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周刊：前建設銀行行長張恩照的上海故事

　　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上海金融界的深刻變革和張本人的能力，造就了張恩照一個從城市貧民拔地而起的典型，但造化終究又讓他以上海為起點走向窮途。這里面有多少自愿，有多少無奈，可能連他自己都無法分清楚

　　□主筆 寧南 記者 商思林

　　“張恩照不像那種人，不像，太不像了！”看過某財經媒體對前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張恩照的報道后，一位1980年代初期培養張恩照成長起來的老干部，不愿意相信張恩照會因收受賄金而下臺。在上海延平路這位處級干部清貧的家中，他告訴《商務周刊》：“張是一個為人忠厚、靠個人奮斗成才的典范。”

　　同樣不能相信“100萬美元賄金說”的還包括張恩照任建行上海分行行長時的一位親密同事。“他并不缺錢。”這位M先生告訴《商務周刊》，張恩照在錢上不是個貪心的人，“在這個問題上他一貫很謹慎，決不像有人說的那樣丑陋”。

　　3月16日張恩照辭職的消息，如同風暴一般襲擊了上海金融圈，尤其對建行上海分行40歲以上的干部群至今余震未了。這些張恩照曾經的老上級、老同事和得意門生，在采訪中對事件除了震驚和不解之外，更多流露的是同情。

　　在他們看來，張恩照的出事，絕不僅僅是因為簡單的“百萬賄金”案，張在1990年代的上海早已為自己挖下了一個足以埋葬其人生輝煌的“大坑”。

　　“張恩照沒有任何背景，是一個從城市貧民拔地而起的典型。”一位建行上海分行剛剛退休的前高層人士告訴《商務周刊》。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上海金融界的深刻變革和張本人的能力造就了張的諸多神話，也正是1990年代后期的復雜社會背景讓張恩照走向窮途。

　　“這里面有多少自愿，有多少無奈，可能連他自己都無法分清楚了。”在上世紀最后20年與上海所有銀行行長都有過深入接觸、并以長篇報告文學《變化莫測的面紗》聞名上海金融圈的作家俞天白告訴《商務周刊》，“他不是一張臉譜。宿命的說，那是造化捉弄人。”

　　平民的苦斗

　　據《商務周刊》調查，張恩照祖籍山東莒縣城陽鎮。解放前張家已經遷到上海虹口區，張恩照和他惟一的妹妹都出生在上海。張父是上海煤炭公司工人，腿有殘疾，張母是普通的家庭婦女。一家人只能憑張父的微薄收入度日，生活甚是艱苦。

　　M先生告訴記者，張恩照后來考入上海著名重點中學復興中學。期間，張曾經追求一位家庭富裕的女生，但因為張的家庭條件差遭到女方家人的拒絕。這件事對張的影響有多大已經難以考證，但張的勤奮努力使其中學成績一直表現不錯，更被家里寄以厚望。然而，高考時張恩照因為“發揮不好”，沒有考上大學，“成了其終生的隱恨”。

　　1963年，建設銀行從社會上吸收職員。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建行上海行人事科科長顧龍高將張恩照招入，顧調任撥款科科長后安排張在自己手下做學徒。兩年學徒后，張恩照正式當上撥款員。很快，“文化大革命”爆發，建設銀行的業務基本停頓，但山西、山東等地的幾個軍工廠和鋼鐵廠一直沒有停產，張恩照因為年輕沒有家庭負擔，被派出專門負責這幾個地方的建設撥款。

　　“建設銀行的很多人都成了造反派，他們的事業在‘文化大革命’后都結束了。而張卻因為在外地躲過一劫。”M先生說，“文革”結束，建設銀行百廢待興，此時干部出現青黃不接的局面：建國前的“老建行”都到了退休的年齡，而十年浩劫又讓建行內部的年輕人出現了斷層。張恩照此時回來，成了為數不多的中堅分子。

　　1979年8月國務院決定恢復中國建設銀行，并使其成為專門管理基建支出預算和財務、辦理基建貸款撥款和結算的專業銀行。建行上海分行為了滿足業務的人才需要，決定從社會上大量公開招聘人才，通過設立培訓班使其速成。

　　33歲的張恩照撥款管理經驗豐富，而且“能說會寫，思維敏捷”，和他的老師顧龍高、同事吳盛裕一道成為主要的授課老師。當時使用的教材是一位“老建行”編寫的《基本建設撥款、貸款與會計》，教材分《基本建設撥款與貸款》、《會計標準概要》兩部分。

　　“黃埔百人團”

　　一位當時的學員告訴《商務周刊》，“張老師皮膚好，不顯年齡，待學生非常和氣、耐心，講起課來抑揚頓挫，寫得一手好粉筆字，很得學生人緣。”他回憶說，憑借過硬的授課質量，張恩照很快贏得了學生們的尊重。

　　而張當時的生活儉樸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我有一次敲開張老師的房門去問一個問題，發現張正在自己縫補一雙懶漢布鞋。”據其稱，張恩照喜歡穿懶漢鞋，他的這種簡樸生活一直持續到當上上海分行行長。

　　“培訓班一共舉辦了3期，從1979年到1981年，其中以第二批學員最被張老師欣賞。”他介紹說，第一、三期都是直接從社會上招聘的沒有考上大學的學生或者大齡青年，而第二批定向招聘了剛剛返回上海的150名知青。“這150人有一定社會經驗和文化素質，而且很多人在培訓班畢業后很快通過全職、在職、夜大、函授等形式完成大學教育。”正是因為素質較高，張恩照就格外看重這150人，其平易近人的言傳身教也在這些人中間樹立了很高的威信。

　　這位出身于該期培訓班的學員回憶當時的情景：“張的年齡比我們大不了幾歲，但我們都稱他為‘張老師’，即使在張當上行長后私下也是以‘老師’稱呼他。”這個被戲稱為“黃埔二期”的百人團，在隨后的20年里都成為了建設銀行上海分行的骨干力量，占據了絕大多數重要位置。

　　當然，這個局面一方面源于個人的努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有賴于張恩照的大力提攜。據說1987年其就任建設銀行上海分行行長后，張對自己學生的偏愛、信任和重用，在建行內多有傳說。到1990年代中期后，上海的主要支行領導以及信貸、公司業務等重要部門，基本上都是張老師“黃埔百人團”的天下，其中80多名當上處級干部，建行二、三、四、五支行的主要領導也都是由他的門生充任。而且，“張恩照對他的學生基本上是有求必應，提拔、住房、甚至家屬的調動和孩子的工作，他都愿意傾力幫忙”。

　　那段當老師、培養門生的生活之后，張恩照依然勤奮好學。1982年，在貸款上獲得過建行巨大幫助的復旦大學給了建行上海分行兩個進修的名額，張恩照主動爭取到一個，獲得了金融管理專業的大專學歷。“張恩照很要強，對當年在重點中學沒考上大學一直耿耿于懷。況且他的‘學生’們很多都上了大學，他不甘心。”M先生回憶，此后張還讀了上海交大相關專業的在職學位。

　　“連升三級”

　　1984年，張恩照從復旦大學金融管理專業進修后回到建設銀行。當時建設銀行上海分行的業務還是撥款，重點是上海寶鋼的兩個項目。張恩照對撥款已經沒有了興趣，而且上海寶鋼的項目已經是“一個蘿卜一個坑”，對剛剛進修回來求戰心切的張恩照來說，顯然滿足不了其挑戰欲望。

　　此時，恰逢國家號召引入外資，鼓勵成立合資公司。建設銀行總行于1981年開始籌備中國投資銀行，投資銀行實際上和建設銀行內部的投資業務一個班子兩塊牌子。由于初創的責任和風險大，許多人都不愿意去這個部門。張恩照意識到引進外資的重要性，主動承擔了建設銀行上海分行投資業務部的籌建，對外，這個部門稱“中國投資銀行上海分行”，張恩照的身份是副行長。隨即，張恩照人生最精彩的一幕上演了。

　　1980年代中期，建行上海市分行的客戶上海石化總廠欲上馬三期工程，由于資金不足，又等不到貸款的計劃，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引進的設備遭受風吹雨打，一天天銹蝕老化。面對客戶緊蹙的眉頭，“當時真是豁出去了，”張恩照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自己按照從教科書上所學籌資知識，冒著有可能失敗的風險，大膽組織以花旗銀行為首的國外銀團貸款，由建行轉貸給上海石化，并代理上海石化發行企業債券8億元人民幣。

　　此舉被當時上海的媒體譽為“上海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一次引進外資行動”，在國內引起了強烈反響，稱之為打破了中國銀行界的封閉，具有歷史意義。世界銀行對此發表評論：“對方談判代表雖然是一個新手，但精明能干，以高效率達成協定……”

　　2002年3月，剛剛接替王雪冰履新建行行長的張恩照在“兩會”期間接受記者采訪，回顧自己38年的金融生涯，頗動感情的稱：“最難忘的一件事就是為上海石化提供金融服務，”追憶往事，張恩照一時難掩激動：“當時一心想著為客戶排憂解難，沒日沒夜地干，結果把身體給累壞了，心慌、體虛、腳底下像踩棉花，乒乓球打一局都堅持不下來！”

　　對于這件事，老建行們給予了證實，并一致向《商務周刊》表示：“此舉的成功不但讓整個上海金融界對進修大專生張恩照刮目相看，更引起了當時上海市領導層對其才干的關注。”而且，按照他們的回憶，正是此事，戲劇性地將張推到了建行上海分行行長的位置。

　　1984年開始的上海石化30萬噸乙烯工程籌資項目，得到了時任建設銀行總行行長周道炯的強力支持，“這個事情一定要做成，不然以后建設銀行再也甭想做外資引進了”。而且，因為是中國第一次嘗試大規模的引入外資，此項目也受到了國務院的高度關注，特作批示：“這是一個重要改革嘗試，請有關部門予以支持，以取得經驗。”

　　張全面負責對外談判。很快就與美國花旗銀行、日本興業銀行、日本東京銀行、法國東方匯理銀行達成1.5億美元和101億日元的國際銀團貸款以及一筆2580萬美元的意大利出口信貸的意向，雙方定于1987年6月15日在上海西郊賓館簽約。

　　此時，國家審計署上海特派辦籌建，建行上海分行行長徐慎行被調離建行系統去負責此事，另一位副行長嚴孝修也被調走參與交通銀行的重建。張恩照和當年在培訓班一起做老師的吳盛裕剛剛升任副行長。

　　到要簽訂合同時，建設銀行上海分行還是上海財政局的二級單位，張恩照是副行長，副處級別。對方要求必須一把手簽字。由于行長空缺，經總行授權，張恩照得以以行長的名義簽字，并由此被默認為上海分行行長。

　　隨后，他再接再厲，緊接著做了一個氯堿改造工程，發行債券6億元人民幣。這些突出的業績，得到了建行總行和上海市的雙重贊賞。不久，張恩照就被扶正。同時，建設銀行上海分行也脫離財政局，升格到局級單位，張也升任局級。

　　一個項目，使其短短三年完成了“連升三級”的奇跡。此時，張剛滿40歲，成為當時上海最年輕的行長。

　　“發動機”

　　“張恩照十分大膽，喜歡一切新的東西。”《商務周刊》在采訪中發現，熟悉張恩照的人并不同意一些媒體對張恩照“水平一般”的評價，相反，認為張在上海一直是以精明能干聞名。

　　俞天白回憶自己當年采訪張恩照時說：“他告訴我，在他1987年一次出訪香港時，‘我站在香港皇后大道上，十幾家國際銀行的旗幟在周圍飄揚，突然感覺到需要我開拓的很多很多’。”當時張的健談、干練和雄心勃勃，給俞天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實上，張恩照早在1980年代末就開始提出“一米線”、“微笑服務”、“誰砸我的牌子，我砸誰的飯碗”和“為客戶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務”等等10年后才興起的概念。在1990年代初期，建設銀行區縣擴點后，張恩照甚至展開了支行承包試點這樣的大膽之舉。“完成任務，剩下就是自己的，在國有銀行系統搞承包，從現在看也是無法想象的。”一位親身參與的人士說。

　　歷經建行上海分行50年風雨的一位元老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說，張在上海，“改變了建行的粗放經營，以盈利和效率為目標，全方位為客戶服務，對整個建行改革所做的功績是不能抹殺的”。

　　他舉例說，1984年，建設銀行實行撥款改貸款后，張提出“封閉貸款法”，并推出“百元工作含量”，在信貸上強制改變國企依賴財政撥款，不按市場原則對待銀行貸款的行為。進入1990年代后，張恩照領導下的上海分行的許多經驗，不斷在整個建設銀行內部推廣。

　　與此同時，在當時政府的鼓勵下，張恩照領導上海分行先后創辦了一家中日合資電器進出口公司、一家合資租賃公司、建銀房產公司和國泰證券公司。雖然這些公司以后由于政策原因，或關閉或剝離，但張恩照面對市場在金融創新上的“膽大”名聲還是傳了出去。

　　“張恩照在這些工作中表現出來的勤奮、踏實和創新精神，得到了當時上海市領導們的注意。”M先生作為張恩照在信貸領域的主要執行下屬，見證了張領導下的建行上海分行對上海發展所表現出的那種不遺余力的勁頭。

　　他介紹說，1980年代中后期，建設銀行在“撥改貸”過程中，對許多上海本地國企提供了非常大的幫助，是這些企業順利重組最后得以上市的關鍵原因。例如豫園商場、老廟黃金、上海石化、銀泰股份等等。尤其是上海市對寶鋼兩個重點項目進行“撥改貸”，在其他銀行有畏難情緒時，是張恩照主動把這件事情攬下來。

　　1988年，上海市委托建設銀行出面組織了一個以法國為首的6國銀團，對上海市的重工業進行投資。因此張恩照多次得到了市領導的夸獎。

　　在整個1990年代，M先生說，建行繼續積極配合上海的各項工作，尤其是國企改革和城市建設，建行上海分行投入了巨大的資金。而且，在政府重點項目貸款方面，張恩照都傾注了全力，僅芯片一個項目，分行前后就投入了50多個億。

　　“與其他銀行相比，張與政府配合的非常好，很受領導賞識。”但M先生也透露，張恩照也要為此冒一定的風險，這些貸款中也發生了一些呆壞賬，尤其是紡織企業和高新技術。他介紹說，1990年代末期，建行上海分行每年的呆壞賬也達到5億多元。

　　“挖坑”

　　張恩照在建行分行行長這個位置上連續坐了13年，創造了一個令人吃驚的記錄，“沒有一個省的分行行長會做這么久，要么四五年就高升，要么就退休或者平調其他地方，惟獨張在這個位子上呆了13年”。

　　然而，與張恩照多年共事的經歷，M先生也理解了張的許多苦衷。“貸款這項業務，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樣，找到一個項目，簽署協議把錢放出去就完了。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M先生深知一個放貸人在其中所背負的巨大風險，“尤其是在經濟改革時期，信用體系不健全，造成許多信貸行為是依靠行政關系、私人感情和領導信任等非市場因素維護資金安全的”。

　　比如一個項目按照現行的銀行制度來講不可能放貸，但強大的行政命令需要這筆貸款，就把難題扔給銀行。怎么辦？許多時候，銀行只能冒險放貸。這個冒險既可能是不顧風險，也可能是違法犯罪。但無論最終是否出事，責任都會落在銀行頭上。“比如，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建設銀行內部關系復雜，一些大項目和貸款內幕很多，張恩照很難完全置身事外。”M先生透露，由于受到張在撥改貸過程中的好處，一些國企上市后通過各種方法給其贈送股份。

　　隨著張恩照權力的不斷增加，像這樣需要面對的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難做。當了分行行長后，按照M先生的觀察，“出身平民家庭的張恩照，面對身邊不斷擴大的復雜環境，時常會流露出缺乏安全感的情緒，開始有意識地謀求靠山”。

　　其中的表現就是，一方面在分行重要位置上他開始大批選拔和提升自己的三期“黃埔學生”，另一方面通過各種機會試圖進入一些隱秘的私人圈子。最具體的變化，就是張恩照的業余活動開始豐富起來。

　　M先生固執地認為，張恩照的轉變是從打網球開始的。1988年，張恩照開始學習打網球，“幾乎天天打一個小時的球。打完球張還習慣洗桑拿，然后吃飯。基本上陪同他的就是固定的十幾個與其關系密切的學生。”其中一位經常陪其打球的學生，最后被提拔為建行上海分行住房公積金信貸處處長。

　　1994-1995年，張恩照又開始學打高爾夫球，陪同他打球的是一位支行行長，也是第二期培訓班的學員，后來升到了更重要的徐匯區支行行長位置上。當時張主要在青浦的福克斯球場打球。福克斯球場曾經從建設銀行貸款600萬美元，是一家中外合資的綜合度假休閑場所。

　　“每打一個練習球就3美元，但他樂此不疲。”M先生說，張恩照開始沉迷于網球和高爾夫球，還經常到郊外玩游艇，“他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勤于學習、穿懶漢布鞋的‘張老師’了”。

　　在一幫弟子下屬的簇擁下，張恩照分行行長的位置越來越牢固，但張老師對弟子們的義務也越來越多。確實的例子有，一個推銷支票打印機的溫州婦女通過張恩照的學生圈子找到張，張最后批準買入她的設備；一個“跑官”要分六次遞話的人，通過張的學生圈子居然也被提拔到處長的位子上。

　　尤其是通過張的弟子跑貸款，幾乎是百發百中。M先生說，“從許多事情上都看得出來，他開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很多貸款就這樣放出去了。”建設銀行投資的建銀房產有12個億的貸款不知去向，而這個企業的老總也是張恩照的學生。

　　1994年，建設銀行上海分行受總行委托在浦東籌建信息中心，以對建設銀行系統包括銀行卡、信貸等業務的管理。據悉，整個投資超過45億人民幣。此中心已經于2001年運營，但期間有多位建行分行高管倒在了這個項目上面，包括不少張的“黃埔弟子”。

　　此次張涉嫌在進口美國Fidelity信息服務公司一套高級軟件管理系統時收取100萬美元賄金一事，也可能與此事有關聯。M先生說，如果是事實，當時張很可能也是在其弟子的引導下收了好處。

　　M先生回憶說，他曾就這些事提醒過張注意，但張對他說：“我已經是身不由己了。”

　　門生圈子在張的庇護下做出越來越多的肆無忌憚之舉，在穩固張的行長位置的同時，也在幫助張挖著一個越來越大的“陷阱”。

　　1997年終于爆發了事端。這年3月，建行上海分行徐匯支行行長周道春攜款7000萬出逃海外。而周道春正是張恩照在反對意見很多的情況下力排眾議提拔上來的。“周道春口才好，1米78的身高，長相相當挺拔英俊。建設銀行上海分行紀檢委曾通報說，周在美國入了黑道，已經身亡。”一位當時接觸該案的上海建行內部人士告訴《商務周刊》，這種可能性不大，“公安部門調查，其外逃時曾經繞道新加坡，最有可能逃到了南美”。

　　此案雖然最后不了了之，但隨后一系列針對上海建行的調查，對張打擊很大。M先生說，1997年后張的情緒一度非常頹廢，加上分行多年在上海的投資出現大量不良資產，業績下滑，不斷受到總行的批評。在“三講”中更受到許多人的批評，張的精神“幾乎垮了”。這個時期，張的生活大部分就是在其門生陪同下四處買醉。

　　最后的青云

　　但命運又一次眷顧了張恩照。1999年10月，張恩照調到北京總行出任排名第五的副行長。次年2月，張成為建行常務副行長和黨委副書記，做了“中國最優雅的金融家”王雪冰的副手。

　　與張關系親密的一位門生告訴《商務周刊》：“這次升遷，不但外人不相信，甚至連張本人也沒有料到。不過，他在之前所做的工作無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透露，張曾經努力接觸的私密圈子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張恩照到北京后希望將自己在上海的經驗復制過去，調了一批分行的中層干部到總行。但北京的環境遠遠不同于上海，這部分干部很難插進去，大多數最終都離開總行返回了上海。最令張壓力倍增的還是業務能力，與其他高學歷的同事和下屬相比，張自覺跟不上節奏，“在上海講話天馬行空的他，甚至連普通的新聞發布會發言都底氣不足，而讓下屬代替”。

　　于是，張惟一能表現的就是他的“忠厚”和“實干”。2002年1月，張恩照接替被免職的王雪冰接任建行行長，走到了人生的巔峰。

　　但這種輝煌被許多建行人認為是搖搖欲墜的。張自己也在公開場合流露過由此帶來的巨大心理負擔，他說到：“壓力大的時候，我喜歡靜靜的散步，地方是建行總部的22層大廳。這里天好的時候，可以看到藍天，空間說不出的大，一下子就放松了，慢慢地散步，就會使自己的心緒逐漸緩和下來，逐漸平靜下來。”

　　在這片最后的青云里，張恩照雖然受到一些同僚和下屬的私下批評，甚至被評價為“面”、“兩面派”、“心胸小”等，但在其最后的日子里時常還保持聯系的M先生說：“這很難說是他的過錯，他能從一介平民飛升到國家部級干部，自有他的努力和勤奮。至于今天說他能力不夠，是‘靠搞關系上去的典型’，其中的關節絕不是他張恩照一己之力就能決定的。”

　　就在《商務周刊》結束上海調研的最后時刻，一個偶然的機會讓記者接觸了一位被上海金融圈譽為“奇才”的人士。他早年在某國有銀行工作，因為私怨被上級設計入獄，最后由于上海市一位副市長的親自干預才得以出獄。

　　隨后，在主持完成了幾個上海重大國企的改造后，他去了香港，在香港干了幾乎10年的買殼上市(TPO)。他稱自己與劉金寶、朱小華、王雪冰、張恩照、周正毅和仰融等許多金融圈里的人熟識，尤其是后兩位的上市他都親身參與設計操作。

　　“我看著他們一個個起來，又一個個倒下，感到非常悲劇。”他慶幸自己的“錯誤”犯得早，使他很早就研究當代人的生存之道，什么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改革開放，我們的企業家都沒有做好準備，雖然許多人抓住了機會，但思想是斷層，根本沒有想到我們不完善的體制下隱藏著太多的陷阱。”他說。

　　在他看來，由于這種體制不完善，張恩照們當時所做的許多事，事后可能由于改革的變化而變成了犯罪行為，“尤其像張恩照、劉金寶這樣太過順利的人，非常容易在過快的速度中失重，只是希望不斷地抓住機會，而不知道陷阱在什么地方”。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一個個起來、一個個倒下，“是體制的犧牲品，也是改革的犧牲品”。

　　但這位50歲出頭的盛年人士為張感到欣慰的是，建行在免除張恩照職務的決議中，難得地給予了張頗具人情味的一句話：“對張恩照先生多年來對中國建設銀行的改革與發展所做出的貢獻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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