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曉松 熬出博鰲

　　蔣曉松身份：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被譽為“博鰲之父”；博鰲控股副董事長、曉奧集團董事長。

　　運作手法：會費，1萬美元至25萬美元不等。會務費，非會員3000美元，會員1000美元，媒體費用自理。贊助商，2005年會荷蘭TNT集團35萬美元成為主贊助商，還有其他多項指定贊助。餐飲服務、房地產、旅游開發。

　　經營現狀：只賺不賠，前景遠大。

　　說起國內的壇主，首先必須提的就是蔣曉松，因為他的“作品”是目前國內惟一有資格與達沃斯相比較的。

　　蔣曉松喜歡別人稱呼他為“蔣先生”，不過從今年2月4日開始，還可以叫他“蔣居士”了，因為身為無黨派人士的他在這天正式成為佛教居士。

　　蔣曉松剛剛在通往博鰲的路上蓋了一座名叫“東方文化苑”的醒目廟宇，“博鰲水城文化層面基本是空白，我們需要一種動力，我希望能打造一個凝聚東方人思想理念的廟宇，決不僅僅是一個單純建筑物的問題”，在被《時代人物周報》問到建廟的緣由時，蔣曉松這樣解釋。

　　2004年，中信集團入主博鰲，博鰲控股發生了很大變化。蔣曉松領導下的曉奧集團由昔日的大股東轉為小股東，中信占股70%，而曉奧只占30%。不過締造了博鰲奇跡的蔣曉松，還是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他以慣有的微笑對《時代人物周報》說：“我原先是在做一個面，現在是著力于一個點，由面到點的轉變，精力也更集中了。”

　　沒有一個餡餅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博鰲水城包括博鰲亞洲論壇在內是蔣曉松的一個綜合作品，他說他“再低調也否認不了”。

　　“人生很有限。”頭發花白的蔣曉松說出這樣的話，任何人都不得不信以為真。因這只有努力地做過某一件事情，卻發覺做這件事時已經不知不覺地耗費了人生的大好時光時，才能做出這樣的總結。而這種結論是內心的感悟，所以他對《時代人物周報》講：“男人一輩子如果能做一件讓自己幸福的事，對大家也好，對家人也好，也就心滿意足了。這么多年，實際我就做了一件事……”

　　無心插柳

　　其實蔣曉松當年到海南，也是奔著房地產去的，并且經歷了痛苦的海南房地產泡沫。至今，說起這么多年的歷程，蔣曉松還頗多感慨：“做這個事兒不容易：難不是一般的難，是海南(難)；窮不是一般的窮，是瓊(窮)海；熬不是一般的熬，是博鰲(熬)。”

　　蔣曉松一直不愿意別人把自己當作一個商人，在交談中，他多次跟《時代人物周報》說：“做企業千萬不要學我。”他更愿意把自己當作一個藝術家、社會活動家。這也許跟他是我國著名電影導演蔣君超與著名電影演員白楊之子，血管里面流淌著藝術的血液有很大關系。

　　1983年蔣曉松執導的電視片《小木屋》以女科學家徐鳳翔的事跡為藍本，反映了一代人的理想與追求。他因此在第28屆紐約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了電視導演獎，成為獲此殊榮的第一位中國人。其后，蔣曉松策劃拍攝了大型紀錄片《中國》和《故宮》，分別在日本NHK電視臺黃金時段播出并大受歡迎。如果蔣曉松一直搞影視，中國的影壇上除了陳凱歌、張藝謀，可能還多了個蔣曉松，但是在亞洲乃至在世界的廣闊舞臺上，可能就會少了一個水城博鰲。

　　1992年，蔣曉松已經算一個小有成就的企業家，當時紅火的海南房地產市場同樣吸引了他的目光。拿著老將軍王震給時任海南領導的親筆信，1992年11月，蔣曉松以日本曉奧公司董事長的身份在博鰲開始組建了海南曉奧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而這也是2004年他愿意以報恩的心態，甘心向中信集團董事長王軍轉讓股份的原因之一。

　　1996年1月，在海南經濟低潮期間，博鰲水城項目破土動工。博鰲優越的自然環境、精心的規劃以及高標準的開發建設，引起了世界關注。但由于種種原因，博鰲的項目建設整體停頓了兩年多時間。

　　在公司極度困難的時候，蔣曉松賣了自己的車子，但是沒有賣掉一分土地。這段回憶是讓他自豪的,他對《時代人物周報》說：“蔣曉松做的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就是在最困難的時候，博鰲沒有隨意賣一寸土地。這點確保了今天沒有形成亂開發的局面，我可能對博鰲有特殊的感情，因為我覺得從上天那里得到這么好的材料，我沒有理由作蹩腳的裁縫把這塊衣料裁壞。”

　　人脈力量

　　社會活動家對于蔣曉松而言絕不僅僅是個稱號，如果沒有廣泛的人脈資源，縱使他有博鰲這樣一塊好地方，也不可能誕生一個代表亞洲的符號。正是這些資源的力量，讓他領悟了圈聚人氣的財富奧秘。

　　蔣曉松在日本生活期間結識了日本前首相細川護熙，在經常的接觸中，他聽到了大量關于達沃斯的信息。而在北京貴賓樓與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的相識，也是一切的伏筆。

　　1997年7月，曉奧公司建成了亞洲首個全島型林克式(links)高爾夫球場，蔣曉松以個人名義請來其私人朋友、日本前首相細川護熙夫婦和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作為首批貴賓為球場開桿。“那一次，兩位前政要與我談起了亞太經合組織、達沃斯論壇。而這一夜的長談竟成為了點燃亞洲論壇創建與選址博鰲的火種。”蔣曉松對《時代人物周報》講道，“建立一個泛亞洲的國際組織，不但是我們三人深夜長談的成果所在，而且符合亞洲各國的愿望與想法。”

　　霍克不久便給江澤民主席寫信提出倡議。此后，由日本前首相細川護熙、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提議，26個國家的代表共同發起成立博鰲亞洲論壇的構想逐漸成熟。

　　論壇的成立，有其特殊的意義。如果將其放在北京和上海，政府色彩就太強了。中性的默默無聞的博鰲很容易被人接受，這就是所謂的第三地的概念。它可能是亞洲大家庭很多成員之間平等寬松的很體面的對話平臺。一個成功的論壇決定于能請來什么樣的嘉賓，可博鰲每屆年會從來不為嘉賓的規格犯愁。

　　再度談起這些時，蔣曉松仍然掩飾不住自豪，“我覺得當時確實是獨具慧眼，經過了十幾年，今天再回頭去看，可以結論性地講這句話，在亞洲地區從先天性的角度來說都找不到一塊綜合點數比博鰲更好的地方，因為它名副其實的匯集了江河湖海，還有三座山和三個島，從地球范圍來說，澳大利亞的黃金海岸有這么好，墨西哥的坎昆、美國的佛羅里達有這樣的地形地貌，但在亞洲，僅此一地！”

　　“我感謝上天感謝朋友，我也很感謝國家。因為整個東西都是因素和資源的排列組合，不是一件很平面很單一的事情。我覺得我很幸福也很幸運，這是我能感覺到的。”但是蔣曉松也有難為情的時候，因為有這樣的傳言，說東嶼島的搬遷不過是走了一批窮的來了一批富的。這話讓蔣曉松很難受，這也是讓他難為情的事情之一。實際上，博鰲的老百姓是他接觸到的最好的老百姓，有些事情沒有替他們做到位，對蔣曉松而言比較遺憾。

　　對于博鰲的未來，蔣曉松告訴《時代人物周報》：“博鰲不僅僅要成為并超過達沃斯，目標應該是日內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