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的貢獻被低估了

　　本報記者 張東生

　　實習記者 王世玲

　　廣州、北京報道

　　這是一個告別的日子。4月24日22時38分，一代學人費孝通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在費孝通晚年傾注心血重建并任教的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已經搭起了一個靈堂，從4月26日開始設置靈堂三天。當記者趕到北大社會學系所在的法學樓二樓時，正好遇到了社會學系夏學鑾教授。回憶起以前和費孝通工作的日子，夏教授說，費老是一個十分謙虛、謙和、謹慎的人。

　　北大社會學系主任馬戎在電話里向記者透露，近期北大將聯合南開大學，一起召開一個有關費孝通學術貢獻的研討會。

　　以學術為業

　　在《七十年學術生涯回眸》一文中，費孝通這樣回憶：燕大吳文藻老師從美國芝加哥大學請來了派克教授，從英國倫敦大學請來了布朗教授，讓社會學與人類學打成一片。那時我只有20多歲，學會了實地調查，像人類學者那樣去看人的生活，學習人們的生活是社會學的具體的內容。

　　但在中國學術界，費孝通的影響力更多是以一本《鄉土中國》來獲得的。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以散文體的形式，全面描述了中國鄉村社會格局。一些名詞，如熟人社會、橫暴權力、同意權力、長老權力、差序格局、社會繼替、社會變遷成為后來幾代學人研究農村、認識中國的基點。

　　如果說《鄉土中國》對中國學術的影響還是更多思想和方法論層面的話，對中國社會學界而言，費孝通可以用“居功至偉”來形容了。社會學曾經在1952年至1979年長達27年的時間里被取消了。1979年，費孝通擔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受命重建社會學。回憶這一段經歷，費孝通曾經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后，我已70歲了。中央委托胡喬木同志來找我重建社會學。我想這意外拾回來的生命，破釜成舟，能再活上十年，爭取再做點事吧。”沒想到這一做就是20多年，中國的社會學也開始枝繁葉茂。

　　以政治為業

　　在青年學者、清華大學法學院教師趙曉力看來，費孝通真正實現了“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的最佳結合。

　　熱心參政報國，是費孝通那一代學人的普遍意愿。從解放前，費孝通就積極參與愛國民主運動，1945年，他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在西南聯大著名的四教授六千余人“反內戰講演”中，費孝通上臺后，槍聲響了。但他沒有退縮，而是發出呼聲：“不但在黑暗中我們要呼吁和平，在槍聲中我們還要呼吁和平。”

　　新中國成立以后，費孝通也積極參政議政，也因此在反右、“文革”等運動中備受沖擊。盡管如此，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始，年屆70歲的費孝通還是迎來了第二春，更加積極地參與到國家建設中去。1983年，費孝通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1987年，費孝通當選為中國民主同盟主席，1988年擔任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并于1993年再次當選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永遠的遺產

　　早在1994年，學者甘陽就在其《〈江村經濟〉再認識》中指出，以吳文藻—費孝通為代表的燕京社會學派在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形成史上的地位，應該給予更充分的評價。他們事實上已經開創了中國社會研究及社會科學本土化發展的一個傳統、一個方向。因此有必要問，燕京社會學派的努力是否同時也已包含著對“社會科學”基本品格的一種獨特理解？

　　趙曉力也贊同甘陽的看法，他認為“費孝通的貢獻被低估了”。在他看來，對費孝通的認識，應該放到整個中國社會科學的構建，和一代中國人為了實現現代化所進行的探索這一背景下來考察，才能夠真正理解。

　　甘陽認為，《江村經濟》所初步提出來的鄉土工業重建問題，看上去非常不符合時代潮流，但它所涉及的其實卻正是現代化進程中的兩個核心問題，即：一、現代工業的發展是否只能是一種高度集中化的大生產方式，或今日所謂“福特生產方式”，還是同時存在著一條分散化工業發展的道路？二、社會政治的現代轉型是否只能采取這種或那種自上而下的方式，還是同時存在著一條從社會最底基自下而上的社會重組道路？

　　終其一生，費孝通都在這兩個問題上進行探索。他對鄉土中國的研究，對小城鎮建設的推動，甚至一次又一次地返回江村調查，從根本上而言，都是為了探索一條中國工業化的路徑。在這一點上，60多年前馬林諾夫斯基在給《江村經濟》寫的序言里面或許更能理解這個弟子的苦心：“費博士是中國的一個年輕愛國者，他不僅充分感覺到中國目前的悲劇，而且還注意到更大的問題：他的偉大祖國，進退維谷，是西方化還是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