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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現中部崛起提供有效金融支持
中國人民銀行武漢分行行長 徐聯初
2004年3月，對熱切思發展的中部人來說，是一個期待已久的春天。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把“促進中部地區崛起”作為國家統籌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戰略問
題提出：“堅持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鼓勵東部地區加快發展，促進中部崛起，形成東中西互動、優勢互補、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按照這一發展戰略，金融部門必須高度重視中部地區的發展問題，實施有效金融支持，促進中部地區加快社會經濟發展步伐。
中部凹陷：一個令人心焦的話題
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山西6省地處我國中部腹地，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發展與沿海地區差距逐漸拉大，在某些指標上甚至還被西部趕超，以至于由“得中獨厚”或“中部崛起”變成了華中“凹地”或中部不“中”，這種社會經濟現象又被人們稱之為“中部凹陷”。“中部凹陷”的苗頭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到了本世紀初則開始在諸多經濟領域越來越明顯地顯現出來。
——經濟增長，東部在快跑，西部在提速，中部在徘徊。從GDP占全國比重看，2002年，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山西中部六省GDP占全國的比重在1996年的基礎上下降了1個百分點左右，而東部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地區這一比重卻分別上升了0.4、1.1、0.4個百分點。這說明中部地區經濟增速繼續落后于東部地區，經濟規模與東部地區的差距繼續拉大。同時，西部地區經濟增長也在提速，2002年中部六省的GDP增速除江西為10.5%外，其余均在8.9%~9.5%之間；而西部地區12個省市區中有7個在10%以上，其余為9%~10%之間。人均GDP指標的增幅，中部同樣落后于東部和西部。2002年中部六省人均比2000年增長15%，而西部人均GDP則增長了16.6%，東部增幅更是高達24.8%。
——固定資產，東部不減，西部在增，中部已成“鍋底”。中部五省固定資產投資方面已現落后態勢。2003年，中部六省固定資產投資率為27.2%(其中湖北為27.1%、湖南為25.0%、江西為34.5%、安徽為27.5%、河南為22.1%、山西38.1%)，比長三角地區低了近6個百分點(其中上海為35.4%、江蘇為29.0%、浙江為33.0%)，比云貴川渝四省低10.1個百分點(其中四川32.7%，貴州47.2%、云南31.5%、重慶43.1%)，比全國總體水平低21個百分點。投資率偏低導致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和增速的落后，進而影響到中部地區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以湖北為例，據2003年省統計局一項調查，該省機械行業高精度機床擁有量不足2%；鋼鐵企業中屬于國家規定淘汰的設備占51.4%，連鑄為46.4%，低于國內平均水平6.6個百分點；建材行業的主體設備中屬國內落后設備占40%，一般設備占50%；紡織行業中棉紡設備達到國際、國內先進水平的不足29.0%，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1個百分點。這種狀況如得不到改善將嚴重阻礙中部地區新型工業化的發展。
——城鎮人均收入，西部悄然趕上，中部不知不覺中落后。2003年，中部六省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7101元，農民人均純收入2365元，分別只是全國平均水平的83.8%和90.2%。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前10位的省份，東部地區8個，西部地區兩個，而中部地區一個也沒有。除湖北、湖南兩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居全國中游水平外，中部其他省份該項排名都在20名以后。
——財政收入，西部分量漸重，中部分量漸輕。2002年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五省財政收入占全國比重為13%，比1996年上升了2個百分點，而西部地區這一比重則上升了7.2個百分點。2001年中部五省人均財政收入僅為325元，比西部地區低42元，比東部地區低729.5元。
——“三農”問題，中部是全國難中之難。中部六省農業人口占從業人口的比重高達53.07%，是全國農村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區，但是人均耕地面積卻不足全國平均水平。如果要使中部六省人均耕地面積達到全國平均水平(6畝/人)，要轉移農業勞動力3133萬，占該地區農業勞動力總量的32.5%，占全國剩余勞動力總量的38.8%。中部六省農民收入低、稅負沉重問題也很嚴重。2001年每個農業勞動力承擔的涉農稅負達到87元，比西部地區高出21%；耕地畝均稅負21.65元，比西部、東部和東三省分別高10.92元、1.10元和13.92元。
中部崛起：孕育于發展潛質中的希望
“中部凹陷”不利于我國經濟協調發展。在發展經濟學中有一個“牛肚子理論”，指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問題不少，就像一頭陷入泥沼的老水牛，要想讓它起來，但牽牛鼻子不行，拉牛尾巴也不行，最好的解決辦法是用竹杠撬起牛肚子，再配之以前拉后推，很快就可以把牛拉出泥沼。中國的牛肚子就是中部，如果“中部凹陷”了，中國經濟就很難在整體上有新的突破。事實上，中部有很多有利條件，只要政策好、體制優，實現由“凹陷”向“崛起”飛躍大有希望。
——一個城市群，兩大經濟帶，承東啟西，溝通南北，中部具有得天獨后的區位優勢。中部六省南、東、北分別與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經濟區接壤，西面則與大西南、大西北相通，共與14個省(市)毗鄰，是我國區域關聯度最強的地區。同時，中部六省主要分布在沿長江、沿京廣線兩大經濟帶上，擁有160多座城市和一個正在形成的以武漢為中心的城市群，是我國交通設施最密集、產業能力最完備、科教資源最豐富、內陸市場規模最龐大、商業聯系最頻繁的地區之一。這些條件使得中部地區不僅自身發展潛力巨大，而且能夠在我國產業梯度轉移中起到承東啟西、溝通南北的樞紐作用。只要中部發展了，就能形成對西部輻射的現實基礎，通過產業梯度轉移和各類生產要素的向西擴散推動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順利實施。
——三大平原，水網縱橫、物產豐富，科教發達，中部具有突出的綜合資源優勢。中部六省地處兩湖平原、黃淮平原、鄱陽湖平原，是我國著名的商品糧、商品棉和淡水魚基地，2003年全國10個糧食產量接近或超過200億公斤的省份中，中部占4個。中部地區雨量充沛、水網密集，擁有三峽、葛洲壩等大型水電工程，水利可開發資源占全國9.9%，是全國重要的水電工業基地。中部還是我國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有色金屬和化工礦產資源都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中部人力資源也很豐富，不僅有大量廉價勞動力，還聚集了全國20%的科技人員。此外，中部地區歷史文化底蘊豐富，文物古跡眾多，各省都有名山名水，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這些資源共同構成中部地區突出的綜合資源優勢，是實現“中部崛起”目標的重要基石。
——四大高科技產業，五大傳統支柱產業，中部具有獨具一格的特色產業優勢。產業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中部地區是我國現代工業的發祥地之一，境內擁有以汽車為龍頭的機電制造業，以鋼鐵為重點的材料工業，以農產品深加工為重點的輕紡制造業，以水電為重點的能源電力工業，以金融、商貿、物流為特色的第三產業等五大傳統支柱產業。同時，中部近年來依托豐富的科教資源優勢，正在重點發展光電子信息、新材料、先進制造業技術、生物醫藥技術等四大新興高科技產業。傳統產業和新興高科技產業共生、共存、共發展，不僅支持著當前中部地區經濟增長，而且積累了大量的資產存量和人力資本，為中部地區實現“二次創業”奠定了堅實基礎。只要在體制創新上下工夫，加大資金、技術、人才引進力度，推進科技成果盡快向生產力轉化，再輔之以一定的國家政策支持，傳統產業與高科技產業、傳統技術和高新技術之間完全可以實現嫁接改造，從而大大加快中部地區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步伐。
金融支持：為湖北從中部率先崛起打造強有力的心臟
湖北地處中部腹心地帶，區位優勢和綜合優勢明顯，無論從歷史地位、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在中部的影響力來看，都堪稱中部地區的“牛肚子”。要使這個“牛肚子”能夠率先崛起，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就提供金融支持而言，關鍵是緊緊圍繞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一主三化”的經濟發展戰略，以發展為第一要務，充分發揮金融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作用，優化資源配置，加大金融對農業產業化、新型工業化和農村城鎮化的支持力度，促進投資與經濟結構調整更有機地結合。
——以支持武漢城市圈發展為契機，加速推進武漢區域金融中心的建設，為湖北率先實現中部崛起培育經濟增長極。武漢城市圈是湖北省人口、產業、城市最為密集的地區，加快其發展有利于為湖北經濟發展培育一個強有力的經濟增長極。長三角、珠三角的發展經驗表明經濟增長極的培育要依托于金融中心的建立，發揮好金融中心籌集資金、調整結構、擴大就業、增加稅收、增強城市號召力的綜合功能，提升區域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為此，加速推進武漢區域金融中心的建設理應成為金融支持湖北中部崛起的重要環節和戰略步驟。加快武漢區域金融中心建設，當前重點是要發展產權交易市場和票據交易市場。發展產權交易市場主要是滿足湖北制造業的重組改造和高新企業發展需要，為資本進入、退出和促進資本與技術更有效地結合提供交易場所；發展票據交易中心主要利用其交易量大、資金沉淀量大，短期融資方便的優勢，為武漢地區企業發展提供短期流動資金。同時，還要在提高外來金融機構聚集度的基礎上，注重穩妥實施金融機構本地化發展戰略，提高金融對區域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煽紤]以武漢城市商業銀行為平臺，引入外資或其他資本參股，改革其法人治理結構和經營管理體制，擴大與其他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將其打造為支持地區中小企業發展的核心力量。條件成熟時，還可以此為基礎組建金融控股公司，促進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在更高層次上的結合。
——以支持“三農”為宗旨，積極開展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幫助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實現戰略性調整。中部是我國“三農”問題最集中的地區，如不加以解決，就無法真正實現中部崛起。加大對“三農”的金融支持力度，關鍵是要解決制約擴大“三農”金融投入的體制性因素，其重點又是要完善農村政策性金融的運作模式，改革農村信用社的經營管理體制，增強它們的經營活力和支農實力。同時，還要規范和引導好農村民間信用，通過完善有關法律法規，將民間信用合法化；或通過利率市場化改革等方式把民間信用納入到正規金融體系中來。在改革農村金融體制的基礎上，要著力提高中央銀行再貸款、農村信用社社員貸款、農村政策性金融和商業金融貸款以及農村民間資本的綜合利用效率，既保障對傳統農業和糧食生產的資金投入，又重點增加對農業產業化和農村非農產業發展的資金支持，擴大對農業科技、水利、公路交通、電力等基礎性建設的資金投入。
——以支持工業興省為己任，加大對重點產業的金融投入，為湖北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提供資金扶持。加快新型工業化發展，走科技興省之路是湖北調整結構的核心和關鍵，也是實現中部崛起的必由之路。金融要支持工業興省和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關鍵是要改革現行的信貸資金管理模式和融資方式，加大對汽車工業、冶金工業、石化工業、煙草工業、高新科技產業、紡織工業、建材工業、食品工業等八大工業行業和以現代物流為重點第三產業及水利、交通、通信、能源等重點基礎設施項目的金融投入。為此，要加強金融創新，積極探索利用銀團貸款、項目融資、有效合同質押貸款等方式增加對重點產業、重點企業、重點項目的資金投入。要進一步疏通直接融資渠道，加強對待上市公司的發掘和指導，儲備一批資質好、有潛力上市后備軍。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湖北的創業投資體系，通過地方稅收減免、財政貼息等方式引入境內、境外風險投資資本或其他戰略性投資資本。要加強信貸征信體系和信用擔保體系等金融市場輔助設施的建設，著力解決融資中的信息問題和信任問題。
——以支持涉外經濟發展為目標，優化金融服務，為擴大招商引資和增加出口創造良好環境。外向度不高是湖北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表現和重要原因。為了提高外向度，一方面要抓住發達國家和國內沿海地區資本和產業轉移的機遇，努力吸引境內外大公司、大財團來鄂投資建立技術含量高、帶動力強的知名品牌項目；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重點產業在擴大出口中的作用，提高貿易便利化程度，積極營銷，擴大湖北產品的海外市場。在這兩方面，金融部門都有充分發揮的空間和余地。一是可以大力發展保理、打包放款、福費廷等貿易融資方式，為企業出口提供更多融資便利。二是可以積極利用衍生金融交易方式為涉外企業控制風險，降低交易成本，幫助他們建立和完善外貿風險監測和管理機制。三是商業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可以相互配合，發揮各自的專業優勢，支持船舶等大型機械設備的出口。四是在簡化外資管理手續和進出口核銷手續，提高貿易、投資便利化程度方面仍然大有可為。五是可以充分利用金融部門客戶資源豐富、信息渠道廣的優勢，為地方政府引資提供信息服務，做好牽線搭橋。
——以支持國有企業改革和民營經濟發展為重點，為進一步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提供金融服務。金融支持國有企業改革和民營經濟發展對于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消除制約湖北經濟發展的體制性因素具有重要意義。為此，要把國有企業改制重組與完善發展資本市場和產權交易市場結合起來，利用資本市場和產權交易市場進一步疏通國有資本進出渠道，調整國有資本投資結構，增強國有資本在產業發展中的引導作用。要妥善解決國有企業改制中的銀行債務問題，嘗試通過“債轉股”等方式支持大型國有企業實行改制。要充分發揮下崗職工再就業貸款和各種社會性、商業性保險服務的作用，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配套服務。要利用動產抵押貸款、無形資產抵押貸款、互保聯保抵押貸款等新型抵押擔保貸款方式和金融租賃、典當等特色融資方式，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在條件成熟時還可考慮引入民間資本參股區域性金融機構，進一步加強金融對民營經濟的支持力度。
——以支持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核心，完善金融調控和監管，實現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的“雙贏”。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化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因此，金融調控和監管的著力點也要放在支持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上。要通過金融調控和監管，從源頭上控制住盲目投資、低水平重復建設的資金來源，使工藝落后、產品質量低劣、浪費嚴重、不具備安全生產能力的企業得不到資金支持。同時，要充分利用金融調控和監管手段引導金融機構優化信貸結構，培植一批具有規模效益和綜合競爭優勢的大公司、大企業以及一批產業配套能力強，具有集聚效應和富有活力的中小企業群。要增加對企業技術改造的信貸支持，探索利用風險投資資金和高新產業企業創業貸款的方式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要通過開展助學貸款等方式，加大對教育和職業培訓的金融支持力度，切實提高勞動者的素質。要繼續抓好信用環境建設，注重在國民教育體系中增加誠信教育的內容，堅持不懈地改善經濟發展的信用環境。
(責任編輯 查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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