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談
——訪中國企業聯合會會長陳錦華
毛主席曾經對榮毅仁講了這樣的話：把握社會發展的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我認為這句話在榮毅仁的一生當中得到了體現
文/本刊記者 杜 亮
“榮老追悼會當天新華社發了一個他的生平，應該是對榮老的蓋棺論定，其中講了一條：他是中國工商界的一面旗幟，既然是旗幟當然有值得大家學習的地方。”11月14日上午，陳錦華在全國政協機關接受《中國企業家》雜志采訪時指出。陳錦華是現任中國企業聯合會的會長，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上世紀50年代后期，榮毅仁到紡織部任副部長，陳錦華是紡織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對于榮老，76歲的陳錦華至今印象深刻。
《中國企業家》：您與榮毅仁共事的時候，有哪些值得回憶的事情？
陳錦華：那個時候對他的印象，現在想起來，比較突出的是，他關心政治、注意政策。
我舉個例子，那時候部里寫報告，如果里邊有這樣的話，根據中央有關精神，來開什么會，來進行貫徹；如果出現這樣的字句，他一定要把我找去，問我中央指示精神的內容是什么？中央是什么政策？要給他解釋一下。講了以后，他一聽如果中央精神是關于工作上的事，而不是黨內的事，他就提出，你把文件送給我看看。如果不是黨內機密文件，我們請示黨組書記錢之光之后就送給他看了。
榮毅仁那時候不是黨員，但他靠近黨，靠近政府，有這種態度是很不一般的。一般人聽說是中央精神，貫徹就是了，干嘛要往深里問。
再講一個例子。他這個人還是比較愛動腦子的。當年我們對資產階級實行的是贖買政策，是用定息的方式進行贖買。有一次他找到我，和我議論贖買政策，講他的理解。他跟我說，贖買政策是非常好的。因為“贖買”這個詞最早是馬克思提出來的。他認為中國不僅在理論上講清了這個道理，而且在實踐上是成功的。他對黨的政策的理解不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是要從理論上找到一些依據。
《中國企業家》：在業務管理上，他有什么特點？
陳錦華：從業務上來講，他還是想多做事情，工作比較熱心，態度比較科學，比較實事求是。他到紡織部以后部里給他的分工是管生產，當時生產當中，全國有個廣泛涉及的大問題，就是大躍進、浮夸，不講科學，不實事求是。有人要是講究質量或者講究效益，就被視為右傾、保守。
當年紡織工業碰到最大的問題是原料的問題，就是棉花不夠。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找棉花以外的原料來搞紡織，野雜纖維，各種各種的麻，各種各樣的毛，通過這樣的辦法來擴大紡織原料的來源，當時中央都同意這種做法。他抓這個事情，自己帶隊到湖南、四川、山東等地調查。調查回來之后他正式提出了報告，認為野雜纖維是有的，中國這么大總是有的，但是纖維的性能是不一樣的，有的比較粗，有的比較細，有的比較長，有的比較短，用到紡織上來，應當是“能粗則粗，能細則細，能穿則穿，能用則用”，提出這么幾句話是很不容易的。當時的輿論，現在叫“炒作”，說野雜纖維好的不得了，什么方面都可以用。這件事體現的就是他的科學態度。
還有一件事情我覺得也是很好的。當年中國紡織品出口，包括絲綢、毛料、羊毛衫，主要對象是蘇聯、東歐國家，那個時候西方對我們封鎖，我們的東西出不去，或者不愿意出去，我們要從蘇聯進口東西，拿什么跟它交換？只有拿我們的農產品，紡織輕工產品跟他們交換。后來中蘇關系鬧僵了，這些東西它不要了，我們的產品就出不去了。這個時候我們需要把紡織品出口轉到資本主義國家去。要轉到西方市場去，這個差別是很大的。因為我們已經和西方斷絕關系十多年了，要把我們的產品做到資本主義市場上，適合他們的需要，品種、質量、花式都要做很大的轉變。那個時候我們就專門派人到香港搜集樣子到國內來仿做，再賣出去，這個事情是榮毅仁主管的。現在想起來，這個轉變對我們后來的改革開放，對今天中國紡織品占到全球貿易額40%、成為世界第一紡織大國都有很大影響，很多基礎都是那個時候打下來的。
《中國企業家》：改革開放以后，您對榮老和中信有什么印象比較深的事情？
陳錦華：改革開放以后我和他接觸就比較少了。我印象比較深的是鄧小平對他講的，“勇于創新、多做貢獻”，我覺得他就是這么做的。這里邊最突出的是勇于創新。在創辦中信的過程當中，我了解比較多的是中信投資建設儀征化纖公司。當時要建儀征化纖國家沒有錢，當時紡織工業部找榮毅仁幫著想辦法，榮毅仁就以中信集團的名義到海外去融資貸款，貸到了2億美元，當時2億美元可是一個大數字。中信的投資占儀征化纖30%的股份，國家占70%。儀征化纖已成為我國最大的化纖原料和化纖生產基地。我認為在這件事情上他是有開拓性貢獻的。儀征化纖開工的時候他去了，講了三句話，融資以后要選好，建好，管好，提了三好，所謂“選”就是搞的東西，要是國家所需要的；選好之后，要把它建設好；建設起來之后一定要管好，要使企業有效益。這是很在行的意見。
《中國企業家》：榮毅仁作為一個跨越兩個時代的企業家，與同時代的其他企業家相比，有什么特別的地方？
陳錦華：我給他概括了8個字：愛國有為，敬業創業。愛國有為意思是說他真正在做事情，也做成了一些事情，而且是國家需要的大事。榮毅仁是很敬業的，敬業當中還有創業的意識，創業的精神。如果講愛黨，走社會主義道路，可能政治色彩濃厚，但從愛國的角度來講，從敬業和創業來講，則是沒有什么政治色彩的。過去他對紡織工業的貢獻，從公私合營前的加工訂貨到統購包銷，到改革開放年代創建中信公司，都是有創意的。榮毅仁不守舊，一直注意學習進取。老一代的工商業者作為大老板，他的作為是領先的，最突出的。
榮毅仁不太追求個人享受。我們有一次在一起閑聊，他說逛百貨大樓被小偷偷了，可能也就幾十塊錢吧。我們就跟他講，小偷偷了中國最有錢的人，但是拿到手的卻是最少的。現在很多大款發了財之后，剛剛有一點積累就買幾千萬元、上億元一棟的別墅，這種消費完全是腐敗性的消費，你這個錢為什么不能拿來進行礦井的改造？為什么不能擴大實業投資？他的父親榮德生有句名言：發上等愿，結中等緣，享下等福。我感覺這些東西是值得后人學習的。現在有一些人，可是倒過來了，享上等福。
《中國企業家》：解放以前，榮毅仁那一代被稱為民族資本家或民族企業家，現在對“民族”的概念好像提的少了，您怎么看？
陳錦華：現在是強調經濟全球化，融入國際社會，是否需要強調民族工業那也不一定。但老一代民族工商業者的這種精神，民族情結我認為還是值得提倡的。什么是民族精神，就是愛國主義精神，要愛國，把中國搞強大，你花天酒地把錢都花掉了，拿什么愛國？我認為這些人之所以有這樣的表現，和他們個人的經歷有很大的關系，沒有經歷社會變遷的磨煉，沒有經歷解放以后在那種艱難的情況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磨煉。現在應該講，創業的大環境還是比較好的，中國在向上發展。企業家們應該抓住機會做好自己的事業。
《中國企業家》：畢竟榮老創業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的企業家階層都是改革開放以來崛起的，有國有企業的企業家，也有民營企業的企業家，對他們很難用一個標準要求。
陳錦華：這是對的，不同時代的人有不同的使命，但是愛國應當是永恒的主題。愛國，就要積極作為，要有創業精神，要順應潮流，與時俱進，這些都是不過時的。當代的中國企業家需要的民族精神，就是為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中國的崛起，為中國的和平、發展、合作做貢獻。毛主席曾經對榮毅仁講了這樣的話，把握社會發展的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我認為這句話在榮毅仁的一生當中得到了體現。今天的企業家，同樣要認清社會發展的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同自己的祖國融合在一起，共創美好的明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