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費孝通：學界巨擘 駕鶴西歸

　　中國社會學一代大家辭世，后輩追憶先生風采

　　記者　陳遠　劉晉鋒　張弘

　　編者按：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界泰斗費孝通先生因病已于24日深夜逝世(詳見今日A疊報道)，本報記者昨日聯系了費孝通先生的學生、好友，他們追憶了與費老交往中的往事。在 這些記憶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位學界大家的風范。

　　費老曾說過，他最大的幸福是看到自己的夢想實現，中國農民和農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這個過程中，他自己出了力。下圖選自畫冊《費孝通》，上圖為費孝通在燕京大學求學期間的留影。

　　王韌(東方衛視紀錄片編導，曾跟隨費孝通拍攝紀錄片)：他的一生都在追尋他的姐姐

　　1994年，費老到蘇南農村調查，有人知道我喜歡社會學，就介紹我跟隨費老拍攝紀錄片。在蘇南的農村，我跟費老待了8天。費老當時是人大副委員長，到哪里都有很多人陪著。這讓我覺得那次調查有些像領導視察，片子會拍成什么樣，我心中一點底也沒有。

　　在后來的三年中，我回想跟費老的那些日子，才發覺自己當時不了解費老，費老其實就在當地那些領導的陪同中，巧妙地擺脫干擾，關注著民生，關注著農村和農民。

　　我理解費老，是在和費老分開后的三年里理解的。我們在蘇南農村的最后一天，費老去看他的姐姐費達生，我也跟著去了。后來我用了三年的時間追蹤費達生，拍了一個記錄片，名字就叫《費達生》。

　　費達生實際上是費老的引路人、養護人，而且是在費老人生的關鍵路口給了費老指導的人。

　　可以說，沒有費達生的實踐，就沒有今天的費孝通所取得的成就。但是這個名字，今天知道的人已經很少了。費達生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在日本留學回國之后在中國推廣蠶種，因為費達生，中國的絲綢水平才在上個世紀達到并超過了日本的水平，日本還因此曾經暗殺費達生。費老的《江村經濟》的原型，就是費達生所作的事跡。我跟費老在費達生的家中看到費達生的一些事情。跟費老在費達生家分別后，費老回到北京，我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之后，我看到費老寫他姐姐的文章《做人要做這樣的人》，看完之后我哭了。在評價他的姐姐時，費老說：“一個人有抱負并不難，有了抱負并為之追求也不難。但是姐姐做這一切做得自然，不像我們做事時都要想一想，反思大于行動。”在聽費老這些話的時候，我覺得我忽然理解了費老的追求，他的一生都在追尋他的姐姐，他的前面有一個路標。

　　晚年的費老提出“文化自覺”，我覺得就閃現著費達生的影子。費老為中國做出了太多的貢獻。“小商品大市場”、“小城鎮大問題”、“草根經濟”，所有那些看似玄妙的理論在費老這種通俗卻振聾發聵的理論面前都是要自慚形穢的。一下子，我覺得我忽然理解了費老的追求。

　　沈昌文(《讀書》雜志前主編，著名出版人)：他說，年老的人應該操練思想

　　我初次耳聞費孝通其人是在上世紀50年代，可是那個時候他給我們的印象是消極的。因為社會學自從1957年以后就被取消了，而費孝通是社會學的帶頭人，我們這代人在當時都是一切跟黨走的，不會因此崇敬他。

　　文革中期，我曾與他有過一次交往。當年據說是江青想讀韋爾斯的《世界史綱》，所以組織了一批所謂的“黑幫”來翻譯這本書，其中包括費孝通、謝冰心、吳文藻等人，他們用很短的時間就翻譯了出來，在我供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像這種翻譯的工作并不能真正地實現他們的價值，但他們還是做了，這在當時叫“廢物利用”。80年代恢復工作之后我就把這本書拿來印刷出版了，一直到現在都還在重印。

　　從80年代開始，我和費孝通的交往越來越多。一則他與三聯有淵源，在40年代后期他就曾經在三聯出過書，二則因為我們都是江南人氏，感情上比較容易接近。

　　他給我印象深刻的是在80年代初期給《讀書》寫了很多非常有分量而富有感情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當年我在鄭州組織學術講座，有兩個老人最支持，一個是胡繩，一個就是費老。他平均每幾個月都去一次，除了自己演講之外，他還組織別人去鄭州參加這個講座。

　　費老離任之后，他找到我去談，說他想辦一個“思想操練俱樂部”，要我幫他聯絡一些老人。他說的時候很激動，激動得用英語跟我談這個問題：人們只注意到了physi鄄calexercise(體能鍛煉)，沒有注意到更重要的mentalex鄄ercise(思想操練)，我們年老的人應該操練思想。這個思想操練俱樂部第一次舉辦活動是在華北大酒店，他喜歡去那兒，因為那兒有他喜歡的蘇州菜，可是辦了兩三次之后就因為種種原因停了。

　　近年里，他曾經對我說過一句話：“我是身不由己。”具體原因他沒有詳談。

　　王銘銘(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他特別喜歡與年輕學者聊天

　　我與費老在年齡上有50歲的差距，交往不算太多。我是1994年來到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的，他是名譽所長，因此我也算是他的學生。

　　我一直認為費老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社會科學家，在做事與做人方面，我受到了他的很多啟發。他晚年強調文化三不朽，文化不朽與生命有限的反差，讓我們對人生和文化的關系有很深入的思考。我們從事西學的人一般比較粗糙，而他卻用平實的語言說出了我們不能企及的深度，另一方面，他對我們這些孫子輩的學者極其關注。他晚年曾經不斷強調幾件事，一個是學術補課，費老是改革開放以后社會科學重建的關鍵人物，社會學、人類學在速成時遺漏了一些知識基礎，他身體力行地表現怎么補課，帶動了大家的這種熱情。另一個是知識分子使命和文化自覺。他一直提倡，中國人要了解自己的文化和它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他強烈的文化使命感讓我們深受鼓舞和啟發。

　　讓我印象最深的是，費老特別喜歡與年輕學者聊天，他想了解我們。每當有年輕學者向他請教問題時，他總是顯得特別興奮。他晚年嗓子有一點問題，說話有點吃力，但在回答問題的時候特別精神。

　　周宜興(甘肅省政協副主席)：他不斷地走，不斷地調研

　　1983年，中央提出全國種草種樹的倡議，甘肅作為干旱大省受到了關注。1984年起到2003年，費老先后到甘肅來考察研究11次，我負責接待了費老8次。期間，費老不顧年高走訪了甘肅省的14個地市中的12個，尤其關注少數民族地區和貧困地區。他不斷地走，不斷地調研，然后站在人類學、社會學的高度上，對甘肅的發展提出了很多問題。

　　他在1984年就提出的那些問題，后來在甘肅的發展中都得到了證明。我覺得，那是費老一生“志在富民”理想的體現。

　　王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費孝通博士研究生)：他最大的幸福是看到夢想實現

　　我讀費老的書很早，開始學的是歷史，1988年9月在他的門下讀研究生。費老對我最大的幫助是指導我寫博士論文。我當時研究的問題是企業辦社會，整個研究課題、研究方法全都是在費老的親自指導下完成的。我根據他的要求去寶雞一家企業做調查的時候，他給地方上的人寫了一封信，讓我在那里做廠辦秘書。在三年時間里我去了四次那個工廠，在那里總共待了半年時間。

　　在這個期間，他從如何做調查、社會學的方法等方面手把手地教我。我的博士論文寫完后，他從結構、段落語言等方面仔細進行了修改，改完的稿子密密麻麻都寫滿了，我到現在還留著。

　　我工作以后開始搞經濟，主要研究小城鎮建設與發展，在此過程中也得到了他的很多指導。他說過，他最大的幸福是看到自己的夢想實現了，中國農民和農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這個過程中，他自己出了力。他一向提倡學以致用，反對把自己關在象牙塔里，自己更是不遺余力地做到了這些。

　　李友梅(上海大學副校長、費孝通學生)：他是個非常和藹的老人

　　我沒在費老指導下拿過學位，我一直在問我自己，我到底有沒有資格做他的學生。雖然他曾經做過國家領導人，但是在我的眼里他首先是一介書生、一代大師。他的一生，無論做什么，都立足于他“志在富民”的理想。1979年，我國的社會學開始恢復，1981年在南開大學舉辦了第一個社會學講習班，就是在那個講習班上我認識了費老，隨后跟著他一起學習，一起到蘇南地區做調查。

　　80年代中期，費老不斷地把他的學生送到外面去，有一次費老訪問法國時碰到一位法國教授，費老就向他推薦了我。當時費老告訴我們這些出去的人：學完之后要趕快回來，中國太需要先進的文化和先進的知識。

　　我學成回國之后，正好趕上浦東開發，我被派到那去做調查，一方面了解浦東的情況，一方面也檢驗在西方學的東西。對于學生，費老交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學問，更多的時候，他是有心地指導我們去如何做人，如何服務社會。

　　在我們這些學生眼里，費老是個非常和藹的老人，他熱愛學生就像熱愛他的生命一樣。但是他又不是刻板的，他很民主，我們可以很自由地跟他討論一些學術上的問題。費老的去世是國家和學術界的巨大損失，尤其是社會學這個學科的巨大損失。我跟他最后一次見面的時候，他曾說：“有好多事情都沒有做完。”現在他走了，我非常難過，真后悔他晚年時我沒有在他身邊多寫一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