心傾向。

　　比如2003年海鑫集團董事長李海倉突然遇害，且未留下遺囑，一時間謠言滿天，最后企業的繼承由地方政府協助其家族完成，在其父親李春元的主持下，以其子李兆會出任董事長來化解家族內部的信任危機，這種傳統繼承方式也讓其5個兄弟不再有話說。但這種繼承方式對企業究竟是不是較優選擇，仍值得商榷。

　　傳子不傳賢的弊端還表現在：第一，企業的非家族員工無法深入參與決策的核心，因此對企業缺乏向心力；第二，由于決策者都是血緣相近的家族成員，其經歷、經驗與成長比較類似，近親繁殖的結果使其決策品質相對低下；第三，不利于企業內部實行現代科層組織制的一些原則。

　　但這一根深蒂固的傳統至少在短期內難以改變。方太董事長茅理翔目前正在逐漸向兒子交班，他認為：“要走過三代，首先就是培養接班人的問題，沒有合格的接班人就是企業最大的損失；其次，強化董事會對經理人班子的考核制度與執行，從而建立一個富有

　　當然，他也承認有可能出現家族某一代接班人太濫的情況，但這個時候其選擇是看兒女有沒有能力接班，只有在子女都不行的情況下，才考慮采用經理人全權經營的思路，而且要保證家族所有權，強化董事會的職能。

　　由于中國100多年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一客觀因素決定了財富只是近些年來談論的話題，真正能夠像榮氏家族一樣富過三代的家族少之又少。李錦記大概算是其中一個。李錦裳在1888年創立李錦記，這比榮氏父子三人創立廣生錢莊還要早8年，如今也已經傳到了第四代，企業仍在健康發展。

　　目前，李錦記的第四代有兄弟四人，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老大李惠民擔任公司主席，老二李惠雄主管財務及房地產，老三李惠中主管生產、物流和中國市場，老四李惠森則主管發展傳統中藥以及保健營養品。

　　李惠森認為，在家族企業中，角色扮演至關重要。比如自己現在扮演的角色是家族成員、股東、董事、管理者四重角色。一般來說，家族成員都會是企業的股東，但不一定是董事、管理者，只有具備管理才能的家族成員才可能成為董事或管理者。如果角色不清晰，就會出現任意干預經營管理，或者內部爭權奪利，導致混亂，家族事業最終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