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鶯謎一樣的女人 鑄就柯達在中國的成功

　　文/本刊記者 焦晶

　　不得不承認，葉鶯是個謎一樣的女人。

　　1997年元旦，葉鶯棄政從商，出任柯達大中華區副主席，亞太區副總裁兼對外事務部總經理。8年時間里，她的美麗幾乎沒有任何改變，而她率領的柯達中國卻越來越變得和她一 樣多彩。

　　政治記者、外交官以及跨國公司高層，葉鶯似乎永遠有機會在頂級舞臺展示其翩翩之美。在充滿壓力與無奈的現代社會，葉鶯聲稱自己的每次抉擇都出自自我的真心意愿，這使得她的幾次轉身都堪稱完美。

　　選擇與成功

　　2002年5月上旬，葉鶯被任命為柯達公司全球副總裁，全球矚目。這是華裔女性第一次出現在世界500強企業高級管理職位上。一位年輕的男記者對葉鶯說：“如果我能夠早生幾年，你一定是我追求的對象。”葉鶯回答：“如果我能夠早生100年，喬治·伊士曼一定是我追求的對象。”

　　當然，在葉鶯心目中，喬治·伊士曼并不是惟一。她坦言自己很崇拜父親，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父親選擇了忠于自己理想的路。

　　《中國新時代》：回顧8年前，你從一個著名的美女外交官，走到一個企業的高層，當時做出這樣的選擇，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葉鶯：一方面是希望能夠扣到時代發展的環節。因為中國一直都是計劃經濟的國家，在計劃經濟的架構中，支柱當然是國營企業。走向中國式的市場經濟后，在國企的改革中，怎樣使一些過去的舊有的國營企業不要把它甩掉，而是希望能留住一些根，在這個根上能夠發出新的嫩芽，這是一個生命的再創，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思維和理念，這就是國營企業改革的一個理念；

　　另外一個原因是對柯達公司的理解和對柯達創始人喬治·伊士曼的崇拜。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既懂生活，同時又對社會有一顆愛心和真心的企業家。其實放眼來看這100多年，從過去的資本經濟走到現在的資訊經濟和感情經濟的過程中，我覺得還沒有任何一個企業家能夠和他媲美。

　　《中國新時代》：您覺得對他可以稱得上是崇拜？那您還有其他崇拜的人嗎？

　　葉鶯：我很崇拜我的父親。我覺得他是一個對自己、對生命以及對于自己的訴求和信仰很執著的一個人，很有原則。

　　《中國新時代》：這些品質對您有怎樣的影響？

　　葉鶯：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因為我的父親原可以變成一個紈绔子弟，他可以完全不負責任地走完一輩子。可他選擇了一條對自己的理想、對自己的生存負責任的一條路。這一點一直深深銘刻在我的生命過程中，我自己做的每一個選擇差不多都是以此作為一個衡量標準。

　　《中國新時代》：從外交官到一個企業管理者，您認為自己成功的經驗有哪些？

　　葉鶯：其實成功這兩個字有很多不同的標準和定義，說我是一個“成功”的女企業家，不如說我是一個“稱職”的女企業家。至于說到女強人，其實未必是職場上的女人才可以享有這樣的頭銜。很多住家的女人，她如果勤儉持家，相夫教子，而且自己不斷地提升，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強人。

　　我前一陣子在一個演講會上和一些女大學生對話，我告訴她們，你不一定要把自己定位為將來一定要在職場上拼搏，以為那樣才會是一個不辜負父母希望的鳳凰，沒有人給你這樣的定位，是你自己的選擇。你決定什么是你自己的天命。男人為什么就一定要被推出去，在沙場上拼搏，住家男人有什么不可以？

　　《中國新時代》：在您的促成下，“98協議”得以出爐，這也為柯達在中國的發展鋪平了道路；而您能夠成功，據說是因為對中國先講“情”與“理”，而后講“法”有關。是不是您更喜歡“情和理”？您給人的感覺也一直是擅長攻心戰的。

　　葉鶯：當然，你說我用的是攻心戰，我同意。因為我是有心的人。我常常告訴我的同事，做任何一件事之前，一定要先做人。而做人，必須要用心做人，你做好了人，才能做事。而做事，必須要把小事做好，才能做大事。

　　《中國新時代》：這也是您成功的一個經驗吧。

　　葉鶯：你一直說成功，我覺得很汗顏，我一路都是這樣走的。如果人家問我：“你人生的目標是什么？”我覺得我的目標就是能夠有自由的選擇。因為如果一個人有選擇，那就證明他做的每件事情都是自己選擇的結果，是他心甘情愿要去做的。

　　很多時候你都會被問到，“你為什么要做這個呀？”也許你會說：“哎，沒辦法呀，我沒有選擇。”這是很悲哀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問我人生當中的訴求，我希望能永遠有選擇。

　　《中國新時代》：在您的經歷中有沒有相反的情況，幾乎沒有選擇？

　　葉鶯：我應該很幸運地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可我也做過錯誤的選擇。可是這種錯誤的選擇其實回頭來看未必是錯誤，因為你可以從中吸取教訓。

　　我念書的時候從來沒有給自己定位說我要拿第一名，考100分。所以我從來沒拿過全班第一名。我給自己的定位是我只要能及格就行了，這就是我的選擇。但當你的目標定在一個較低的程度，沒有按更高的標準來迫使你自己，就會是這樣的結果。

　　由于這樣的原因，進入柯達以后，我們提出來，顧客的滿意度就是要全面滿意，就是100%的滿意。當時有人提出來說這怎么可能呢，我就舉了這個例子。如果你不定在100%，那你永遠連90%都做不到；如果你定在100%，也許偶爾，某一個春天的下午，你可能做到了呢，也許很短暫。可這個短暫就是證明你曾經定的目標做到了。

　　我小時候如果說我的化學怎么樣都要考90分以上，那也許有一個學期我可能可以考到80分，可因為我的目標是及格就行了，所以就常常不及格。進入柯達后，這是一個很大的諷刺，柯達是個高度精細的化工公司，談到技術問題的時候，我真是后悔，恨當時念書沒念好，看到那些“烏龜殼”(指化學分子式)的時候，就頭疼。

　　橋梁與跨越

　　葉鶯曾有3個迥異的夢想：跳芭蕾舞、做記者、做外交官。后兩者她都實現了，而且做得相當出色。這3個看上去并無多大關聯的夢想，在葉鶯眼里，有著巧妙而緊密的聯系，它們的共同點便是橋梁。

　　“我們把花拿到這里好不好？”采訪中，看到攝影師為取景犯愁，葉鶯主動幫忙，“我看他瞄了半天，不好意思開口，我就替他說了。”在“98協議”、與樂凱合資等重大項目中葉鶯無往不勝，可能就是因為她的這種時刻用心研究對方的需要、以柔克剛的長處。在8年里，葉鶯帶領柯達中國成功跨越，她本身也在完成著自我的跨越。

　　《中國新時代》：我們知道你有3個夢想，看上去很迥異。

　　葉鶯(大笑)：其實差異不大。

　　《中國新時代》：為什么這么說？

　　葉鶯：作為一個舞者，其實也是在詮釋音樂里的精神和精髓，講述一個故事，這個橋梁是音樂和肢體的橋梁；后來做記者，其實一個好的記者就是一個忠實地誠懇地說故事的人，不是嗎？而自己本身也是一個橋梁，這個橋梁是架在真理和事實之間，為社會所架的橋梁；而最后走到外交官的工作，那更是說故事，作為一個橋梁，這個故事是說明國與國之間如何雙贏、如何互利，如何互補有無，在共同為整個世界和人類的大前提之下，不犧牲兩國之間的利益以及為多邊不同的國家找到相同點，這本身也是一個橋梁。這三者本身是很有聯系的。

　　柯達在中國是很新的一個公司，如何在西方企業的基礎上融合中國文化的精華而形成一個非常獨特的、有中國特色的柯達文化，這本身就要傳承過去100年所走的路和故事，然后這個故事還要繼續講下去。怎么樣聯系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這本身也是起了一個很重要的橋梁的作用。這個聯系的這一條線就是我。

　　《中國新時代》：據說您很向往中國的國企，但是，如果您真的在國企，是不可能跟“鄧凱達”打賭并贏錢的，可能還會故意輸錢。如果置身國企，您如何解決類似的問題？

　　葉鶯：我覺得絕對可能。中國的國企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種盛會。就像咸水和淡水交接的地方，這里的魚肉是最鮮美的。因為是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還沒完全脫掉計劃經濟一些好的東西，也接受了一些市場經濟的精華。中國的國企在世界上真正是可以騰云駕霧的，因為現在的國企還有很多計劃經濟時的優勢；重組后，它可以輕裝上陣在市場上競爭。比如在很短的時間里，中國有很多脫胎換骨的國企現在都是響當當的大人物：聯想、TCL和早期的海爾。

　　《中國新時代》：您在《跨越——柯達在中國》一書的前言里寫到：“柯達的企業文化正是根植于相互的尊重和信任。在這樣的基礎上，柯達在中國的成功，其實就是東西方文化之間，從尊重、理解到接受、欣賞的過程。”能否用簡單的事例闡釋一下這樣的總結？

　　葉鶯：我們把我們本地的經理人派到國外去培訓,在不同的地方，他們接受的東西都是不一樣的，每個人的接收能力和消化能力也是不一樣的。他們回來后，我們沒有跟他們說你學的東西你就原本照抄，而是說你把你學來的知識消化了以后，輸入到你的血液里，然后搭配中國固有的特性，再用你的方法來進行你的業務。很多來我們工廠參觀的人都非常驚訝而且非常喜悅地發現我們的這個特別的做法。

　　并不是說柯達在美國的做法就是問題的正確答案，這只是做法之一，更重要的是要因地制宜地去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