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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李翔 沈文 北京報道
1982年夏天，21歲的謝泳用了一個下午來閱讀一本小冊子，普列漢諾夫的《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我記得他在書里非常明白地說明了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還用符號列了公式，這個
記憶特別強烈。他說一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不是絕對的，也不是不可替代的……沒有什么不能替代的人。”多年之后，他回憶說。
興奮的年輕人以普列漢諾夫的論點為依據，結合自己的想法寫了一篇反對個人崇拜的文章投給《人民日報》理論部。文章沒有發表，回報這個年輕人的熱情的是鉛印退稿信。“我依然珍惜當時的熱情和勇氣。”謝泳回憶說，“我的青春在那一年提早結束了，不是說我以后成熟了，而是從此以后我更是什么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自己。”
這是謝泳去往他的精神世界、他的“別處”的開始。
別處
謝泳留著寸頭，極黑的頭發下一張國字臉，大號眼鏡下眼神始終專注——他顯得非常用心，這能夠彌補一個人的天分不足。他對我們充滿好奇，這同我最初對他的好奇心幾乎不相上下。跟小他20歲左右的年輕人說話時，44歲的謝泳神情專注，小心翼翼地提問。而當他說話時，這些年輕人卻肆無忌憚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他用一貫的寬容來表示支持，并且不吝贊許之詞。他對周圍的世界似乎不太了解，充滿疑惑，他幾乎都不看電影。
但對于他的世界，他的“別處”，他異常熟悉。只要稍微謙遜一些，你就能夠期望聽到一篇宏論，“對于現代歷史，我覺得年輕人應該樹立一個基本觀念，進行建國之前和建國之后的比較……”這些論述中夾雜著“胡適、儲安平、傅斯年、馮友蘭、張東蓀、金岳霖、梁思成、王瑤、舒蕪、錢鐘書、羅隆基”等一連串他的世界中的人物。20世紀20-40年代是他學術研究的時間集中帶，也是他精神生活之地，他的“別處”。
他通過在舊書市場上淘到的發黃的書籍、雜志接觸生活于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他邁進這扇門，在門里流連忘返，甚至有可能迷了路——有人說他“一葉障目”。而他和此時此刻的世界的聯系，也許就是他所提到的《讀書》、香港《二十一世紀》、《書屋》等雜志了，這是他尋求現實世界的同類方法，也是他謀求在現實世界中的地位的途徑——他正是通過在雜志上發表論文而走上比較正規的學術研究道路。
謝泳在精神上希望生活在過去。在表現自己知識分子一面時，他通過講述自己世界里的事情來實現這一目的，比如在非典盛行時，他寫閻錫山當年在山西是如何防疫治疫；反省當今大學制度，他的手段是談論當年北大、清華如何治校，蔡元培、蔣夢麟、梅貽琦是何樣的校長；呼喚知識分子公共關懷時，他沉浸在知識分子當年清議天下的豪情中。
探尋
并非所有人生下來就能生活在“別處”。“別處”是一種能夠支持人存在于現世的烏托邦或桃花源，生活在“別處”的人，都存在著尋找適合自己生存的烏托邦或桃花源的過程，同時與現世達成某種妥協。對“別處”的需要，是由于每個人都需要至少部分地生活在真實中——物質的真實和精神的真實。當一個人開始回憶、梳理自己的探求之路時，則必須從現實出發。
“記憶其實很不可靠，我們能夠記憶的只是豐富生活中的點滴內容。中年就開始回憶，好像有預支生活的意味。胡適寫《四十自述》，那是特例。他少年成名，有回憶的資本。而我們庸碌的生活中又有什么值得留給時代記憶的東西呢？”在他未發表的一篇自述文章的開頭，他這樣說。富有趣味的是，謝泳本人的研究也主張從日記入手，他認為日記要勝于回憶錄，因為人的回憶往往帶著修補過去的無意識行為。謝泳帶著這樣的自省開始他的回憶。
1961年，謝泳出生。在他出生前后最引人矚目的政治事件是：1956年，中國開始反右；1966年開始后來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之時他15歲，因此，這些社會運動對他的童年幾乎沒有留下什么印跡。比他年長少許的當代文藝批評家崔衛平對文革的記憶是，上山下鄉運動把自己這些小孩們留在了一座空城之中，而紅衛兵也只是大孩子們的事情，小蘿卜頭們只能眼巴巴地看著。
而謝泳有著開始模糊而終于清晰的關于右派記憶。他的父親作為一名稍有文化的藥材公司小職員，被劃分為右派。在謝泳7歲之時，父親因車禍過世。即便如此，到了中學入團的時候，逝世幾年的父親的右派身份開始產生影響。“在這件事上，我第一次感覺到父親的影響是一個真實的存在”，謝泳說。這使他對出身論開始了激烈的批駁，同時萌生出當時社會流動中“劣幣驅逐良幣”的觀念。最重要的是，他開始更清醒地認識現世生活，并走出探索“別處”的第一步。而在這個探索過程中，至少有兩個人對謝泳產生了啟蒙般的影響：臺灣歌星鄧麗君和俄國哲學家普列漢諾夫。
1978年，讀高中的謝泳拿到父親的右派平反通知書。這時他正沉浸在鄧麗君的歌聲中。“有一段時間，我每天最想做的事，是到管理廣播室的校工那里，我幫助他做一些體力活，然后求他在學校的播音室里，用一臺老式的磁帶錄音機，為我放幾首鄧麗君的歌。這些事還不能讓人知道，在那個時代，聽鄧麗君的歌是犯法的，那是典型的靡靡之音。一個中學生，沉迷于那樣的歌聲中，幾乎不可救藥……”
鄧麗君繼革命歌曲之后，成為了時代的強音。而鄧麗君本人在香港的影響力反而遠不如在大陸那樣大，能夠達到老少咸宜、深入人心的地步。“上世紀70年代末，當內地的窗口開始打開，第一個走進來的就是鄰家女孩鄧麗君。當時，人們說不清楚為什么在百廢待興，人們似乎無暇顧及精神需求的時候，她的歌聲眨眼間便傳遍了大江南北”，一篇紀念鄧麗君的專題文章這樣說。鄧麗君成為了一個時代的符號，但她究竟為何成為這個符號，無人能給出信服的解答。即使是謝泳，也難以解釋出自己為什么喜歡鄧麗君，而且在很多年之后想起來仍然感覺強烈。
文化大革命之后，大部分人都經歷了一個重塑偶像的過程。這個過程大多通過事實警醒來完成。對于謝泳，這個過程則在1982年的那個夏天，通過普列漢諾夫實現了。
研究
1983年夏天，謝泳從山西榆次市晉中師專英語專業畢業。他沒有服從分配。一年之后，校報需要一個編輯，他留校做了校報編輯。謝泳愛讀雜書，根據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員智效民先生的描述，“據說陜西省作家協會刊物《批評家》創刊后，做過一次讀者調查，只有兩個人自費訂閱，謝泳是其中之一。謝泳何許人也，竟成了編輯部關注的一個問題。”
在校報工作兩年之后，謝泳的下一份工作正是《批評家》雜志的編輯。《批評家》雜志是20世紀80年代文學批評高潮中出現的眾多文學評論雜志之一。工作環境和謝泳自身對文字的喜愛，使他自己也開始文學研究。他最初的研究對象包含張愛玲和魯迅。一段時間之后，他感覺這并不適合自己。在上世紀80年代末，謝泳的研究方向轉為從知識分子角度研究報告文學，并在上世紀90年代初自己結集為一本《禁錮下的吶喊——1976至1989年的中國報告文學》的小冊子。 “十多年前，我在一個朋友那里看了這本書，很過癮，也有些震驚。在那‘一切向錢看’的年代，內地城市還有個年輕人在關注社會良知，思考知識分子的責任。”智效民回憶說。
在這本自費印刷、印數僅為100本的小冊子的后記里，謝泳記下了研究儲安平和《觀察》周刊的愿望。通往“別處”的門打開了。
他為人稱道的“一個人、一本雜志到一所大學”的簡單明了的研究路線由此而始，“國內最早研究儲安平的不是我。但我覺得，我比較早地找到了《觀察》周刊和西南聯大這兩個對于研究現代知識分子來說算是概括性的群體。我注意到《觀察》的撰稿人和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教授群體有很大程度的重合。”
“當時，人們都紛紛下海經商，他卻經常從太原到北京圖書館查閱資料，住最便宜的旅館，吃最簡單的面食。”智效民說。研究過程的艱辛，自然為外人難以想象。對謝本人來說，他在國內的主力學術雜志上沒有發表過文章。他主要的發表途徑是香港的《二十一世紀》，從1993年(那時《二十一世紀》剛剛起步)到2001年，他基本上每年都給《二十一世紀》寫稿。“從給《二十一世紀》寫稿開始，我覺得自己的研究開始接近于職業的學術研究。”他說。
1998年，從內蒙古來到北京下海做書商的賀雄飛出版了一套名為“黑馬文叢”的書，這套書的作者囊括了秦暉、朱學勤、徐友漁等名字，這套叢書中，也包括謝泳的文集《逝去的年代》。這套書在當年引起的沖擊力和它的廣泛傳播，或許是謝泳今天被人稱為“著名學者”的一個起點。
這個過程，包含了找到“別處”，同時又觸及現實的雙重經歷。
現實
現實和“別處”的不同是，“別處”只存在紙上的交流，而現實則存在著物質上真實的拜訪。每次的拜訪都經歷著相似的程序。在一個十五平米左右的客廳中擺著一張黃顏色的木制方桌。桌子中間是一個銀色鋁壺，他往一次性紙杯中放入些許茶葉，然后用鋁壺燒開水，把水注入這些杯子中。前來拜訪的人們圍桌而坐，高談闊論。到吃飯的時間，大家就商量著找個飯館。吃完飯，謝泳會一臉感激地對大家說：“謝謝你們，謝謝你們來。”而這時會有人說：“應該我們謝謝你，請我們吃飯。”
現在他的身份是中科院的一位訪問學者，正式的身份是文學雜志《黃河》的副主編。但他更像一位社會活動家，忙著和朋友會面談話。進展了好幾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史”的研究和寫作計劃，也在寫了十幾萬字后暫停。在北京做訪問學者期間，他頻繁往來于太原和北京兩地。而以后也會有新的地方邀請他作為訪問學者逗留。
當教師的妻子和15歲正在讀初中的女兒留在了太原。經常性的外出讓他感覺到對家庭的內疚。但謝泳的忠厚寬容卻是出了名，他毫不吝嗇把自己收集到的資料贈送給需要的人，凡是有事情找他幫忙，他很少會拒絕。他的朋友很多，這讓他難以停息自己在外的運轉。他自稱很少同外界交流，獲取信息的渠道是網絡和書籍，但他身上表現出一種廣交朋友的沖動，并把大量時間花在和人見面上。當然這也是他進行學術研究的一種途徑，他和智效民、趙誠等幾位朋友組成的“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研究中心”，成了山西人文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聚居點。
“別處”對他吸引力最大的兩位知識分子是儲安平和胡適，兩者提倡的自由主義成為他奉行的準則和看待問題的基本方法。但兩者對于他卻又那么遙遠。他屢次提及自己的夢想是辦一份像《觀察》一樣的雜志。他又總把希望寄托在那些能夠擁有公共關懷的企業家身上，希望他們從理想出發而出資援助，這聽上去有些烏托邦。“想做事情做不成，只好在家里寫寫書”，他說。但他數十年的知識分子研究卻又沒能呈現給讀者一個自成一體的系統，數十年仍守著“一個人、一本雜志、一所學校”的鏈條。他試圖在精神上生活在“別處”，但他卻讓身體穿行在現世，似乎因朋友而充滿留戀。“別處”與現實在爭奪著一位學者的時間和精力。他找到了可以讓精神棲息的地方，而這帶給他的名利又增加了現實爭奪他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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