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胡曉煉履新

　　本報記者 韓瑞蕓 北京報道

　　“那張工字樓前象縣鄉工作隊的五道口81級同學開學典禮照片，記錄了研究生部創業的開始。”

　　“我們曾頂風冒雨騎自行車去北京大學上專業課，這是創業的艱苦，也是創業的幸運 。”

　　“我們當年畢業的時候想法很單純，那是一個理想主義盛行的年代，每個人都懷著創業的沖動和對國家整體發展的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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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家外匯管理局工作二十多年，胡曉煉的筆，似乎只寫外匯管理，胡曉煉的性格通常被人評價為“沉著”、“鎮靜”。只是，慣有的理性怎能掩埋生來的激情。

　　1997年4月，胡偶爾寫了一篇研究生時代回憶，千余字的文章卻五次出現上述“創業”字眼。是時，胡曉煉的身份是國家外匯管理局儲備司司長。一個月后，泰國發生貨幣危機，東南亞國家貨幣紛紛貶值。而中國，經受住了這場亞洲金融風波的考驗。

　　2005年3月28日，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的胡曉煉再一次迎來了創業機遇。她將正式出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擺在她面前的，是外匯儲備居高不下的無奈，是雙順差持續快速增長的尷尬，是“熱錢”與否的爭論，當然，也有社會公眾對匯率穩定及其制度改革的期盼。

　　“老三屆”的回憶

　　1981年秋，北京海淀區五道口東升公社尚未啟用的一個衛生院，幾棟再簡陋不過的小樓里，人民銀行研究生部正式成立。“五道口”因此而得名。

　　1982年3月和9月，五道口先后迎來兩批學生：18位81級和22位82級。胡曉煉便是81級中一位。事實上，這些學生在同一年入校，“年級”的概念也因此模糊起來。1983年，又有22位學生入校。這62位學生統稱為五道口的“老三屆”。

　　“創業初期，那座小小的工字樓的條件并不是十分令人滿意。至今我還記得在寒冷的冬天，北風呼嘯，教室和宿舍暖氣冰涼，我們身穿大衣，懷揣熱水袋伏案學習的窘況。但作為開拓者我們是幸運的，五道口的老師們為我們組織了最好的教學安排，請了最好的老師為我們授課。”1997年，在回憶五道口而寫下的短文中，胡曉煉特別提到：“厲以寧老師主講的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為我們打開了跳出原來政治經濟學框架來分析經濟活動的新視角；黃達老師主講的社會主義金融理論則代表了國內金融研究和發展的員新成果……”

　　“中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合法席位之后，第一次在國內舉辦大型研討會，人民銀行給五道口的同學參加會議的機會，使我們能夠和各大專院校的教授老師與國外專家一起就國際金融領域的重大問題進行研討。當基金專家對中方提出來的通脹等問題請求解答時，是我們的同學勇敢地走上講壇介紹了中國的情況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小字輩明確清晰的發言改變了過去思想長期禁錮而形成的含糊其詞，答非所問的舊學術形象，使國外同行刮目相看。”

　　正如胡曉煉所述，五道口就這樣成為金融界的“名門望族”。二十年過去了，血統最純正的62位“老三屆”學生如今多活躍于圈內：外管局副局長魏本華、央行國際司司長金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而在81級的兩位女學生中，班長吳曉靈現已成為人民銀行副行長，另一位便是胡曉煉。

　　與多數同學相比，胡曉煉的工作經歷相對簡單。1958年生，研究生畢業后便進入國家外匯管理局，一干20年。歷任外匯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儲備管理司副司長、司長，2001年3月出任外匯局副局長，2004年8月升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

　　此間，胡曉煉公開發表的論文通常只有一個主題——外匯管理。“她有著深厚的理論與實踐基礎，外匯局局長的工作對她來說應該是駕輕就熟。”胡在五道口的老師、原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甘培根，坦言對這位女學生了解不多，但他印象中的胡曉煉是沉著、鎮靜而非常有能力的。

　　據甘透露，上世紀末，我國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人民幣幣值卻保持堅挺，贏得了國際聲譽。這與當時的外匯儲備管理是分不開的。當時，還不到40歲的胡曉煉任外匯局儲備司司長。

　　技術型官員

　　恰逢國家外匯體制改革的風尖浪口，一位學者型的清秀女性執掌外匯局引人矚目。不過業內人士認為，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外匯政策可能出現“新政”。

　　甘培根認為，胡本人在外匯局的重要崗位上工作多年，很多工作方法、管理理念早已到位，“求新獵奇”似乎沒有可能。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一位研究人員也表示，國家外匯管理局是個事務性部門，并非政策性部門。也就是說，國家確定下有關匯率的大政方針，外匯局要做的，是如何依照該政策建立相應的外匯管理體制，技術含量很高。

　　與此同時，原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郭樹清也是個“技術型”官員。綜合來看，我國外匯管理體制不可能因此項人事變動而有重大改變。

　　不過，從當前局勢看，胡曉煉在外匯管理方面曾經表達過的某些觀點仍然很有價值。

　　她認為，外匯儲備不僅僅是預防風險和緊急支付的準備，更應該強調兩方面的作用：一是從信心這個角度而言，外匯儲備規模越大，信心越強，越有助于維護一國經濟金融穩定；二是把外匯儲備作為一種金融資產，其盈利則是作為增加國家財富的一個來源和組成部分。“以前總認為持有儲備有較大的機會成本，但作為投資的金融資產，外匯儲備盈利越來越受重視。中國現在外匯儲備管理很專業化，是在按國際通行的模式管理。外匯儲備過多不是浪費，就像個人從傳統的實物投資向金融投資發展一樣，國家資產的運用也可以有多種形式，其中也包括金融資產投資形式。”

　　外匯儲備運作方面，胡曉煉認為，外匯儲備是通過人民銀行購匯的方式積累的，其經營管理要考慮整體資產結構和貨幣結構，注重謹慎和穩健。其中，資產結構的確定重在風險管理和收益目標之間的均衡，也即，通過對各種資產收益—風險的評估，在可承受的風險范圍內決定所持資產的種類、規模等；貨幣結構的確定應兼顧滿足支付和金融投資雙重目標。政策目標不同，儲備資產的貨幣構成和投資構成也將不同。胡認為，我國應在儲備將保持相當規模并基本穩定的條件下，研究逐步將儲備的幣種結構擺布，從滿足進口等支付性需要，調整為以滿足支付和金融投資并舉。

　　當然，“外匯儲備不能用于投機炒作，不能把操作的重點放在從匯率短期波動中牟利，這樣就會增加巨大的風險。”

　　2001年10月，胡曉煉對五道口的師弟師妹們作出上述表示。

　　2004年底，當外界對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及經營一片質疑聲時，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的胡曉煉又撰寫了《關于外匯儲備價值衡量標準的思考》一文，重申這番觀點。

　　第一道難關

　　“經常項目順差增長是適度的，外匯儲備卻是大幅增長。這是不正常的。2007年我國金融業要全面開放，怎樣應對短期資本頻繁、強烈的沖擊？怎樣堵住資本管制的漏洞？”社科院金融所一位人士認為，資本管制問題是胡曉煉上任后要面對的第一道難關。這不僅關系到外匯儲備超常規增長，并由此帶來的高比例外匯占款的問題，也與通貨膨脹、宏觀調控及外匯體制改革密切相關，學術界對此非常關注。

　　“中國在金融自由化方面還存在許多必須解決的先天缺陷。中國應限制外資銀行以與國內銀行競爭為目的的人民幣存款業務，限制外資金融機構繞過資本管制，自由進行本外幣交易”。本世紀初，羅納德·麥金農(RonaldI.Mckinnon)，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當代金融發展理論奠基人，曾對中國的外匯政策提出警告。

　　轉眼間，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已逾三年，上述“繞過資本管制”的情況卻沒有太多改善。

　　2004年初，國際清算銀行亞洲與太平洋代表處高級顧問馬國南指出，中國的資本管制存在漏洞。而資本管制漏洞及非正規跨境資本流動的機制，一方面在于國外匯入款項的大幅增長，另一方面在于“提前錯后”。也就是說，資本通過經常項目流入，主要采取提前或推遲貿易支付的方法，即出口美元加速轉換成人民幣，延長進口美元融資期限。

　　“提前錯后”的影響是巨大的。馬國南以中國2002年進出口額6200億美元為例，假設中國的進出口商都提早兩個月收取出口款，延遲兩個月支付進口款，那么這種“提前錯后”在12個月中可能產生1000億美元的跨境資本流動，相當于2003年10月中國官方外匯儲備4010億美元的25%。

　　“盡管我國目前仍然實行部分資本項目管制，但經常項目可兌換，允許個人保留外匯賬戶以及對境內外資金融機構外匯貸款結匯政策上的‘超國民待遇’等都為繞過資本管制的本外幣替代提供了可能的途徑。尤其是在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借助外債形式完成本外幣替代幾乎沒有匯率風險。本外幣替代不僅削弱了資本管制的有效性，而且外匯資金流入后大量結匯，也造成貨幣政策的被動。”2004年2月，國家外匯管理局外匯指定銀行收結匯檢查辦公室負責人的這番言論似乎已對資本管制漏洞問題進行了解釋。

　　2005年“兩會”期間，時任外匯管理局局長郭樹清公開表示，在貿易和直接投資方面存在“弄虛作假”情況。就是說，從表面看是貿易活動或直接投資，但實際上是用來購買人民幣資產或者房地產，進行投機。甚至還存在相當數量的“假外資”。他同時表示，外匯局已經注意到，在貿易項下存在著進出口價格虛報、假借貿易名義融資、預收貨款和延遲付匯造假，直接投資項下存在著名實不符、借款過度以及房地產市場炒作等不正常現象。

　　“資本項目放開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牽涉方方面面的考慮和安排。例如如果資本流動放開，流入會急劇上升，但現在中國的資金供給應說是不缺乏的，存款、儲蓄、外匯并未充分利用，放開之前要考慮如何啟動國內現有的資源。如果資本項目現在放開，就可能對國內資金產生擠出效應。所以，每一個步驟都要謹慎。”2001年底，時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的胡曉煉曾作此表示。

　　截至2004年底，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了創紀錄的6099億美元，較2003年增加2067億美元。增加部分的主要來源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606億元，海關統計的貿易順差320億美元，進出口貿易項下企業多結匯少購匯比往年多增加300億美元，外債增加350億美元，服務貿易順差100多億美元，個人轉移和收益及其他達300億美元，證券投資100多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