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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4月27日電(記者 曲志紅、沈路濤)95歲的世紀老人費孝通24日深夜溘然長逝。
從風華正茂的莘莘學子，到聲名卓著的耄耋老人，他的步履遍及祖國的山山水水--“走一趟，寫一篇”的工作和研究方式，造就他成為我國乃至在世界上享有盛譽的著名社會學人類學家；“走一趟，寫一篇”的眾多學術和研究成果，飽含他為國家發展、社會進步奉
獻的滿腔熱誠、智慧和心血。
“行走”，是他整個學術生命的“呼吸”與“陽光”。
扎根實踐
1935年初秋，廣西大瑤山的峻嶺密林間，剛剛畢業于清華研究生院的費孝通和他新婚燕爾的妻子王同惠，艱難卻快樂地行進著，山壁峭立，古道崎嶇，急流險灘，邊遠瑤寨，伴隨著他們初出茅廬的以實地調查為基礎的學術之旅。
“30年代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提出了要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社會這樣一個題目。我想，要了解中國必須從基本入手，那就是從人口最多的農民入手……這就是我走出的第一步�！�
這一步讓他最終功成名就，但這一步也讓他付出了難以想象的代價。他們曉行夜伏地行走瑤鄉實地調查，萬萬沒想到的是，因一次意外，妻子王同惠迷路山澗，“懷愛而終”。
這個打擊給費孝通帶來的痛苦是如此地刻骨銘心，終其一生也沒能淡忘�！靶行兄匦行校c君生別離”，這句古詩，經�？M繞在他心底。對志同道合的愛人的思念，更加堅定了他行走中國大地，尋找富國富民之路的步伐。
次年，他走進了江南一個小小的鄉村，對吳江縣廟港鄉開弦弓村進行了一個多月細致嚴密的社會人類學調查。在這次調查基礎上，他寫出了自己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論文發表后，被當時的學術界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成為國際人類學研究的經典之作。直到今天，《江村經濟》還是他的母校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學生的必讀書之一。
這部論著卷首扉頁上寫著：獻給我的妻子王同惠。60多年后，費孝通晚年調查研究的著述結集出版，他鄭重地為文集擇定書名：行行重行行。
從《江村經濟》到《行行重行行》，他的一生，在行行重行行中度過，也在行行重行行中走向中國社會學人類學的高峰。
1938年他學成歸國，在抗日戰爭的滿天烽火和十分艱苦的條件下，他主持著云南大學社會學研究室，帶領自己的同仁堅持“行走”在廣大農村調查研究，自己也陸續寫出了《生育制度》《鄉土中國》《鄉土重建》等一系列大受學界矚目、讀者歡迎的文章和論著，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這10年，成了他第一個學術豐收期。
新中國成立之初，他受鄧小平同志的重托，重新開始民族問題的研究，并多次到少數民族聚居地進行歷史調查和民族識別。他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為中國在多元一體格局中向更高層次發展提供了歷史邏輯依據和理論依據。
到改革開放之后，他煥發出更加旺盛的學術生命。他對新時期小城鎮發展變化的研究，對區域經濟模式的調查，對開發大西北的建議等，不僅為他的學術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也為國家解決發展、建設中的迫切問題提供了科學基礎。
近70年的歲月里，無論怎樣嚴酷的環境，也無論經歷怎樣的磨難，他都不曾動搖過自己的方向，他不停地讀書、行走、思考、寫作，直到93歲高齡，仍奔走在田野鄉村。
500多萬字的學術著作和文章，濃縮了近一個世紀的光陰，也印證了他自己無怨無悔的學術一生。
愛國情懷
費孝通的學者之路，發端于對國家、對民族的愛與哀愁。青年時代就接受了進步思想的他，和許多熱血青年一樣，對自己國家的羸弱貧困、民不聊生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悲憤。他最初的理想是成為一名醫生，懸壺濟世，救助病弱。
但20歲時，他卻從原來的學醫轉為學社會學，“我不再滿足于僅僅幫助病人治療身體上的疾病這個目標�！蓖砟甑馁M孝通談到自己的這一選擇時曾說，他和當年的魯迅、冰心等一樣，逐漸意識到“人們的病痛不僅來自身體，其實，社會的病痛更加深重。所以，我決心不再學醫為一個人一個人治病，而要學習社會科學去治療社會的疾病”。
為治療社會的疾病，他走上了社會學研究的道路。而他在這條道路上“行走”的過程中，更為真切地目睹了帝國主義入侵、封建勢力猖獗、官僚巧取豪奪、軍閥不斷混戰帶給國家和人民的苦難。這一切愈加激發了他的良知，在殘酷、血腥的抗日戰爭和空前激烈的解放戰爭中，他明確選擇了自己的政治道路，公開表露自己的政治態度，參加中國民主同盟，為反侵略奔走，為民主自由呼號。
1999年，在回顧當年之所以參加民盟時費孝通說，我們“民盟”是從“愛國”兩個字上長出來的。當時沒有別的理由，就是覺得再那么下去不行了，要當亡國奴了，要救亡，所以加入了民盟。
和許多優秀、進步知識分子一樣，費孝通在那個“擱不下一張平靜書桌”的年代，積極投身于進步的民族民主運動中。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聯大圖書館前6000多名學生舉行反戰時事晚會，費孝通等4位教授應邀前來演講。演講過程中，國民黨軍隊包圍了會場，突然斷電，槍聲大作。正在臺上的費孝通不顧危險仍然大聲疾呼：“不但在黑暗中我們要呼吁和平，在槍聲中我們還要呼吁和平！”
為改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他們顯示了極大的勇氣，承擔起自己的職責。懷著這樣的愛國熱忱，費孝通和他所在的民盟，走過了和中國共產黨半個多世紀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歷程，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鞏固發展不懈努力。
志在富民
當歷史邁進上個世紀80年代，在“反右”“文革”中歷經坎坷的費孝通，沉寂20多年后獲得了“第二次學術生命”。他重新撿起了自己被迫中斷的研究，繼續開始在鄉村城鎮的行走。
較之以往，晚年費孝通的學術研究與中國經濟發展的聯系更加密切和直接。“我的一生經歷過無數重大的歷史變革，但最重要的當屬新中國的成立，以及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將自己的學術研究和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聯系起來、與祖國的富強和發展緊密相連�！�
這是費孝通總結自己60多年學術生涯時由衷的感慨。
1995年9月下旬，一位新華社記者在江蘇吳江與費老邂逅。記者問他已經來過這里多少次，費老搖搖頭說“記不清了”，是當地老鄉告訴這位記者：這是第19次。
他一次次回到1936年曾經去過的村莊，再三再四地觀察、記錄那里的歷史變化，并提出了農村興辦集體小工廠的重大意義，為鄉鎮企業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持。同時，他還敏銳地提出研究小城鎮的課題，在大量深入調查基礎上寫出《小城鎮大問題》，受到廣大農村基層干部、學術界乃至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
10年后的今天，全國范圍內的小城鎮建設形成高潮。豐厚的學養和勤奮的實地調查，使他不斷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見解，他的許多研究成果都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著“超前”一步的智力支持。他先后對我國西北地區、西南地區、黃河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中原經濟協作區、淮海經濟協作區、東北地區、京九鐵路沿線地區進行實地調查，從全國一盤棋和逐步縮小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愿望出發，提出了“共同規劃，有無相濟，互利互惠，共同繁榮”的中國經濟發展思路，并針對所調查的每個區域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了既符合當地實際、又具有全局意義的建議和意見。
據他身邊工作人員的粗略計算，近20年來，他每年都有150天左右在全國各地搞調查研究。2001年已經9旬高齡的他，甚至在外調研了170多天。而且，越是貧困落后的偏遠山區，他去得越多。甘肅定西，他一共去了7次，貴州畢節，他也一次又一次奔波往返。
他在很多場合一再說，知識分子心里總要有個著落，一生做什么要明白。而他表述自己一生的目標就是：“志在富民”，他說：“這是我一生的追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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