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的幸福時光

　　費孝通先生駕鶴西歸，本報特刊發張冠生先生的文章，追憶費先生生命中不可多得的那一段幸福時光。——編者

　　◎張冠生

　　費孝通說：他和王同惠“兩人相識時似乎并沒有存心結下夫妻關系，打算白頭偕老， 也沒有那種像小說電影里常見的浪漫鏡頭。事后追憶，硬要找個特點，也許可說是自始至終似乎有條看不見的線牽著，這條線是一種求知上的共同追求。……牽住我們的那條線似乎比鄉間新郎拉著新娘走向洞房的紅綢更結實……”

　　身在清華，費孝通卻流連在燕京大學，那里有他的女同學王同惠

　　費孝通在晚年的一篇回憶文章中說，清華大學研究院的這兩年學習生活，是他一生當中難得的最平靜最恬適的生活。兩年當中，他“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關注是骷髏”，專注于體質人類學的堂奧。

　　那時，體質人類學是冷門學科，“清華園里知道的人不多，史氏(俄國學者Shirokogorov，費孝通的老師)作為一個世界級的學者，知道的人更少。他不但在清華里不知名，甚至全國全世界在當時知道他而能理解他的人也是很少的”。這樣一個老師，加上費孝通是清華園里惟一一個跟他專修體質人類學的研究生，“一師一徒”的圈子很小，孤寂之狀不難想見。

　　對于熱情、樂群的費孝通，孤寂能帶來平靜，卻不足以造成恬適。使他感到恬適的，除了理想的學習條件外，還應該包括他在這個時期特有的無風無雨、單純溫馨的社會生活。當時，他的學籍雖從燕京改到了清華，社會關系卻沒有多大改變，社會生活還留在與清華園一箭之遙的未名湖畔。尤其是在燕京大學的最后一年結識的女同學王同惠，更是牽惹他時常流連未名湖畔的一個人物。

　　王同惠是河北省肥鄉縣人，1912年出生在一個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她的父親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曾任省議員和縣長，母親在她幼年就已去世。王同惠由外祖母撫養大，就讀于北京篤志女中，畢業后于1932年考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也在吳文藻門下求學。費孝通與她同系讀書，相隔兩班，同學了一年，結下了緣分。

　　費孝通送的一本講人口問題的書打動了王同惠的芳心

　　燕京的校園里，同一個系的男女同學在不少場合有許多接觸機會，相互往來是尋常事。費孝通和王同惠相識之初也只是普通的同學關系，并非一見鐘情式的男女相悅。直到費孝通考入清華，也還沒有浪漫的故事或情意。事實上，維系著他們繼續交往的，也是一種求知治學的共同追求。

　　1933年圣誕節前，在一次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聚會上，費孝通和王同惠有一場關于人口問題的爭論。費孝通希望能說服王同惠，就借當時燕京通行過節送禮的機會，在圣誕節送給王同惠一本講人口問題的書作為禮物。沒想到這件禮物打動了王同惠的芳心，她覺得費孝通這個人不平常，兩人從此開頻繁的交往。

　　當時，費孝通剛完成對一本英文著述《社會變遷》的翻譯，這是他翻譯的第一本社會學著作。王同惠則正在翻譯一本法文著述《甘肅土人的婚姻》。這個巧合進一步密切了他們的往來。王同惠把費孝通的譯稿要去閱讀，費孝通建議她到圖書館借得原版書，邊閱邊校，日后作為兩人的合譯本出版。王同惠欣然同意，并提出了一個“對等原則”，要費孝通也像她一樣，將她的譯稿和《甘肅土人的婚姻》的原文一起閱校，將來也作為合譯本出版。那個時候，費孝通的法文剛入門不久，進步較慢，正為研究生畢業時要考試第二外語而發愁，剛好碰上這件事，既可享受兩人合作譯書的愉快，又是學第二外語的好機會，何樂不為？

　　費孝通回憶這段“平靜恬適”的生活時，筆端流露著深情與快意：

　　1934年至1935年，在她發現我“不平常”之后，也就是我們兩人從各不相讓、不怕爭論的同學關系，逐步進入了穿梭往來、紅門立雪、認同知已、合作翻譯的親密關系。穿梭往來和紅門立雪是指我每逢休閑時刻，老是騎車到未名湖畔姊妹樓南的女生宿舍去找她相敘，即使在下雪天也愿意在女生宿舍的紅色門前不覺得寒冷地等候她。她每逢假日就帶了作業來清華園我的工作室里和我作伴。這時候我獨占著清華生物樓二樓東邊的實驗室作為我個人的工作室，特別幽靜，可供我們邊工作邊談笑。有時一起去清華附近的圓明園廢墟和頤和園遨游。回想起來，這確是我一生中難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暢，生活最優裕，學業最有勁的時期。

　　據《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2卷下冊記載，“生物學館，位于園西河旁，碧瓦紅墻……館高四層，占地二畝有二……研究室及儲藏室，多在第三、四層，實驗室及講堂，多在第二層。每一實驗室，足夠二十余人同時實驗之用”。如此規模的一個實驗室，平時費孝通一個人工作，王同惠來時兩人作伴，有學業上的研討切磋，有兩情間的欣賞思慕，有追求上的志同道合，有費孝通的機智幽默和王同惠的聰穎爽朗，加上窗外“有喬木，有流水，有芳草，有弦歌，校園廣闊，水木清華”的求學環境，“平靜”與“恬適”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情景與心境了。

　　費孝通不僅欣賞王同惠的才華和學識，而且知道她心底更深一層與自己相通的夢想

　　費孝通和王同惠如同一對比翼鳥，快樂地來往于清華和燕園。昨天是水木清華的閉門清談，今天是未名湖畔的“紅門立雪”，如此求學，豈不快哉！快慰之余，還可以一去拜望恩師吳文藻和師母謝冰心，更是快上加快。

　　吳文藻可謂是一個有“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運氣的老師。在他先后把李安宅送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人類學研究院、把楊慶送到美國密執安大學社會學系、把林耀華送到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把費孝通送到清華大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系的前后，王同惠又帶著一個知識女性的抱負、靈氣與勤奮出現在他的面前。從吳文藻下面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對王同惠的賞識與喜愛：

　　我得識王同惠女士，是在民國二十三年秋季，我的“文化人類學”的班里。二十四春她又上了我的“家族制度”班。從她在班里所寫的報告和論文，以及課外和我的談話里，我發現她是一個肯用思想，而且是對于學問發生了真正興趣的青年。等到我們接觸多了以后，我更發現她不但思想超越，為學勤奮，而且在語言上又有絕對的天才，她在我的班里曾譯過許讓神父(LaP.LSchram)所著的《甘肅土人的婚姻》一書(譯稿在蜜月中完成)；那時她的法文還不過有三年程度，這成績真是可以使人驚異。

　　作為老師的吳文藻，自然會更多地看到學生的成績和潛力。作為知己和戀人的費孝通，則不僅欣賞王同惠的才華和學識，而且知道她心底更深一層與自己相通的夢想。

　　同費孝通一樣，王同惠考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既有一般的求知愿望，也有更“超越”一些的想法。在合作翻譯《甘肅土人的婚姻》時，她曾問費孝通：為什么我們中國人不能自己寫這樣的書？這一突兀發問，是王同惠心底夢想的天機乍現，也是吳文藻“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在她思想上的共鳴。為此，她和費孝通經常在一起討論，并逐漸形成了較為固定的想法。他們認為，既然自己已經受到了相當的社會學理論的訓練，就應當把這套訓練運用到實際中去，對真實的社會生活有切實的了解，為要認識中國社會的人貢獻一些材料，為研究社會的人提供一個觀點。

　　對于當時的社會現象，費孝通和王同惠確已初步具有了作為社會學者應有的科學眼光和冷靜思考。

　　為了兩人同去廣西實地調查，他們結了婚

　　在費孝通即將走出清華園的時候，他的老師吳文藻促成了一次對他的一生產生了重要影響的社會調查活動，這就是廣西特種民族實地調查。當時，廣西省政府設立了研究特種民族(苗、瑤、侗、壯等)的課題，需要合適人選，費孝通正好需要出國前到少數民族地區調查，吳文藻設法接通了廣西省當局，國民黨桂系首腦李宗仁同意費孝通到大瑤山進行實地調查。費孝通把這個消息告訴了王同惠、王同惠“高興得跳了起來……她情不自禁地認為這是一個實現她夢想的好機會”。當即表示要和費孝通一同去瑤山做調查。費孝通當然希望這樣，兩個人一起去做調查，比他一人去要好得多。在社會學調查中，有些男性不容易調查到的情況，女性出面就非常方便，這對作好調查十分有利。

　　他們把一同前往瑤山的愿望告訴了吳文藻和Shirokogorov，兩位老師都贊同和支持他們的想法。但是，如果以同學身份一道上路，社會上能否認可，一路上是否方便，有哪些難以克服的困難……兩位老師還都有點疑慮。

　　面對這個必須解決的問題，費孝通和王同惠不謀而合地想到了同一個辦法：結婚。如果結了婚再一起上路，就不會和社會習俗相抵觸了。王同惠當時已經完成了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三年級的學業，可以保留學籍，先去調查，待調查結束后再回學校續修四年級學業。

　　費孝通說：他和王同惠“兩人相識時似乎并沒有存心結下夫妻關系，打算白頭偕老，也沒有那種像小說電影里常有的浪漫鏡頭。事后追憶，硬要找個特點，也許可說是自始至終似乎有條看不見的線牽著，這條線是一種求知上的共同追求。……牽住我們的那條線似乎比鄉間新郎拉著新娘走向洞房的紅綢更結實……”

　　師生之緣、夫妻之緣都由燕京大學臨湖軒作了見證

　　1935年的暑假一開始，費孝通和王同惠的婚禮在燕京大學未名湖畔的臨湖軒舉行。

　　臨湖軒是時任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的住宅，庭中玉蘭，門前修竹，十分雅靜。據《燕大文史資料》第6輯(1992年)記載，軒名是謝冰心早年為之所起；匾額上的字跡乃胡適手筆(第224頁)，司徒雷登常將住宅借作校友或教職員的結婚大喜之所(第294頁)。費孝通的恩師吳文藻和謝冰心的婚禮就是1929年的夏天在臨湖軒舉行的。6年以后，吳文藻十分喜愛的學生費孝通和王同惠又在這里舉行婚禮。師生之緣、夫妻之緣都由臨湖軒作了見證。

　　得知這個消息，費孝通的姐姐費達生特意從家鄉趕到北平，參與主持弟弟的婚禮。時任燕京大學校長的司徒雷登為他們做證婚人。Shirokogorov則在根據自己豐富的田野工作經驗，仔細地為這對新婚夫妻準備上路須帶的器具。他為費孝通和王同惠裝備了全套的人體測量儀器，專門從德國訂購了一套高品質的照相機，又特地為他們各自定制了一雙長筒皮靴，用以防止西南山區一種專門叮人下腿吸血的螞蟥的侵害。

　　兩年多以前，費孝通在臨湖軒的歡笑聲中惜別Park老師，送他踏上返國之途。如今，他和王同惠在歡笑聲中惜別師友，將要踏上Park老師啟發之下的實地觀察研究社區生活的漫漫旅途了。費孝通將因此而實現一生社區研究實地調查的破題，王同惠將因此而成為“現在中國作民族考查研究的第一個女子”。吳文藻記述道：

　　她和費孝通由志同道合抽學，進而結為終身同工的伴侶。我們都為他們歡喜，以為這種婚姻，最理想，最美滿。他們在蜜月中便應廣西省政府的特約出發去研究“特種民族”。行前我們有過多次談話，大家都是很熱烈，很興奮。我們都認為要充分了解中國，必須研究中國全部，包括許多非漢民族在內，如能從非漢民族的社會生活上，先下手研究，則回到漢族本部時，必可有較客觀的觀點，同時這種國內不同的社區類型的比較，于了解民族文化上有極大的用處，我們互相珍重勉勵著便分手了。

　　誰也沒有想到，僅僅過了100多天，當費孝通和王同惠的瑤山調查正在艱難當中樂觀地推進，當北平的師友們正在盼望他們圓滿結束這次田野作業、順利返回燕京校園的時候，他們經歷了一場生離死別的人間慘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