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學術生平和他的江村經濟之路

　　北京青年報： 陶瀾

　　1910年11月2日，誕生于江蘇吳江一個重視教育的知識分子家庭。

　　1930年進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攻讀社會學專業。他在這時立下了認識中國社會的遠大志向。1936年，費孝通負笈英倫，在倫敦大學的經濟政治學院，費孝通在馬林諾斯基門下 學習社會人類學。

　　他在馬林諾斯基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江村經濟》并獲得博士學位。《江村經濟》一書被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成為國際人類學界的經典之作。

　　而后，費孝通在10年時間里，先后寫出了《生育制度》、《初訪美國》、《重訪英倫》、《鄉土中國》、《鄉土重建》等一系列大受讀者歡迎的文章，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然而1957年，費孝通一篇《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使其在反右派擴大化中成為全國聞名的大右派，從此沉寂了20年。1979年，胡喬木找到費孝通，請他出面主持重建社會學的工作。1980年，費孝通領銜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1981年，他榮獲英國皇家人類學會頒發的該年度赫胥黎獎章。1982年，他被選為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院士，又被澳門東亞大學授予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中國農村出現了可喜變化，費孝通又敏銳地提出了研究小城鎮的課題，并親自帶隊進行專題調查，寫出了《小城鎮，大問題》等系列文章，受到了廣大農村基層干部、學術界和高層決策人士的普遍重視。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費孝通的實地調查課題由農村、小城鎮擴大到區域發展，先后對我國黃河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進行實地調查，并就所調查的每個區域提出既符合當地實際，又具有全局意義的重要發展思路與具體策略。

　　費孝通在繼續進行實地調查的同時，開始進行一生學術工作的總結，在已經發表的一系列學術反思的長篇文章中，提出并闡述了“文化自覺”的重大命題，并出版有《行行重行行》、《學術自述與反思》、《從實求知錄》等著作。

　　費孝通和他的江村經濟之路

　　新京報訊 開弦弓，太湖東岸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村莊。村邊一條清河彎彎的像一張拉緊了弦的弓，村子由此得名。開弦弓村的一切從1936年改變，這一年，一個叫費孝通的年輕學生來到村子，從此，開弦弓村另一個名字———“江村”，被譽為“中國農村的首選標本”而名揚海外。

　　“最近一撥是日本甲南等大學的學者。”開弦弓村村委會主任姚富坤回憶說，除了費孝通來過20多次，幾十年來，村里經常有不同膚色的學生、老師出入，村里人對此已習以為常。讓村里最遺憾的是，“江村”早已被人搶注，村里只能沿用自己的原名———開弦弓村。

　　當時，費孝通身著整齊的西裝，戴著一副黑邊眼鏡，睿智中透出文弱和一絲憂傷，開弦弓村村委會里保存著他當時的照片。

　　1935年12月，在廣西瑤山的調查中，費孝通誤入虎阱受傷，新婚的妻子王同惠遇難。聽從姐姐勸告，費孝通來到開弦弓休養療傷。

　　在村里人眼里，這個學生有點與眾不同：短短兩個月內，拄著雙拐的費孝通在街巷里串門訪戶，走田頭，進工廠，坐航船，觀商埠，不時在筆記上做著記錄。

　　一切似乎始于偶然，因此有人曾將費孝通的這一過程形容為“無心插柳”。但費的學生邱澤奇駁斥了這一說法：“無心源于有心。受家庭環境影響，費從中學起就對國家、社會等重大問題表現出極大的熱情。”

　　1981年，費孝通回顧當時的情形說，進了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后，對老師們課堂上講的東西，老實說很不滿意。有的老師搞了調查，但調查來的是很多枯燥的數字，并沒有說明這些數字有什么意義。于是，“我們商議要自己深入到社會里去做調查”。

　　《江村經濟》問世

　　“它讓我們注意的并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1936年秋天，費孝通登上“白公爵”號郵輪從上海赴英留學，從師現代應用人類學奠基人之一的馬林諾斯基教授。漫長孤寂的旅程，使他有時間把在開弦弓村的所見所聞，整理并匯集成冊。

　　就在這時，費孝通認定：這一生的目標是了解中國的社會，依靠自己觀察的最可靠的資料進行科學研究，去治療來自社會的病痛。

　　1938年，費孝通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英文名就叫《中國農民的生活》。馬林諾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評價：我敢預言，費孝通博士的這本書將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發展上的一個里程碑。它讓我們注意的并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

　　《江村經濟》很快成為歐洲人類學學生的必讀參考書。費孝通步入世界人類學著名學者行列，1981年，獲得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授予的人類學界的最高獎──赫胥黎獎。

　　邱澤奇說：一個普通的中國村子的故事，之所以能獲得如此高的評價，原因是，傳統的人類學或文化人類學把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區別為文明與野蠻，以研究所謂“野蠻”、“未開化”之民為己任。費孝通把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從“異域”轉向了“本土”，從“原始文化”轉向了“經濟生活”。

　　重申恢復農村企業

　　費孝通提出，僅僅實行土地改革、減收地租、平均地權是不夠的。《江村經濟》里，費孝通沒有關注開弦弓農民的祭祀、儀式等人類學的熱門問題，而是試圖弄清楚當地人經濟生活的邏輯。

　　費調查發現：此時的開弦弓，村里有農地2758.5畝，人口274戶，正常年景，為了得到足夠的食物，每戶約需5.5畝地。而當時，村里90%的農戶平均占有不到10畝土地，其中75%的戶均只有0至4畝。新米上市后，單靠農業，為了維持生活，每年每個家庭要虧空131.6元，而需要向地主交付42%食物的佃農更慘。

　　農民靠什么來維持生計呢？費進一步發現：答案是蠶絲。生產蠶絲，可使一般農戶收入約300元，除去生產費用可贏余250元。

　　邱澤奇說：費孝通用這樣的例子是想說明，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是，農民的收入降到了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而“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是人民的饑餓問題”。費推而廣之，中國“成千個村莊，像開弦弓一樣，事實上已經被入侵者破壞”。

　　邱澤奇介紹，晚清啟動現代化進程以來，現代化“棄兒”的中國農村和農民，一直在衰敗和危機中掙扎。衰敗或是復興？中國農村在現代化前面臨著“哈姆雷特”式的難題。

　　而當時有人把目光盯在土地問題，認為農民問題的核心是不合理的地權關系。經過調查，費在《江村經濟》里提出了一個創造性觀點：以恢復中國農村企業(副業)，增加農民收入來解決中國的農村和土地問題。費總結為“人多地少，農工相輔”。

　　《江村經濟》里，費提出僅僅實行土地改革、減收地租、平均地權是不夠的，“讓我再重申一遍，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措施。”

　　費的觀點在當時受到了激烈批評，包括學術界的同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熱衷于效仿西方“大工業、大城市”的學術界，沒有在農村“副業”上看到任何積極因素。

　　“直到現在，一些地方領導一想起現代化，就知道是發展大工業、搞大城市。這一點可以從一些地方的城市規劃中看出來。”邱澤奇說，可以佐證的是，去年建設部公布的城市規劃中，全國有184個城市提出要建“國際化城市”。

　　農副關系之辯

　　費孝通被指責為“惡毒攻擊政府忽視副業生產”。21年后的1957年，費孝通再次來到開弦弓村，目擊的事實使他不得不重申自己的觀點，這一次，他因此飽受了人間屈辱。

　　這一年，費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的校友，澳大利亞人類學家格迪斯來華后，提出訪問開弦弓；同時，國內政治格局開始難以琢磨：社會學學科被取消了，費試圖重提和呼吁社會學地位問題的討論。

　　在《重訪江村》中，費寫道，許多老婆婆在岸上和他打招呼，拉著手不肯放。但很快見面的熱情被現實的問題打斷了，老婆婆說：“好就是好，就是糧食……”

　　費調查發現：1936年水稻平均畝產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達到了559斤，農業增長60%，但從村干部里那里得知，有人感覺日子沒有21年前好過了。

　　費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自己的判斷：問題出在副業上。合作化后，由于區內分工和地區間的分工體系的破壞，整個桑蠶生產破壞了，“1936年，副業占農副業總收入的40%多，1956年，卻不到20%.”總起來，農民的收入是下降的。

　　《重訪江村》里，費對當時提出的“農業四十條”提出了質疑，“再這樣宣傳下去好不好？把農業上的四十條當成包票一般交給農民，把社會主義遠景放進望遠鏡，變得那么迫近，似唾手可得。”

　　1957年6月1日，《人民日報》正面報道了費孝通重訪江村的主要觀點：要增加農民收入，光靠農業增產是不行的。轉眼間，費孝通被指責為“惡毒攻擊政府忽視副業生產”。

　　這一指責使費失去了關注開弦弓的機會，直到的1981年。在此期間，費沒發表過任何學術作品。邱澤奇說，費從不愿意向外人提及“文革”的遭遇，在一封家書里，費說，自己只能通過家書讓自己的學術能力不至于荒廢。就像老人通過晨練避免自己的腿腳不至于頹廢一樣。

　　“鄉村工業”之爭

　　鄉村工業被認為是與大工業爭原料、爭能源、爭市場。開弦弓村一位老板到上海談生意，上海人趕到車站迎接，農村人從來沒有受到城里人這樣的禮遇。1981年，費孝通第三次訪問開弦弓村，村里人說起的這些情況讓他驚奇。

　　費發現：30年代見到的養羊和養兔，已經成為家家戶戶經營的副業，家庭副業加起來占到了個人平均總收入的一半。但另一個問題出現了：我參觀了一個生產隊，10多家，擠在三個大門內，在30年代這里只住了三家人。

　　費看到了工業和副業的重要區分，認為在農業經濟的新結構中，發展前途最大的還是工業。費在學術界第一次對蘇南自發出現的“草根工業”給予高度評價：蘇南有些地區農村用在工業上的勞動力已超過了用在農業上的勞動力。這樣的社區稱為農村顯然不太適合了。

　　邱澤奇說，費孝通在經歷半個世紀后，看到了自己的目標即將在農民手中實現，他提出，今后中國經濟的特點就在“工業下鄉”。

　　費發現：5年前，回家帶回來的都是無法“轉”上去的狀子，而現在卻是要原料、要市場、要工廠的申請。費的討論開始沿著兩個相互關聯的方向延伸：社隊企業向鄉鎮企業的轉變；與農村工業化相伴隨的城鎮化問題。

　　此時，費的鄉村工業的觀點引發激烈交鋒：鄉村工業被指責與大工業爭原料、爭能源、爭市場，就此問題，當時主管工業的副總理曾責令國家有關部門專門調查，同樣的問題甚至被提到全國人大上爭論。

　　費認為，蘇南出現的這些“新人新事絕非”是一種偶然。他這樣解釋理由：“西歐工業的發達，一股出自城市侵入農村的力量把農村作為工廠的獵地，農民變成工業發展的獵物。而中國的農民卻發自一股自身內在的動力，驅使他們去接受工業。他們有力量沖破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早期的老框框，他們根據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變工業的性質，讓工業發展來適應自己。”

　　在隨后的九訪江村中，費發現：小小的廟港鎮上，一次來了100臺電視機，每臺售價430元，不到半天搶購一空。開弦弓村門前壘起磚瓦準備蓋樓的不下60戶。

　　邱澤奇說，費孝通不相信，這樣的解釋能消除那些崇拜西方工業化道路和社會化大生產的人對鄉鎮企業的誤解。費沿用了他的老方法———擺事實、算細賬：1991年，費在《吳江行》中寫道，1980年吳江全縣的工業總產值為9億多，1990年是59.2億元，其中鄉和村級所辦工業占74%，這一比例大大出乎政界的預料。

　　最喜歡擺事實

　　費孝通從不說“你該怎么做”，這讓他的觀點極易被基層接受。社會學有兩種研究方式：一種運用資料進行分析，一種是在實地調查，費選擇后者。從1990年，邱澤奇就跟費孝通到各地調查，即便費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后也不例外。邱澤奇認為，這是費總能發現其他學者未覺察之處的重要原因。

　　邱澤奇說：費孝通到了地方，地方非要招待，費很為難。實在去不了現場，費才會讓學生代替去。“我們永遠做不到這一點。”

　　費孝通曾告訴邱澤奇：學者要用老百姓明白的話告訴他們還不明白的道理。費的著作，每個社會學科都能讀到自己需要的東西，但卻沒有一個專業術語。

　　邱澤奇說：費氣質上屬于典型的士大夫形象，性格溫和，費最喜歡的是把事實擺出來，從不說“你該怎么做”，這讓他的觀點極易被基層接受。因此，費的“小城鎮建設”、“鄉鎮企業”、“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的理論才得以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