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傳志心中永遠的痛

    本文刊于《中國企業家》2000年2月

　　作者 劉韌

　　編者按

　　我們為什么要“舊話”重提

　　柳傳志與倪光南的恩怨紛爭，在許多人看來似乎已是陳年舊賬，而且在1999年已以聯想解聘倪光南，倪光南“自我批評”了結，為何《中國企業家》雜志在新千年里還“舊話”重提?

　　因為我們知道，這場“戰爭”還遠未停息。聯想15周歲剛過，2000年剛開始，一場“聯想對中科院是否始亂終棄”、“柳傳志容下容不下科學家”的新聞戰又在傳媒上展開，人們很容易聯想到這可能是柳倪戰爭的“新版本”。柳倪“戰爭”什么時候是盡頭?

　　因為我們清楚，類似柳倪之間的“戰爭”，也同樣存在于其它許許多多的中國企業，困擾著其他許許多多企業家。這些企業和企業家遠不如聯想和柳傳志“幸運”，因為聯想在紛爭中還在向前，柳傳志在“心痛”中仍然開朗。

　　那么，柳倪之爭幕后的全部真相到底是什么，為什么這種于人于己徒增煩惱，于公于私貽患無窮的中國式恩怨死活化解不開、難以了斷?事實最有說服力，是認真把這些問題說清楚的時候了。

　　將兩個人之間的矛盾置于整個公司利益之上，無論如何都是不對的。很遺憾，柳傳志與倪光南之間曠日持久、至今未息的“戰爭”恰恰可以左右聯想這輛“戰車”的方向。

　　失去倪光南的聯想，就在大家眼前；失去柳傳志的聯想，無從想象。歷史不可能回到1995年再按照倪光南的意愿重新走過，而柳傳志今天的聯想似乎比1995年能夠想象的還要輝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聯想的員工堅決站在柳傳志這一邊，其實，他們是站在聯想的利益一邊，站在自己的利益一邊。太需要富足的中國人今天終于明白了社會財富至上、企業利益至上、集體利益至上的道理，這是一個進步。無論如何，企業向前發展是眾望所歸。

　　中國太缺乏好的企業，聯想是中國難得的優秀企業；中國太缺乏好的企業家，柳傳志是中國難得的優秀企業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國家會站在柳傳志一邊，國家一定會站在現實地為國家創造財富的企業和企業家一邊。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不能感情用事，也不可能感情用事。

　　中國企業中的“告狀”現象屢見不鮮，被“告倒”的人物屢見不鮮，“告狀有理”的外在環境依然存在，企業在經濟轉軌時期，不規范的行為隨處可見。因此，從歷史經驗看，倪光南“告倒”柳傳志的可能性不是沒有，否則，聰明至院士的倪光南不會“屢敗屢告”。但是，有沒有想過，“告倒”柳傳志，聯想將會怎樣?沒“告倒”柳傳志，倪光南又損失了什么?

　　倪光南曾經是柳傳志最真心相待的人，柳傳志被倪光南譽為“十年難得的一知己”，這樣的兩個人，如何落到了“仇人”的地步?從柳傳志方面檢討，是柳傳志自己在聯想中造了“倪光南這尊神”，后來，當他發現“倪光南這尊神”阻礙了聯想發展時，他又不得不將“這尊神”拉下“神壇”，“神”當然要憤怒。從倪光南方面檢討，原因又是什么呢?

　　在柳傳志、倪光南這場“戰爭”中，倪光南沒有“告贏”。倪光南沒“告贏”，難道柳傳志就勝了嗎?沒有。這場“戰爭”沒有勝者，不僅兩個人的心都在“交戰”中被扎得鮮血淋漓，而且還影響到了聯想的發展速度。中國的高科技企業最大極限地向前跑，還不一定能追趕上世界的潮流，哪能還有人為的“內耗”。

　　讓一切都盡早結束，此為本文一次性將一切能公開的內容都公開的目的。

　　1995年分手

　　1995年6月30日上午9時。北京中關村科學院南路10號，聯想集團總部六層會議室。聯想中層以上干部200多人正襟危坐，氣氛緊張。少數人知道馬上要發生什么事，多數人不知道，但是已經感到氣氛不對，不敢隨便亂問。

　　會議室主席臺僅擺了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大家全坐在臺下，柳傳志坐在第一排這邊，倪光南坐在第一排的那邊。

　　聯想董事長曾茂朝主持會議。他走上臺，僅說了一句“會議開始”，就將話筒交給了科學院代表李致潔。李致潔代表科學院宣讀——

　　《關于聯想集團領導班子出現分歧的情況通報》(小標題為作者所加)

　　分歧

　　1994年初，倪光南同志認為聯想集團內部管理方面存在問題，提出了關于決策、用人、1993年公司效益滑坡等方面的意見。1994年夏，倪光南同志把公司改變財務總監職務人選的決定，認為是一種對年初提意見人的打擊報復，進而對資金運行等問題提出了懷疑，這樣一來，客觀上使柳傳志同志和倪光南同志二人分歧的性質有所變化，并日趨尖銳。在院領導的直接參與下，通過做工作，雙方會上和會下交換了意見，都有過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評，表示了團結搞好聯想的愿望。但對改變財務總監人選，倪光南仍認為不妥。從當時的情況看，矛盾暫時緩解，團結的目的初步達到。但要他們相互真誠的合作和支持，建立起真正的信任，還有較大的差距。

　　分歧加劇

　　今年四月雙方在技術中心的管理和運行模式以及其他一些工作安排方面，重又發生分歧，而且趨于公開化。接著，柳傳志同志向院說明了他在管理上的原則；倪光南同志也不斷向院反映他的意見，逐步升級，又提出了涉及柳傳志同志經濟方面的重大問題的懷疑，并要求在中層干部會上公開二人的分歧，調整聯想的領導班子。在此情況下，柳傳志同志向董事會和院領導寫了信，向公司級干部寫了公開信，表示不能繼續與倪光南同志共事。

　　由倪光南同志提出的問題所引起的分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公司怎樣進行研究開發?柳傳志認為技術要變成可賣的商品，認為倪光南還沒有脫離研究所的工作模式和思維方式。分歧突出表現在ASIC和程控交換機的發展戰略上。倪光南認為研究開發沒地位，受壓，受限制；

　　二、研究開發怎樣立項?最后由誰拍板?分歧突出表現在技術中心的管理和運行模式上。技術管理委員會領導技術中心，決定立項，負責成果形成產品前各部門的統一協調。但技術管理委員會的負責人是誰，由誰最后拍板沒有明確，柳傳志和倪光南都認為是自己；

　　三、資金運行有沒有問題?倪光南認為柳傳志做很多事不透明，院里和董事全都不知道，資金運行上、產權關系等經濟方面，可能有重大問題；

　　四、北京聯想計算機集團公司的內部機構調整。倪光南認為今年聯想工作會上把“漢字系統事業部”改名為“軟件事業部”是“取消漢卡”，是“打擊”他。

　　問題的核心是在研究的戰略上誰說了算，柳傳志同志在經濟方面有沒有重大問題。

　　調查結果

　　經過調查：

　　(1) 在香港聯想股票上市時，用增資的方式提高了北京聯想的股份比例、調整了另兩方的股份關系的做法，不存在問題。

　　(2) 大亞灣的資產產權關系是清楚的，聯想正在大亞灣建立板卡生產基地。

　　(3) 關于聯想的重大投資決策，都向董事長做了口頭匯報，并在總裁室做過商議。

　　(4)“漢字系統事業部”改名不是柳傳志提出的，是原漢字系統事業部的負責人和集團辦的人，為了發展聯想的軟件事業，根據漢字系統在市場中的實際狀況共同提出來的，不存在“打擊”的問題。

　　(5) 沒有發現材料證明柳傳志同志存在個人經濟問題。

　　處理意見

　　我們認為在公司怎樣進行研究開發和研究開發怎樣立項方面，不能由科技人員最后說了算，要由企業的總負責人根據市場和公司的情況做決策，柳傳志應有更大的發言權和決策權。

　　倪光南同志對聯想領導層之間在工作上的分歧，簡單的歸結為柳傳志同志個人品質問題所造成，我們認為這種考慮問題的方法是輕率的和不負責任的，在具體的做法上倪光南同志又采取的是一種自己進行調查推論的方法，造成了他所提出的意見，大部分都沒有確切的根據，與事實不符。

　　柳傳志同志和倪光南同志二人在北京聯想計算機集團公司的創業和發展過程中，都有突出貢獻。他二人曾團結工作、優勢互補，給聯想的成功創造了條件，給其他科技企業樹立了榜樣。今天的狀況，令人惋惜，令人深思。柳傳志同志作為聯想的主要負責人，對聯想的發展做出了主要的貢獻。希望柳傳志同志領導聯想，為實現2000年的戰略目標而努力奮斗。

　　為使聯想更好發展，院將對董事會進行調整，加強董事會的工作。一個大公司在發展過程中，不可能不出現領導人之間的意見分歧。今后應將董事會的工作規范化，建立起必要的科學民主的決策程序，井加強協調和溝通，以保證公司經營管理能高效運行。

　　在李勤代表聯想董事會宣讀解除倪光南總工和董事職務后——

　　柳傳志發言

　　感謝院調查組為了我的問題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進行了多方面的調查，給了我一個清白的結論。

　　想當初

　　自1984年開辦公司以來，我們經過的風暴無數。本來面對著用心血凝筑成的聯想大廈，創業者們應該感到欣慰，并為互相的友誼和信任而感到自豪；然而正當公司高速發展，格外需要領導者精誠團結的今天，出了現在的問題，思想起來讓人感到刀剜一樣的心痛!

　　在去年三月份總裁室開工作會的時候，在倪光南同志把矛盾日趨尖銳化的情況下，我給他寫了一封信，信中寫到我和他的互相信任和團結是聯想大廈的基石，希望他能夠為了聯想的前程珍視總裁室的團結。寫這封信，我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當時真是百感交集，無數的往事涌上心頭，以至使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

　　我想起當經過極其艱苦的努力，我們的漢卡被評為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時，公司上下近乎瘋狂的喜悅；我想起1989年元旦，全公司的大會上我帶領北京聯想的全體員工遙望南天祝愿倪總在香港開發286主板獲得成功，那近乎教徒一樣的虔誠。我不知道老倪是否還記得當發現ODI的芯片在主板上不能使用時急得嗓子都啞了的樣子?是否還記得1988年的春節聯歡會上總裁室全體在舞臺上互相調倪引起的歡笑?這一切在我都是刻骨銘心的。(講到這，柳傳志馬上講不下去，開始哽噎，拿出手絹擦眼淚，停了幾秒鐘，柳傳志將自己平靜下來。)

　　我怎樣對倪光南

　　我在幾任公關部長就職的時候都有過明確的要求：“公司宣傳個人只宣傳倪總!”我把院里獎勵給我的一套住房，宣布為院里獎勵給倪總的。在1993年3月，寫那封信以前，我不知道全公司上下，所有和我有接觸的人誰聽過我在任何一個公開的或私下的場合講過一句對倪光南同志不滿的話?當倪光南同志和別的同志發生了無法解決的矛盾，為了顧全大局，我甚至明確地告訴那位同志：“如果再和倪總發生矛盾，不論什么情況都是你錯。”當我硬著心腸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并不是沒有發現這個同志點頭的時候，兩眼含滿了委屈的淚水!在1992年的總裁室工作會上，為保證對所立項目的督促和審查，總裁室和我決定由一名副總工主持總工辦的工作，當倪光南同志提出反對意見時，總裁室和我竟然倉促地修改了決定，當向這位副總工收回成命的時候，為了避免他和倪光南同志產生矛盾，我牽強附會地把原因攬到自己的身上。

　　不把我打入監獄，他絕不罷休

　　倪光南同志在技術領域內有過人的能力，在具體的業務方向的判斷上有特殊的敏感，他對年輕優秀的技術人員從不保守，對他開展的工作極其刻苦和執著。但是他沒有擺正研究開發這個環節在整個商品轉化中的關系，對具體的項目組也采取了粗放式的管理。即使是圣人也有缺點，而我的可悲之處是把和他的關系的位置估計得過高，而不敢像和其他同志一樣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我對形成今天這種局面的反思，然而我認為更為主要的原因是倪光南同志內在形成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來證明他的正確的這種可怕的性格。

　　我的信交給倪光南以后猶如石沉大海，在前后的一個多月之中，我為互相不能理解而痛苦萬狀。但是當我逐漸明白過來倪光南把矛盾升級到了向院領導告狀說我去香港聯想上市時有意讓利給港方，把矛盾的性質逐漸推到了一個對抗性領域的時候，我的痛苦就轉成無以名狀的憤怒。

　　倪光南主攻的是香港聯想方面。香港聯想日常主持工作的是香港人總經理呂譚平，呂譚平是個事業型的香港資本家，他也是用120分的身心執著地投入他的工作。但是長期生活在不同的環境的兩部分人融合在一起有相當的困難，文化背景、世界觀、管理方法都不同。所謂優勢互補是瘸子要肯給瞎子指路，而瞎子要肯背瘸子。要做到這點是多么的不容易，在處理問題上要公平公正，作為香港聯想董事局的主席要以香港聯想的利益為出發點，在保證北京聯想利益的同時，要真誠考慮合作方的利益。我自己以為是以我坦蕩的胸襟，和奉獻的精神以及處理問題的果斷和堅決，注意反復溝通的方法，取得了香港合作者的信賴和尊敬。香港聯想的事情我幾乎每一件都及時和曾茂朝、李勤兩位董事商量(當時倪還不是董事)，大事還及時向北京總裁室介紹。因為我知道北京的同志很難設想在海外推進每一件事時的艱難。另外，“先把餅做大，再考慮如何分餅”的觀點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是非常的困難。倪光南和呂譚平在香港聯想研究開發中心的指導思想是有矛盾的，這種矛盾也擴展到了方方面面。我在香港的工作，倪光南同志是看得到的，我和他以前從工作到事情都是有交流的，我認為他是了解我的。我不能相信倪光南同志是由于主觀推斷的懷疑導致了向上面告惡狀的結果。

　　從去年到今年，兩次若干個問題，當倪光南同志和我在工作中意見分歧尖銳的時候，他就向院領導告我經濟方面有重大問題的狀，一個問題調查清楚了，解釋完了就又來一個問題，不把我打入監獄絕不罷休。院調查組認為他是主觀推論得出的懷疑，我則認為他是有意的中傷。

　　對聯想集團的技術開發方向和路線及具體管理方式，我與倪光南同志的看法是不一樣的，對于一個企業來說，總裁和總工意見不同是非常正常而且平常的事；當總工不能服從總裁的決定，并用激烈的方式反對，就不正常，但能理解；但因為這種工作中的意見分歧發展到對人的品質進行惡性中傷，試圖打倒對方，這種做法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作法，令人憤怒，使矛盾的性質轉成對抗性的，以致無法調和。

　　李勤保證給我送飯探監

　　作為公司的法人代表，我的工作是艱難的。最難的地方在于冒風險，冒商業風險和政策風險。越過風險以后全體同志共享共同拼搏的成績，如果越不過去法人代表就要代表大家來品嘗苦果。我們兩次受到懲罰的政策風險：一次是1987年為發放第一次承包后的獎金，為逃避所得稅我們用支票換現金，1989年被查出罰款30萬，我受到院審計局副局長陳沖同志的警告。一次是1990年，我們用散件組裝的方式進口微機，被人告密。盡管全中國的微機都是用這樣的方式進口的，沒有任何一家交整機稅；盡管有的廠家甚至靠倒賣批文為生，但是民不舉官不究，我們那次受到了重創。當時的總裁室秘書陳淑華同志可以證明，我作為法人代表已經做了賣現房的準備，李勤同志分工保證送飯探監，但最后的結果沒有那么嚴重，以罰款200萬元結案。

　　政策風險的產生是因為我們國家的政策法律(比如稅法、海關法、外匯政策等)是在不斷地演變、完善。企業要理解在轉軌期國家法律和政策的不嚴密、不自給；國家也應該允許企業在不成熟的政策面前有轉寰的能力。但這都是要通過人來實現的，人的眼光、角度，好惡的不同就導致了截然不同的結論。即使我們極其小心地，戰戰兢兢地處理各種敏感問題也照樣有可能導致鋃鐺入獄的結果，如果再有人死盯住你不放，不斷從工作中找出各種上綱上線的毛病，那么企業的領導人只有兩條路，要么辭職，要么就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和企業一起坐以待斃。

　　今年當院調查組又一次根據倪光南同志的控告對我進行調查時，我的態度一度是有些消極的。這是痛苦和氣憤之后的消極。痛苦是因為得不到自己真心尊重的人的理解而痛苦，是怕因為不團結影響了聯想的發展而痛苦，氣憤是為受到意想不到的中傷而氣憤；消極則是因為又一次對我進行背靠背的調查，我感到不理解、感到委屈、搞不清楚自己在給誰干，還值不值得再干。院領導、調查組的同志給我做了很多工作，明確表示對我的信任，總裁室的同志也積極支持我的工作。我在這里明確表示：聯想的事業是科學院的事業，是國家的事業，今天我的發言是最不像總裁的一次，十一年了，讓我的忘情自由地流淌一次吧，請大家原諒(講到這兒，柳傳志又一次抽泣起來)。

　　我們的事業是偉大的，任重而道遠，我愿和總裁室全體同志一道團結一致，積極上進，帶領大家走向新的勝利!也是大家的事業，事關重大。我要么就不做，要做就義無反顧，不猶豫、不彷徨，堅決把總裁的工作做好。

　　支持倪光南自己辦企業

　　倪光南同志和我分手以后，如果準備開辦企業或研究所，需要從聯想要人，此刻愿意去的同志或愿意去的部門，我都表示支持，經費經董事會和總裁室討論后，也將盡力支持。如果倪光南同志準備以個人身份開展工作，董事會和總裁將把他作為主要創業者來考慮他的生活待遇。

　　臺下員工不敢出聲，很多人驚呆了，不僅是因為聽到要解除倪光南總工的職務，還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見過柳傳志流淚，對很多人來說，宣布解除倪光南總工職務，沒有見柳傳志流淚震撼大。在聯想員工心中，柳傳志是永遠堅實可靠的依托，他怎么能夠脆弱到當眾掩面而泣的地步?

　　倪光南不認為柳傳志有什么好痛哭流涕的，在倪光南看來，“那只是表演”。“6月30號，將我免職.他應該高興才是——倪光南上告沒告倒我，我反而將倪光南弄倒了。”

　　最后，輪到倪光南發言。倪光南異常鎮定，仿佛剛才宣布的調查結果和撤職決定都和他無關。他緩緩走上主席臺，開始講話，聲音不大，語調中沒有任何感情色彩。倪光南沒準備講稿，講話內容像是信手拈來，最后又擲地有聲，和柳傳志大動感情，照講稿一字一句念，形成強烈反差。

　　倪光南發言

    各位領導、各位同志：

　　我以前學的計算機，也學過無線電。所以我當時剛開始工作時只會做硬件。但是后來環境有變化，我在國外學習的時候，國外每個人有個終端，這樣我就可以在終端面前學習很多軟件的東西。回國以后，慢慢地適應就轉向軟件方面。所以我覺得工作環境的變化，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新的學習的機會。我這次因為免去了行政職務，就會有更多的時間做一些研究工作。這可能對自己還要認真適應改變的環境做一些事情。

　　我覺得我還可以做一些事情，可能對大家有幫助。比如說上個月北航倪教授他們那個國家實驗室，他們做的多指令、多數據的的計算機，產品化有困難。我就提出，你的技術很好，但是產品化不如去把這個技術用到做高可用度的計算機，這就是個新思路。既有容錯機的能力，又有多處理機的能力，他們也覺得很好。所以我覺得由于我的一些經驗以及積累的自身能力，可能對大家以后的一些方面有促進的作用。

　　另外就是說國內外的一些關系，公司、機構、還有一些人的關系，這些方面可幫大家做些工作、干些事情，其他的如講課等也可以。

　　這次科技大會，我覺得最大的體會是我們整個新時期的目標就是科教興國。我認為責任不同、崗位不同、能力不同，但是我們想一想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全心全意達到這樣一個目標，做自己力所能及的、盡可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為了這個大目標，特別是我們聯想集團肩負發展民族計算機工業的責任。所以我們作為自己來講，在任何一個崗位上都不會忘記這樣一個大目標。而內心感到全心全意為了這樣一個大目標工作，永遠是最幸福的人。

　　最近因為公司里發生的一些情況，從不同的渠道外面有些反映，也問我，我回答三句話：第一，倪光南還在聯想，這是事實；第二，我還在工作，這也是事實；第三句話是，請董事長反映到院里去，務必請院領導能夠知道，因為據說院領導在考慮分配工作的問題，我希望能將意見反映到院里，如果我還能工作的話，我始終將為聯想工作。

　　倪光南發言結束，下面有零星的掌聲，主要來自程控交換機部門。倪光南此前曾提出不要開這個會，愿意以健康原因辭職，理由是，這樣處理社會影響比較小，對聯想有好處。聯想董事會沒同意倪光南的意見。

　　此次會議持續了一個多小時，開完會，10點多，柳傳志回506繼續工作，大家也都回去正常工作，未出現什么波瀾，甚至都避免議論此事，這是聯想的文化。

　　第二天，有記者采訪倪光南，請他談感受，倪光南說，這個事情現在不能談。倪光南給這家報社寫了一篇《十年之后中國軟件是不是世界佼佼者》了事。

　　1995年以后狀告

　　能告到的地方全告到了

　　柳傳志在房間里面走來走去，氣急敗壞：“一個調查沒事了，又換個新內容調查，如果他老是瞎編，你們老要調查嗎?我還干活不干?”

　　李致潔對柳傳志說：“老倪這事，你還是做好思想準備，將事情查清楚對你有好處。”

　　倪光南不向記者說，他要通過組織向上告。因為黨紀規定，上告材料這里無法公開，可以公開的是，能夠上告的地方，倪光南幾乎全告到了。

　　同樣，按照黨紀，有人上告，就要有人調查，有調查，就要有調查結果。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國家監察部、國家審計署、中國證監會等部門先后都對倪光南上告柳傳志的問題進行了調查。1997年8月，中科院更組織了院監察、審計、高企等司局，配備財會人員，由科學院黨組副書記帶隊，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調查，調查結論是“所提四個方面的問題，均系工作中的不足和問題，調查中沒有發現個人有違法違紀問題。”經反復調查，科學院對事情有了底，科學院副院長嚴義塤現在很支持聯想的工作，就是因為在調查柳傳志的過程中，逐步了解了聯想，了解了柳傳志。

　　香港聯想是香港上市公司，按規定，不能接受國內調查，每次查到香港聯想，香港聯想港籍財務總監總會氣沖沖地問柳傳志：“這個調查你清楚嗎?你要對這個調查負責任。”柳傳志每次都有氣無力地對財務總監說：“我清楚，我同意調查，希望你們好好支持。”

　　倪光南的上告不僅讓柳傳志委屈、痛苦、憤怒，也打亂了整個聯想的運營，1997年是倪光南上告的高峰期，當時正值聯想進行南北整合，因為倪光南上告，不先查清楚老問題，證監會不批南北整合，致使北京聯想向香港聯想注資整合工作推遲半年多時間，痛失最佳時機，造成股市上的巨大損失。

　　不將柳傳志送進監獄決不罷休

　　倪光南上告遵守組織原則，一級一級往上告，他首先向聯想董事長曾茂朝反映，柳傳志在上市時逃走了1.2億資金。

　　曾茂朝對倪光南說：“這條你不是要讓他掉腦袋?”倪光南說：“我就是要將他送進監獄去。”

　　曾茂朝勸倪光南：“聯想發展到今天不容易，罪與非罪的界限國家是清楚的，他夠不上犯罪。你將柳傳志搞下來，聯想怎么辦?”

　　倪光南說：“聯想好辦，找個年輕人。”曾茂朝說：“你來搞也不成，你沒有柳傳志那幾下子，僅向銀行借錢，你就借不來。”

　　曾茂朝曾經試圖通過倪光南夫人勸倪光南，倪光南夫人對曾茂朝說：“王寶森都能拉下來，不信他柳傳志拉不下來。”

　　以上對話，來自聯想董事長曾茂朝的敘述。今天，倪光南矢口否認說過此類的話，他說，他“不會這樣說”。這是一段令人膽顫心驚的對話，但愿它沒有發生過。

　　倪光南上告期間，聯想依然發給他每月8000元的工資，倪光南認為是“應該的”，他說：“聯想副總裁退休后一般都會維持這樣的工資水平，被解聘后，我認為自己是一種退休狀態。”

　　柳傳志父親偶爾教訓柳傳志，只一句話就能讓柳傳志啞口無言，“想想你對倪光南事情的態度吧。”

　　在為人處事上，柳傳志認為，凡事應該講透，應該坦誠相待，柳傳志父親則擔心兒子“是不是將人都考慮得太善良了”?在柳傳志的邏輯里，兩個人有“不同意見，正常；不同意見堅決不服，不正常，但可以理解；玩了命告狀，這樣的人很少很少。我恰恰就碰到一個這樣的人，這個人又是我真心對待的人。”“我堅決反對無商不奸的說法，我堅決認為做大事的人要講信譽，我一定要將光明磊落做事的原則堅持下去。和倪光南的事情，能得到公司所有人的諒解，和我做事透明有關，如果我把著財務，別人都不知道，這事就很難說了。”

　　釣魚臺談話

　　倪光南上告柳傳志期間，柳傳志約倪光南在釣魚臺公園談過一次。今天，倪光南說他當年“也許應該靈活些……但我做人有原則，原則有時候很難靈活，因為我不知道該怎么掌握，這可能是我這個年紀知識分子的缺陷。”

　　“我不能接受不向上反映的條件，我覺得我接受了，我就對不起大家。一定要上面有個結論才行，我不能滿足于他的意見。如果我僅從我個人的利益考慮，這個事情不好說，我會有另外一種方式。”“也許我比較天真，我覺得我是董事，我是代表大家利益的。”

　　倪光南后悔那次談話沒帶錄音機，“如果我錄了音，柳傳志就麻煩了。沒錄音，我就不說當時的內容了。”后來，倪光南都帶錄音機了，即使和科學院副院長嚴義塤反映柳傳志的問題，也會“啪”地將錄音機擺在桌上。

　　1999年公開

　　1999年9月2日，上午9時30分，中國科學院7層會議室。聯想董事長曾茂朝面無表情，語氣冰冷地宣布——聯想解聘倪光南，贈予倪光南新單位500萬元。

　　柳傳志沒參加解聘會，這天，他要去科技部談聯想與曙光合作的問題。

　　倪光南也沒參加解聘會，倪光南稱，他沒有料到9月2日的解聘。倪光南是8月底接到的解聘通知，他沒料到的是“圍繞解聘做的文章”，“我聽到以后，覺得莫名其妙。”1999年9月2日之前，聯想對倪光南問題不僅只字不提，而且諱莫如深，倪光南也不向外講。外界不明緣由，只能從外表看倪光南總工下崗，柳傳志春風得意，感情上覺得倪光南挺可憐的。

　　倪光南8月底接到解聘通知，他以為這只是聯想對于他最近一次上告的反應，倪光南沒料到聯想會在9月2日的解聘會上，突然通過新聞界將上告一事公開化。

　　9月2日，倪光南對前去采訪他的記者宣布，“聯想無權解聘我。”此時的倪光南尚未從震怒中走出來，他說：“聯想想搞臭我。”

　　9月6日，倪光南通過Internet向外宣布——

　　請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聯想董事會：

　　我接到了您們的解聘通知，請給我申訴的機會并請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

　　我在擔任公司總工的十年半里共做了兩件大事：一、繼承在中科院計算所的十年技術積累，主持開發了聯想式漢卡(聯想漢字系統)，于1988年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它創造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促使公司在1989年底(即成立五年后)，從計算所公司改名為聯想集團；二、運用在中科院計算所研制8位微機的經驗，主持開發了聯想系列微機，公司從1989年起在國際市場上推出微機主板和擴展卡，1990年起在國內推出聯想系列微機，在1992和1993年分別推出中國第一臺486和586，于1992年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1995年6月我被解聘后，在同志們的努力下聯想微機發展到了更高的階段。我在任職期間也組織同志們開發出了幾十項拳頭產品和國家級新產品。希望我的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牽連。順致

　　敬禮!

　　倪光南上

　　1999.9.6.

　　倪光南稱，他做總工期間，很注意培養羅征、許志平、賀志強等技術帶頭人，但倪光南認為，1995年，他從總工位置上被撤下來的時候，聯想還沒人能立刻接替他的位置。“如果我下來，還沒有人能接上，還沒有形成一個技術核心，那么在客觀上，對公司的技術肯定有影響。”“10年總工，我管開發工作，聯想新產品的數目、效益、得獎，在試驗區肯定排在前頭，我的工作已經得到了肯定。聯想后期發展得很好，是公司應該有這個發展。歷史不能倒流，我的工作已經畫了句號。”

　　關于倪光南的歷史功績，柳傳志斬釘截鐵地稱：“如果早知道倪光南會如此地告狀，我后悔請他進公司。”

　　就在大家覺得倪光南有話要說，等著聽雙方論爭的時候，1999年6月7日，就在倪光南發表《請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第二天，風云突變，倪光南又通過Internet開展了

　　我的自我批評

    聯想董事會：

　　這次解聘事件促使我深刻反思，覺得自己負有重大的責任。五十大慶已近，不能對節日氣氛造成不良影響，所以我決心作自我批評，盡快結束這一事件。

　　我認為經中央批準的中科院調查報告應作為統一分歧的基礎，其主要結論是：“聯合調查報告中，提出的問題，均系工作中的不足和問題。調查中沒有發現個人(包括港方人員)違法違紀問題。

　　“貸款給港方負債持股是基于當時客觀條件和北京聯想取得控股地位的需要，目前，港方已全部還清貸款和利息。”

　　這樣，我將遵循這個報告不再上告。當然，過去我之所以上告是認為負債持股是一個性質嚴重的問題；另外，1995年6月30日我被解聘時所宣讀的、由院黨組審議通過的《通報》認為：“倪光南所提的意見大部分都沒有確切的根據，與事實不符”，把我推到了類似“誣告”的地位。此后院有關領導再也沒有和我見面，直到1997年11月10日有二位領導找我談話，名為傳達院調查結論，但實際上他們向我說的仍是否定負債持股(有記錄)，這樣，我就不得不繼續向上反映。我真正看到這個結論是在1999年2月12日院黨組辦公室給8位院士的復信上，按理這時我應停止上告了，但我卻犯了偏激的毛病，因為不懂法律，看到了個別的例子，就誤以為負債持股都要定為“國有資產流失”；另外一個動機仍是想摘掉“誣告”帽子，這促使我繼續上告以致于引起了解聘事件，實感內疚。

　　江澤民同志要求我們“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我也曾參加過統戰部舉辦的理論學習班，但對鄧小平理論還是學習很不夠，不理解中科院調查報告對于負債持股的分析是在當時客觀條件的正確結論，硬揪著“流失”不放反而是一種偏激情緒。

　　這里我想對您們提一點意見，您們在引用中科院調查報告時只引用了上面一段，而不引用下面有關負債持股的一段，我們大家都應該遵循這個報告。我愿在此：

　　1.向柳傳志同志公開道歉，因為當我把負債持股作為“流失”看待時，實際上就錯誤地理解了他的動機。

　　2.從此停止上告，請有關部門對因調查造成的經濟損失作出評估，我愿為所有首提過意見的同志們承擔賠償。

　　3.院領導有無可能將1995年6月對我所作的結論稍作調整，例如從“誣告”調整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之類。

　　當前舉國上下正在迎接五十周年大慶，讓我們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消除隔閡、團結一致。柳傳志同志和我曾有十年左右的親密合作，雖然近幾年不幸發生誤解，但總還是一小段。既然大家都不是為了私利，很容易在共同的目標下重歸于好，“相對一笑泯舊怨”。即使今后不在一個公司，仍可以彼此支持，共同為“科技產業化”作出更大的貢獻!順致

　　敬禮!

　　倪光南上

　　1999.9.7

　　倪光南發布《我的自我批評》時，柳傳志正躺在北京301醫院中，秘書電話立即向柳傳志匯報《我的自我批評》內容，并打印出來送到醫院。

　　深夜，柳傳志將《我的自我批評》看了好久，沉思良久。幾度拿起倪光南《我的自我批評》，柳傳志怎么都看不明白，倪光南怎么能賠得起因上告而引起的經濟損失。

　　攤開紙筆，柳傳志準備以個人名義，給倪光南寫封信，這封信基本寫成了，但柳傳志轉念一想，覺得不妥，因為沒法寫清楚。一、這封信首先要顯得大度，但無論是聯想，還是柳傳志都覺得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和損失，大度不起來；二、這封信又要說的是真心話，不能假大度。

　　反復思量，四易其稿，柳傳志最終決定算了，不寫這封信了。柳傳志最后以最概括、最簡潔的新聞發言人形式回復了倪光南的《我的自我批評》：

　　聯想集團對倪光南先生的積極態度表示歡迎，以前的矛盾既有個人方面的原因，也有體制方面的原因，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國家面臨知識經濟時代，正是用人之際，聯想集團希望和倪光南先生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積極向前看，共同努力，為中國的信息產業的發展貢獻力量。

　　不要500萬，要個清白

　　1995年，解除倪光南總工和董事職務時，沒談到倪光南在聯想的股份問題。隨著倪光南上告愈演愈烈，聯想董事會兩次討論了倪光南的股份問題，并在1998年，正式做出決定，不分給倪光南股份。1992年，1993年，聯想內部劃分股份時，倪光南所占的股份和柳傳志一樣多。柳傳志說：“如果倪光南到1995年就停止上告，可以考慮給他股份。”

　　1999年9月2日，正式對外宣布解聘倪光南之前，聯想曾討論過是否給倪光南500萬元，聯想很多創業者堅決反對給倪光南500萬元，但聯想最后還是決定贈予倪光南500萬元，原因是怕外界有看法。

　　倪光南很快表示，不要500萬，要個清白。倪光南說：“這500萬是不符合任何法制的一種錢，我不能要，要了會有很多副作用。”倪光南說：“我對聯想是有功的。”

　　關于倪光南在聯想的股份問題，倪光南說：“個人還是不提這個問題為好，這是自己保護自己，否則，人家會有很多誤解，會有很多傳聞，干嗎要引起誤解呢?就像工資待遇，自己去爭，是不合適的。”柳傳志承認，倪光南在“利”上向來是不爭的。

　　這里面有個問題，讓人摸不著頭腦，就是“不要500萬元和清白有什么關系”?該是自己得的錢，拿再多也清白啊。在這個問題上，不是“要了500萬元，就不清白”，也不是“不要500萬元，就能清白。”清不清白，不在這500萬上，在上告的實質上。

　　呂譚平細說“負債持股”

　　倪光南上告柳傳志的內容很多，到1999年，能夠拿出來說的只有“負債持股”一條，其它內容，倪光南《我的自我批評》中未提及，“負債持股”這一條被倪光南用來證明其上告不是“誣告”，不是空穴來風。倪光南再三指出：“我要的是一個結論，1995年的結論說不存在這個事實，我不能接受，我能接受后來的結論說有這個事實，但‘性質不是國有資產流失’。”

　　糾纏不清的“負債持股”到底是怎么回事?以下是1999年年底作者在香港采訪“負債持股”當事人呂譚平的實錄。呂譚平時任香港聯想總經理，1997年，被柳傳志請出聯想，自己創業。

　　“1994年香港聯想上市，港方我們幾個人要增資，我們個人沒錢，柳總說，好吧，先給你們墊著，但你們要付利息。柳總要我們簽好所有的文件，到時候還錢。”

　　“1997年，我離開聯想，當時聯想股價一塊三，我按一塊三，將股票兌換成現金，還清了欠柳總的錢，我不是等到今天股價20元，才還的。借錢持股的時候，聯想股價也是一塊三，我付了好幾年利息啊。”

　　“如果不負債持股，我就要到外面借錢，借不來，大股東可以將我的股份沖淡，沖淡以后，大家的積極性肯定會受到一定打擊。”

　　“在我現在的公司里，我也借錢給員工，讓他們負債持股，他們要的是利益，我要的是他們的積極性，我覺得這很合理，不是誰占誰便宜的問題。”

　　“上市以后，我向柳總講，我將股份賣掉還錢，當時的股價是兩塊多，柳總說，你別急，留著吧，好好工作，還利息就好了。我聽柳總的，我覺得這是一個正面的鼓勵。”

　　“我感覺這些都很容易理解，不知道倪總為什么拿這個做文章。”

　　“國內太多人為了個人利益，在香港做各種各樣的事情，所以，會要推測我和柳總，也容易讓人相信。我和柳總沒有什么。我和柳總合作之初，在香港，我執意要送他女兒一件禮物，柳總推辭不過，對我說，呂總，你送我可以，但你個人付錢，我當場將發票撕了。從此，我再沒送柳總禮物，太麻煩。”

　　“我一直不做臺下交易，如果我們做頭的不正，底下可以有多歪啊，不可能你做得不正規，其他人不知道，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我做生意，錢要光明正大地賺回來，然后，光明正大地分出去。”

　　呂譚平稱：“倪總是一個很好的科學家，很有經驗。”倪光南稱：“像呂譚平這樣的人，我看不起，他讓香港聯想虧損很多。”倪光南不同意柳傳志“瞎子背瘸子”，初期離不開呂譚平的說法，“誰是瞎子，在硅谷，我比呂譚平清楚。”

　　倪光南說：“柳傳志也不夠義氣，給了他們那么多錢，是不是值?柳傳志不信任我，我們共同起家，那么核心的事情怎么不和我說，我當然會有猜疑。”“假如公司能規范性管理，公司上市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經專家論證，大家一致做出決議的事，沒人能夠提出異議，而我對情況一點都不知道。從1989年一直到我下臺，公司沒有開過一次董事會。”

　　柳傳志、曾茂朝、張祖祥強調倪光南“最沒勁的就是明明知道，稱不知道。”柳傳志說：“倪光南要是因為不知道，為了國家的利益，冤枉了我，我能接受。但是他明明知道。”“我和倪光南無話不談。在香港，我和他住在一棟房子里，每天一起吃飯。在香港發生的所有事情，他全知道。盡管他不做決策，但是我作為朋友交心，作為煩惱也講給他聽，他全知道。”

　　柳傳志承認，公司開始的時候，做事情的確沒那么規范。“一個小公司董事會沒有那么正式，大家關系都很好，溝通都是通過電話實現。倪光南事件后，公司再決定什么事都要開正式的董事會了。”柳傳志苦笑著說：“在這一點上，算是老倪對公司的一個幫助。”

　　1984年交情

　　今天“恨得深”，是因為當初“愛得切”。不進入柳、倪十年“蜜月”，無法理解柳、倪一朝“反目”的創傷。

　　倪光南是柳傳志請來的

　　1984年12月，中關村計算所主樓322房間，漢字系統研制組辦公室，倪光南坐在靠窗的一張桌子前，忙著LX-80漢字系統向PC的最后移植工作。剛剛成立公司一個多月的柳傳志、王樹和、張祖祥敲開了322的房門，滿臉堆笑地坐到倪光南桌前，邀請倪光南加入公司。

　　倪光南沒太猶豫，就接受了邀請。倪光南說原因有兩個：

　　一、倪光南1983年研制出來的LX-80漢字系統，授權4家推廣，一直到1984年底，近兩年時間，銷量不到600臺。倪光南迫切需要強有力的市場人才幫助他推廣。

　　二、倪光南信得過這三個人。

　　倪光南、柳傳志最密切的交往始于1974年在天津干校一起下放勞動，兩個人分在同一個班，住同一間宿舍，勞動之余一起聊天。外在環境的改變使兩個人的關系比在研究室里親密了許多。

　　讓倪光南難忘的是，一天晚上，熄了燈，大家躺在床上，柳傳志講《基度山恩仇記》電影，倪光南看過這部小說，本不會有興趣聽，但柳傳志將整個電影講得繪聲繪色，前后講了一兩個小時，倪光南聽得津津有味。倪光南從此對柳傳志的文學功底和表達能力佩服不已。

　　柳傳志1970年進計算所，老聽人說倪光南聰明，記性特別好，決定私下考倪光南一個非常長的方程式，柳傳志假裝不會，請教倪光南，倪光南提筆就寫了出來。倪光南1960年大學畢業，10年不用的方程式還能記得如此精確，讓柳傳志佩服不已。

　　倪光南平素待人特別謙虛謹慎，年輕人和他說事，他都會站起來和人家講。直到今天倪光南仍保持著這種謙謙君子作風。這些都給柳傳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干校勞動，倪光南體力不大，但一點不嬌氣，發燒39度，照樣堅持打場，不肯下來。柳傳志感覺倪光南和他一樣都是可以吃大苦的人，都可以在灰塵里面咬著牙工作，吃東西時，蒼蠅在旁邊嗡嗡叫，也滿不在乎。倪光南也欣賞柳傳志堅韌不拔的信念，倪光南回憶說，“柳傳志在干校勞動一直有低燒，查不清原因，但他能堅持勞動。”

　　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訪，三不出席宴請

　　倪光南答應加入計算所公司時，提了上述三個條件。在倪光南眼里，當總工不算做官。倪光南還表示，錢、地位都不太在乎，最在乎的是將漢卡推出去。

　　倪光南提出這些條件的出發點是，盡量少參與和研發無關的事情，免得浪費時間。柳傳志等人滿口答應了倪光南的條件。

　　在辦公室請完倪光南，柳傳志還不放心，對張祖祥說，“咱倆再去倪光南家請一次，倪光南看來問題不大，關鍵是他太太，太太工作做不好，倪光南也不會來。”

　　柳傳志、張祖祥兩人在倪光南位于和平里的家里，又一次傾吐了如何重視倪光南之情，又一次表達了對倪光南這個人才的渴望。倪光南太太開始還不是太同意，后來，勉強答應了。

　　和信通爭奪倪光南的心

　　柳傳志請倪光南之前，倪光南和信通、深圳中航技都有合作。信通當時比計算所公司大得多，他們給倪光南投了七八萬元，用于購置兩臺計算機，開發漢卡。

　　柳傳志心里明白，倪光南和信通點頭，和中航技點頭，和計算所公司也點頭，“只有我們自己多賣了漢卡以后，才能讓老倪覺得只有我們和他一條心。”

　　所以，第一批200套漢卡，柳傳志愿意承擔生產任務，將元器件采購任務讓給了信通。當時漢卡生產非常難，做印制板要跑很多家工廠，做了一次兩次都不合格。在那時誰掌握了生產，誰就掌握了漢卡的命脈。柳傳志急于為漢卡多做事，通過為漢卡做事和倪光南緊緊地梆在一起。

　　漢卡做出來后，按協議，不管是誰賣的，利潤都要平分。信通是大公司，業務多，沒拿漢卡太當回事，也沒好好賣漢卡，而計算所公司是整個公司撲上去，做推廣，200套漢卡大部分是計算所公司賣出去的。

　　當時，柳傳志強調的是“產供銷一條龍”，他和倪光南一起出去推銷漢卡，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柳傳志和倪光南形成了親密無間的合作。至今，倪光南仍稱那是一段美好的回憶。

　　我支持他，不叫他小柳了

　　倪光南比柳傳志大五歲，進計算所比柳傳志早10年，而且，倪光南在所里是出了名的技術尖子，柳傳志在所里屬于“小字輩”，所以，即便在計算所公司倪光南也喊柳傳志“小柳”，在倪光南看來，五歲的差距是相當大的，足以讓他喊柳傳志“小柳”。

　　1986年，王樹和離開公司當所長助理，柳傳志任總經理，倪光南為了表示對柳傳志的支持，不叫“小柳”，開始稱“柳總”。“我資格非常老，在公開場合叫他‘柳總’，是很大的支持。我不擺老資格，很快改口，開始還有些別扭，因為已經習慣當他是年輕人。”

　　盡管倪光南開始喊柳傳志“柳總”，但是打心底，他依然認為他所從事的技術研發最重要。在公司里面，倪光南是一個特殊人物，他可以、也不愿意參與公司事務性的管理工作。按理，倪光南是公司的二號人物，應該參與討論一些決策，但是，他可以拒絕參加任何他不想參加的會，只要他說“我正忙著開發”就行。柳傳志們也想讓倪光南全心全意地搞研發，就沒有用公司的紀律約束他。開會遲到，柳傳志可以罰任何人的站，但柳傳志從來沒罰過倪光南的站。倪光南壓根兒就可以不去。

　　倪光南進公司追求的是將自己技術推廣出去的平臺，致于如何經營這個平臺，在他當年看來，都是瑣事，犯不著浪費時間。從根本上說，倪光南可以認為柳傳志很能干，但柳傳志的能干要是和自己的技術比起來，柳傳志的能干又算得了什么。

　　倪光南產生這種想法不足為奇，因為辦公司以前，柳、倪兩個人地位太懸殊了，這種地位的懸殊其實是柳、倪后來產生矛盾的根源。

　　80年代，企業家幾乎沒什么社會地位，當時大家更多提的是“倒買倒賣”的概念，當時企業家的稱號多半和“農民企業家”聯系起來，而在當時，科學家的地位在“科學的春天”的吹拂下，日益提升。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倪光南很容易產生自己比柳傳志強的認識，這種認識背后有深刻的社會潛意識。

　　柳傳志的錯誤在于，在后來的十年間，不斷加深加重了倪光南的這種認識。在對待倪光南的態度上，柳傳志一直堅持“只要我能將公司調動得住，為了表示對倪光南的一種尊敬和禮貌，可以將他放在很高的位置上”，但是，柳傳志忽略了，別人會將禮貌上的尊重當真。

　　倪光南是有效數字1，別的科技人員都是0

　　柳傳志曾經在公司宣稱，“只要老倪說的都對，老倪是有效數字1，別的科技人員都是0，這些0只有跟著倪光南干才能出成績。”倪光南說，他不太同意柳傳志這種說法，但他當時沒有表示反對。

　　柳傳志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倪光南在香港開發聯想286主板，事前，柳傳志再三叮囑負責生產的周曉蘭：“設計出來的主板一定要再三審查清楚，再去生產，批量生產后，再發現錯誤，損失就太大了。”

　　倪光南等不得時間，強令周曉蘭投入批量生產，結果出了錯。周曉蘭和倪光南發生爭執，周曉蘭一定要求追查清楚到底是誰的責任。

　　最后，柳傳志不得不出場，硬著心腸對周曉蘭吼：“和老倪發生的任何矛盾，都是你的不是。做這件事情，出了成績，是倪總的，有錯的話，你就得擔著。不行，將你調回北京。”最終，柳傳志將周曉蘭調回了北京。

　　老漢卡是兩塊卡，陳大有和曹之江針對倪光南的老漢卡進行了很大的改進，并拿出了演示樣品，但是此時，倪光南希望走另外一條路改進漢卡。

　　陳大有是柳傳志在計算所的老師，曹之江是柳傳志老同學，更重要的是兩個人開發的漢卡已經做出來了，而倪光南的改進型漢卡還只是頭腦中的設計。

　　倪光南提出兩個方案一起上。柳傳志考慮再三，對倪光南說：“公司沒有實力支持兩個方案，他們的方案撤下來，上你的。”柳傳志親自去做陳大有、曹之江的工作。但這件事情對陳大有打擊太大。陳大有也是計算所大牌科學家，資格比倪光南還老，柳傳志當年請陳大有進公司時，就曾委屈陳大有給倪光南做生產，這在計算所體系內是不可能的，為了公司的利益，陳大有認了，但是，這一次……

　　袁寶璣研發的六型漢卡是軟漢字，當時軟件漢字已經形成了一種趨勢，而且，這種趨勢比較明顯，但是，袁寶璣的軟漢字也和陳大有的漢卡遭受了同樣的命運。柳傳志此次照顧倪光南情緒，遏制聯想漢卡向軟漢字發展，使聯想沒有賺到在漢字系統應該賺到的大筆利潤。相對于WPS、UCDOS，聯想漢卡總利潤并不算很高，總共也就兩三千萬，WPS、UCDOS論市場能力絕對不能和聯想比，但其利潤都遠遠超過了聯想漢卡。

　　柳傳志對倪光南的做法，好多副總裁有自己的看法，但大家都沒有反對柳傳志，因為柳傳志威信太高，所以大家在這件事情上寧愿認為，柳傳志是在從大局上考慮。當時沒有人對柳傳志說，“你這樣做不對，這不公平。”

　　倪光南很自豪：“從1984年到1993年以前，柳傳志是全部信任我的，絕對信任我，基本上，我說的他都支持。”

　　倪光南比柳傳志有名

　　每任公關部總經理上任，柳傳志和他說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傳好倪光南。

　　有一段時間，倪光南一回到北京就要不停地填各種表格，因為公司要推薦他當政協委員、人大代表。

　　柳傳志說，他這樣做是出于公司利益考慮。90年代初，聯想迫切需要一個高技術企業的形象，高技術企業必須宣傳高科技，宣傳高科技，宣傳高科技帶頭人最有說服力，所以倪光南順理成章。

　　為了提高倪光南形象，聯想拿出50萬元，以科學院名譽獎給倪光南，然后讓倪光南再以個人名義捐出去。

　　第一屆工程院院士是單位推薦的，并不是選舉的。柳傳志找到曾茂朝，希望曾茂朝推薦倪光南。柳傳志對曾茂朝說：“聯想需要樹立一面旗幟。”時任計算所所長的曾茂朝同意了，但同為科學家的曾茂朝沒忘和倪光南說：“在學術上，并不是你在天上，別人都在地下，問題是聯想需要你作為一面旗幟，陳大有就不比你差。”

　　1999年，解聘倪光南，曾茂朝對柳傳志說：“這件事情現在只能由我來講，你不能講，因為，你過去對倪光南講過的好話太多。而我有權，也有能力評價他。”今天最讓柳傳志尷尬的事應該是，有人拿著他當年盛贊倪光南的演講，問他“這是怎么回事”?

　　張祖祥說：“當年講了很多贊揚倪光南的話，這種贊揚是對倪光南成績的肯定，也是為了班子的內部團結，表示相互友好的一種態度。開始，倪光南講，嗨，我就是為聯想做宣傳，但是到后來，他真的當真了，以為自己是神了。”

　　柳傳志今天反省：“一個漢卡，不宣傳也沒什么，但是我再三要求公關部宣傳他，大家都應該明白自己實際是怎么回事，不能忘乎所以。”

　　倪光南要當董事

　　香港聯想上市，原定中方出3名董事，港方出2名董事，倪光南從美國回到香港，提出也要做董事。柳傳志很為難，因為中方增加一名董事，港方就要增加一名，港方增加誰呢?找不出合適的人來，對方就會反對。

　　張祖祥對柳傳志說：“柳總，你別為難，我退出。”說這句話的時候，張祖祥清楚地記得，1984年他和柳傳志一起去倪光南家請倪光南時，倪光南對他和柳傳志說過的話：“官我不做，管理我不懂。”

　　張祖祥是香港聯想中方總經理，中方的工資由他發，當時中方員工按新華社的標準，拿1000多港幣的工資，柳傳志悄悄對張祖祥說，“給倪總多加5000元。”不管這算不算不規范的公司行為，反正倪光南接受了。柳傳志當時工資也是1000多港幣，比張祖祥高30港幣。

　　1990年，科學院獎給柳傳志一套房子，柳傳志將這套房子送給了倪光南。柳傳志說：“我當時考慮了一下，不是做思想斗爭，關鍵是我老婆這關要過得去。”

　　直到今天，柳傳志和倪光南還住同一棟樓，倪光南的房子是柳傳志送的，柳傳志的房子是房改時買的。

　　1993年交鋒

　　倪光南要辭職

　　在1990年，倪光南認定要開發的項目，別人怎么說都不行，柳傳志、李勤當時也提不出反對意見，也認為倪光南說得有道理。

　　到1991年、1992年，柳傳志、李勤慢慢理出了“貿、工、技”的思路，覺得倪光南立項太多，幾十個項目一起上，聯想能力跟不上，技術無法變成錢。

　　第一個沖突，發生在1992年春節，李勤要設總工辦，建立立項制度，定出研發的指導思想。李勤當時明確提出，研發是種“西瓜”，還是種“芝麻”?提出研發“是不是應該有重點?一年是不是就做有數的一兩個重點項目?”來和倪光南商討。

　　倪光南不同意“芝麻、西瓜”的提法，倪光南認為，科學上很難分清楚，哪是“西瓜”，哪是“芝麻”。李勤說：“怎么不好分?就按投入的資金的規模分。”最后大家都不吭氣了。

　　晚上，倪光南給柳傳志打電話，提出辭職，說“總工我不當了，立項審批我不同意，成立總工辦我不同意。”第二天早上，又和李勤說了一遍。

　　柳傳志、李勤很快妥協，本來已宣布曹之江做總工辦主任，只好找個理由，收回任命。辭職事件，盡管以柳傳志、李勤妥協告終，但李勤還是堅持住了研發立項審批權。

　　倪光南李勤矛盾越來越大

　　聯想研發中心屢屢不能將技術轉換成產品，變成產品，也賣不出去，投入800多萬元的多口卡項目失敗后，李勤和倪光南的矛盾激化了。倪光南認為，失敗的原因是“速度慢了”，倪光南要求，動作要快，投入要大。李勤認為，失敗的原因是管理基礎和公司能力不足造成的。倪光南要求，繼續加大對研發的投入，給技術人員更好的待遇，“要不，科研人員要走。”李勤認為，加大投入也沒有用。

　　李勤、倪光南的矛盾由來已久，原因是，漢卡一個新版本推出來，必然會有很多考慮不周的地方，到了市場以后，客戶會反饋回來很多意見，陳大有根據這意見進行修改，好不容易穩定了下來，到了能夠大量銷售的時候，倪光南又拿出了一個新的漢卡型號，而這個新型號又要有一個新的穩定過程。

　　作為企業，在老型號錢還沒有賺夠的時候，新型號按道理是不能推的，而作為研發人員，當然急于展示自己的最新成果，因此，在什么時候推新品上，李勤屢屢和倪光南產生矛盾。

　　告李勤不務正業學跳舞

　　1993年，柳傳志主要在香港，北京聯想交給李勤負責，偏偏1993年，北京聯想雖然利潤不錯，但沒有完成銷售額任務。倪光南就到科學院告了李勤一狀：一、1993年沒有完成任務主要責任在李勤；二、李勤不務正業學跳舞。

　　李勤說：“跳舞是工會組織的，我一共去過四次。原因是，1992年年底，聯想和科委、計委聯歡，聯想的領導班子既不會唱，也不會跳，沒法接待別人，躲在一個角落，特別尷尬，就決定也學一學。”

　　科學院征求柳傳志的意見，柳傳志態度堅決：“如果你們要聽倪光南的，將李總撤了，也把我一起撤了，我們班子集體都不做了，因為沒法做。”

　　1994年較量

　　1994年3月，柳傳志從香港趕回北京，此時，北京聯想已經亂得不成樣子，公司正常的會議因為倪光南李勤分歧太大，無法正常進行。

　　柳傳志的頭疼病一下犯了，住進了海軍總醫院，開始整夜整夜地睡不著覺。柳傳志的醫生指導柳傳志一個字一個字地睡，一句話一句話地睡，一段一段地睡，最后一夜一夜地睡。醫生告訴柳傳志能打個盹就是勝利。

　　早上，柳傳志到八一湖邊散步，看到老頭老太太跳舞，覺得這是將倪光南問題暫時撇開的好方法，就去和老頭老太太學跳舞，因為，跳舞要全神貫注聽拍子，否則就要踩人家腳。“最少在一瞬間，我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緒，使我不想倪光南問題，使我將情緒安定下來。我當時已經焦躁到了無以復加的境地。”

　　就在柳傳志為怎樣調和倪光南問題費盡心機的時候，倪光南的一封信讓柳傳志坐不住了。

　　倪光南關于車隊問題給李總及總裁室的信李總并總裁室成員(呈報董事長)：

　　王威(車隊隊長——作者注，下同)在車隊說，趙明漪(倪光南夫人)曾找老蔡(辦公室主任)反映說：“小侯給倪總開車不安全。”這完全是捏造。趙明漪從未找老蔡反映過車隊的任何意見。王威倒曾來總工辦征求對車隊的意見，趙提出：1、小侯在給老倪開車中從未發生過事故，服務是努力的，老倪表示滿意。2、去年車隊事故多，跑公里數浪費多，應予注意。當事人還有姜延玲同志可以作證。我歷來認為，去年車隊的問題，第一責任在分工主管的總裁室成員老蔡，第二責任是車隊主管。具體工作同志的成績和錯誤應實事求是地分析。從事實出發，小侯在給我開車中，是專心、認真的，從未發生過任何違章行為；至于在不為我開車的時候發生的事故，我不了解情況，不作評論。我在任何場合都未說過“小侯給我開車不安全”。其他總裁室成員說過類似的話，但我并未表示同意。在一個管理良好的車隊，誰給我開車，我都感到是安全的，在管理不好的車隊，只好根據事實，我是尊重事實的。我也歷來不主張對總裁室成員不加分別地(例如對我)實行專車制度，我從未主動提出要誰給我開車。三月份以來，車隊換了小何給我開車，事先并未征求我的意見。但我的原則是，不論誰開，這是車隊的安排。車隊要精簡，應實事求是地分析各人的成績和錯誤、優點和缺點。如果要捏造我的“意見”，把小侯給我開車認真遵紀的優點說成缺點，以便達到精簡他的目的，試問這是想達到什么別的目的?為什么要把總裁室成員引入車隊的矛盾中，甚至不惜用捏造的手法?

　　我建議：1、王威應澄清事實，在多大范圍內散布的，在多大范圍內澄清。2、王威應說明他這樣做的動機。如果車隊負責人有某些不正常的企圖，我不認為他領導的車隊能提供安全的服務。當然，王威這種捏造構成了對我名譽的毀謗，我保留采取其他行動的權利。

　　倪光南

　　1994年5月3日

　　給倪光南換司機是柳傳志的主意，原因是給倪光南開車的司機連續出了四次車禍，倪光南就換司機一事大發雷霆，分明是沖著柳傳志來的。柳傳志原本認為倪光南只是對李勤有意見，萬萬沒想到倪光南會對自己有這么大火氣，柳傳志連夜給倪光南寫一封信。

　　柳傳志給倪光南的信

　　看了你給我的傳真件，心中非常不安，也很不愉快，處理司機的問題，我表示過非常明確的意見，當我知道他4次撞車，還在值班時喝酒時，我是堅決要求車隊將他掛起來的，而且，我要求他們立即換司機給你開車，當老蔡處理這件事情猶猶豫豫時，我非常生氣，認為他太軟弱，甚至在總裁室會議上，也為此和他激動過一次。

　　這就是你在傳真中寫到的“其他總裁會成員說過，但我并未表示同意”，難道我不是像你自己的肉似的關心你的安全嗎?難道像侯海濱這種情況不該堅決處理嗎?我實在弄不懂，你為什么要給總裁室成員發這么一封含沙射影的傳真，我實在弄不懂，你到底要沖著誰來?要干什么?

　　寫到這里，我心里很不平靜，我們配合十年了，這十年我們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在多種原因之中，我們的配合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你在到公司來之前就是知名的科學家了，而我在所里是一個無名小輩，你能那樣信任我，支持我，使我能放手工作，這使我永遠銘存感激，在公司經歷的數不清的風浪中，你未必每件都知道處理的經過，根據你初到公司來的約法三章，我是能不打擾你，就不打擾你，但你總是用你最信任的態度和我堅決站在一起，在我們共同奮斗渡過難關的時候，那種勝利的欣慰，也使我永遠不能忘懷。記得當我們拼力爭得了漢卡科學進步一等獎的時候，當1989年中秋前后，你在北京徹夜不眠，解決技術問題以后，我們都像得到諾貝爾獎那樣高興。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96年春節，你在香港試286的板子，到年三十才能回來，我在公司全體員工慶祝春節的會上，提到你仍然在香港奮斗，不由得熱淚盈眶，無法自制。我們有時間在一起談談心，談談自己的過去，談談對人的看法，談談對政治問題的看法，這些隨便的談話，使我們在尊重之中，又增添了感情色彩。

　　進一步講，我們可以作為生死相依的朋友，即使退一步講，我們也是君子之交，既非常純潔，又有很深的感情。你是個君子，但為人很固執，有時也很偏激，當你看誰好的時候，就什么都好，當你看誰不好的時候，又可能覺得這個人處處不好，從我內心講，我對你是十分尊重的，而且，把能得到你的尊重當作是一種光榮，我把和你的關系放在了10分的位置之上，當然，也可能有我沒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問題，引起了你如此的不快，把我們10年相處的信任和友誼都一風吹掉，一定要把矛盾公之于眾，我對你的最大意見就是性格太內向，話一定要憋在肚子里，而且，一定要積存夠了再講，有時候，明明是誤會，早講早解決，也一定不講，而且，一定覺得自己對。

　　如果有可能，我們當面將話談透，把心里的話全倒出來，真心做到心心相印，你是個君子人，我信得過你，共商大計，奠定基礎，今天的聯想，無論是香港，還是北京都處在非常緊要的關頭，核心組能同心同德處理問題，尚難保證順利過關。如果核心部分鑼起、鼓不起，則結果很難設想。如果覺得恢復以前的感情有一定的難度，信不過我，不愿意講透，那我們畢竟是十年的朋友，我們不必將矛盾公開化，我堅決退出核心組。

　　因為有病，這樣做還是很體面的，如果將矛盾公開化，公開沖突就實在太不值得，我很了解你的脾氣，你也知道我的脾氣，結果是越陷越深，最后公司分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對我來說，就更可悲了，因為我歷來很想將事情看透，我和你莫名其妙地發展成一種惡性關系，到底是為什么呢?

　　我最近才犯過頭暈病，所以思路很不清楚，信手寫來很不冷靜，所以請原諒。我真的不知道是為什么?

　　柳傳志寫完這封信，做出一個決定，如果倪光南回信，兩人還可以好好談，“如果他不理我，還胡鬧，我就做徹底崩的準備。他果然就不理我，果然該怎么著，還怎么著。我生病，李勤主持開會，會照樣開不成，他在找各種各樣的茬攪和。”

　　倪光南認為，柳傳志這封信是寫給別人看的，“如果真是寫給我的，他干嗎留底啊。”

　　十年第一次向我說“不”

　　下面這封寫給呂譚平、倪光南的信一定不是寫給別人看的，此信由倪光南提供。倪光南將這封信看作柳傳志在十年合作中，第一次對他說的“不”。

    呂總，倪總：

　　關于在上海建立設計中心一事，我已和倪總表達過我的意見。現歸納如下：

　　一、生產板卡為我們長期的業務方向，所以建立設計芯片的開發中心，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是應該積極推進的。

　　二、由于我們是一個企業，不是一個研究所，所以做這件事大概要有如下條件：

　　(1)要有銷售市場(由于我們自己銷售板卡，所以此項具備)。

　　(2)要能引進最先進技術(這條目前我認為無把握)。

　　(3)要有得力的管理人員和管理形式(這條目前尚無較可行的解決方向)。

　　(4)有資金條件和高水平的開發人員(經過努力后有可能做到)。

　　三、上述四條缺一不可。目前條件尚不具備，特別是第三條。這件事情是由香港聯想GMO負責的，所以請呂總再認真考慮。我本人意見不同意倉促合資，最起碼要對問題有一個明確的解決方向后，再考慮和上海進行形式上的緊密合作方式。

　　柳傳志

　　94.6.5

　　“柳傳志十年里面第一次向我說‘不’，是以便條的方式，沒讓我下不了臺，沒得罪我，沒開會否定我，他可能是怕傷我，別人不知道此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十年說一個‘不’，可以了，只是散伙的形式不好。”“這個‘不’以后，永遠都是‘不’了，不會再有‘是’了，也可以了，十年得一知己也不易。我離開可能是銷售的大解放，但絕對不是開發的大解放。一個人走，會有一點影響，但是公司整體不會有影響。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此次，倪光南“受傷”很深，因為在上海成立大規模集成電路設計中心一事幾乎都已經成了板上釘釘的事，香港報紙已經開始報道此事，柳傳志在最后時刻剎住了車。

　　跟著，柳傳志決定撤換原來的財務總監，倪光南堅決不同意，臨了，倪光南甩出一句話，“你要是這樣做，我永遠和你沒完。”

　　跟著，倪光南要求將程控事業部改成子公司，當時程控事業部有80人，是僅次于微機部的第二大部，由倪光南學生領導。柳傳志認為，程控事業部本身就虧得厲害，變成子公司完全沒法控制，堅決不干。倪光南和柳傳志大吵了一架，倪光南指責柳傳志，不能提拔年輕人，不肯放權，柳傳志無動于衷，氣得倪光南出門時和柳傳志喊：“我堅決和你干到底。”

　　倪光南突然失去了光環

　　柳傳志要削弱倪光南很簡單。6月，柳傳志出院第一件事，就是討論確定聯想議事規則，討論清楚，多大的事情，總裁定，什么事情集體討論。柳傳志擺出了自己的意見，大家表示同意。

　　倪光南在會上和柳傳志吵了起來，倪光南稱，“應該董事長說了算，董事長是法人代表。柳傳志你這樣做違反公司法。”這是柳傳志和倪光南第一次在會上正面沖突，兩個副總裁嚇得哭了起來。

　　在香港，柳傳志將在北京的做法同樣演繹一遍，呂譚平表示同意，倪光南當時就和呂譚平火了：“你們香港人……”

　　倪光南以前的意見都能通過，那是因為他是通過柳傳志來做的，當柳傳志不同意的時候，沒人能同意他的意見。倪光南突然發現自己什么事也做不了。

　　柳傳志稱：“倪光南當時有個錯誤估計，就是認為聯想沒有他不行。但沒有他，我也能成，他就開始到院里告我，院里做了一番調查，老倪挨了8棍，我挨2棍。當時，我內心實際上是不平衡的，既然調查了，我總要有點缺點吧，后來，我就說，是不是我個人意見太第一了?其實我一點都不個人意見第一。調查完，我沒事了吧，那你還能當總工嗎?真到我要動手的時候，他有什么還擊能力啊。”

　　后記

　　《中國企業家》想給柳倪之爭劃個句號，拿出2.5萬字的超長篇幅，由我寫兩個人“爭斗”的內幕，這使我感到有些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一方面，我和倪光南關系不薄。1998年5月，我第一次采訪他，并用1萬字，素描了作為院士的倪光南，當時我對倪光南的“遭遇”是同情的。后來，他轉給了我在《北京晚報》發表的“揭發”柳傳志“國有資產流失”嫌疑的“包律師信箱”。在“包律師信箱”中其實已經說明了，如果柳傳志個人沒有經濟問題，就不算違法。我不知道當時倪光南想表達什么意思，但我立即將他劃出了孤立無援，受人欺負的形象范圍。

　　但倪光南在我心中依然是謙謙君子形象，而且，直到現在我依然認為，他是他那個年紀科學家中，為數不多的，在計算機領域能夠跟上技術潮流的人。

　　另一方面，柳傳志是我最敬佩的企業家之一，他的策略計劃、堅定不移、現實主義、光明磊落，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柳傳志是一個有非凡表達能力的人，但是一提到倪光南，柳傳志就會激動得滿臉通紅，甚至語無倫次。

　　所以，一般我都不會去碰柳傳志的這根“中樞神經”，不想看他受傷的樣子。

　　曾經有一度，在處理兩個人的關系上，我將其概括為“科學家”和“企業家”的矛盾。這樣處理，我可以左右逢源，揮灑自如地，不在具體細節上糾纏，直接到“行而上”，怎么談都不會得罪人。而且，定義概念的活兒我也不陌生，我當時將柳、倪之間的沖突定義成“知識”和“資本”的這種說法也很吸引人。

　　但是到后來，我發現這種處理方法容易出問題，就是如果我們輕率地將“柳、倪矛盾”定義為“科學家”與“企業家”的矛盾，然后，再將美國成熟的調整“科學家”與“企業家”關系的方法拿過來，套到“柳、倪矛盾”上，反而無助于我們認清楚“柳、倪”矛盾的真相與實質。

　　概念之間的糾葛總是說不清，理還亂；概念之間的爭論，總是難有結論，因為大家在爭論時，使用的概念并不相同，也無法相同。

　　但事實是活生生地，硬梆梆地擺在那里，不容置疑，所以，這一次我采取了白描的手法，將所有能收集到的事實都羅列了出來，讓事實說話，讓大家評判。我想這可能比從概念到概念的論證要可靠得多。

　　我采訪過倪光南三次，第三次采訪就在幾天前，事后，倪光南兩次打電話希望我能將寫他的內容和寫柳傳志的內容分開，就像我1998年寫《倪光南研究員》一樣，這個愿望可能也是他在最敏感的時期，接受我采訪的原因。

　　但是，既要揭示真相，就無法回避沖突，我的目的就是解剖沖突，給人啟示。既然是事實，怎么擺出來都不會錯，抱歉，不能寫一篇讓所有當事人都滿意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