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心靈的極樂 中西部企業家為何選擇自殺

　　□贏周刊記者 林俊敏

　　2005年的新年鐘聲敲響還不到一個星期，就有兩個中西部民營企業家相繼自殺：一個是陜西省金花集團副總裁、上市公司金花股份副董事長徐凱；一個是山西鑫龍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趙恩龍。這兩起民營企業家自殺事件，引起了企業界的密切關注——但更應該受到我們關注的，是依然奮斗在中西部的廣大民營企業家，因為他們依然面臨著和去世者一樣的生 存狀態。

　　四大壓力源

　　雖然政府正在大力提倡西部大開發，但現階段的現實卻是：中西部的大部分民營企業家正面臨著比東部沿海地區更為嚴峻的生存壓力。除了市場競爭，他們還要面臨各種東部企業家所沒有或者已經走過的困境。其中，下述四點是他們主要的壓力源。

　　第一，政策壓力。

　　政策的壓力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伴隨政策而來的責任，二是政策變動給企業帶來的風險。

　　“現在是西部大開發，政府給了你一個比較寬松的政策，但同時也會給你帶來一種無形的壓力。” 西安海星集團董事長榮海說，“它(政府)希望你好。在希望你好的同時也許會給你一個與別人不同的政策，相對來講，企業家就需要為這種政策負起相應的責任。”

　　第二，行政壓力。

　　如果說，政策壓力是國家給予西部一種正面影響下企業家自身感受到的責任，那么，行政壓力則主要是源于有關部門落后的觀念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我們是做軟件的，一個單獨訂單可以上千萬，這在沿海算不了什么，但在這邊有關部門就會懷疑：你的訂單怎么會這么大呢？”西部世紀軟件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洪濤表示，這種觀念需要民營企業家去做很多溝通工作。海星集團高層駱振瑜在接受采訪時說：“在沿海可能十分鐘辦得了的事情在這邊要半個小時，甚至一兩天。你需要不停地去和他們溝通。”

　　落后的行政觀念和繁瑣的行政程序給民營企業管理層帶來的疲勞，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壓力源。

　　第三，投資人壓力。

　　“在西部，一些投資人會比較短視。他們對全國性商業狀況的掌控遠沒有沿海地區那么靈敏。”劉洪濤說，“更麻煩的是，他們的投資觀念和發達地區成熟的投資理念很不合拍。”

　　這種不合拍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方面是投資期許不正常。“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投資肯定是有收益和受損兩種可能，因此投資人在進行投資的時候就必然要為自己的選擇承擔一定的風險。”劉洪濤說，在經濟欠發達的地區，這種觀念就有可能行不通。“你一定要是賺錢的，一定要很保險的。”投資人的這種心態對西部的企業家造成的壓力是十分大的。因為他們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一旦失敗，連順利破產亦不可得。另一方面是對人力資源的投資欠缺認同感。一些投資人對給予智力工作者以高薪仍存在不理解。特別是在高新技術領域，這種矛盾更加明顯。

　　第四，員工壓力。

　　員工對企業家的一種主要壓力是：員工對于收入差距化的不理解，以及在敏感時期的非理性舉動。由于中下層員工代表了數量上更為龐大的社會群體，因此，他們的這種不理解也會給企業高層帶來很大的壓力。在“企業家-員工”這對關系中，員工通常處于弱勢地位，但社會輿論則常常向員工方面傾斜。一旦企業出現問題，光是考慮到員工有可能發生的過激反應就足以把一個企業家的心理防線壓垮。

　　當然，這四大壓力源并非中西部所獨有，它是整個中國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有過的經濟現象。但無疑，這些壓力于現階段在中西部的民營企業家身上體現得尤其明顯。

　　先走一步的危險

　　“當沿海地區的人正放膽闊步往前走的時候，我們西部的很多人還守著落后的條條框框打轉。”榮海說。這次接受采訪的企業家也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中西部和沿海地區最大的差距是觀念的差距。

　　“今天的這種經營環境，企業要想更好地經營，經常會去沖擊一些防線。”劉洪濤說，有很多企業行為在沿海大家可能已經習以為常了，但“這邊的人還是覺得不可理解，或者不敢做。比如，中國的《公司法》至今沒有關于員工持股的明確規定。如果公司讓員工持股，以法定價格購買公司股票，一旦公司上市，員工就可能得到很好的收益。這一方面促進融資，另一方面對員工也有好處。但是這些做法在今天依然沒有找到明確的法律依據。”

　　劉洪濤嘆息說：“這些事情聯想在做，TCL也在做，但西部的企業就大部分不敢做。”

　　“1991年以前發展起來的那一批上市公司——也就是西安的第一批上市公司——它們的老總，現在大部分處境都十分糟糕。要么銷聲匿跡了，要么就在牢里蹲著了，剩下來的寥寥可數。”一個熟悉西北產經發展狀況的媒體工作人員說，包括早年評上榜的企業家，大部分也都倒掉了。“但即使那些蹲進去的老總，也不一定是因為個人的問題。”

　　“很多企業被處理不是因為經營問題，而是因為一些擺不上臺面的原因，比如得罪了某些人，或者有些人覺得他太過張揚了。”一個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業家說，“這時候，他們的一些原本被默認的邊緣行為就會成為他們冠冕堂皇的罪狀。”

　　“我們西部地區落后的原因就是我們在固守很多固有的規則。”劉洪濤說，“但我們知道，中國正處在轉型期間，因此有很多規則本身是暫時性的，甚至是不合理的，它需要不斷地被先行者突破，它需要不斷地被勇敢者修正。東部的很多企業家就在這種情況下，勇于在法律空白的地方踩著這條邊防線走。而西部的企業家則是等到別人走完了，法律明文規定了才去做。這就等于慢了別人一拍。”

　　中西部的民營企業家就如同行走在一片空白的雪地上，他們行走的時候這片雪地上并沒有規則。當新的規則出現以后，如果環境嚴厲到要拿這些規則往他們的頭上套，就可能會套出一個個問題和犯罪。

　　出走，或是被扼殺

　　和中西部落后的環境現狀相比，許多企業家都有一種超然于這種環境的胸襟、視野和智慧。

　　由于交通與信息渠道的便利，許多中西部企業家無論在見識上還是決策上都能夠做到和東部同步，甚至與全世界同步。但是，他們所在的發展環境并沒有因此而迅速發展起來。

　　“中西部的企業家很多都已經走在環境的前面了。但環境卻跟不上。”駱振瑜說。

　　這里指的環境，包括行政體系觀念服務化、員工觀念職業化、投資人觀念法制化等諸多問題。而這些問題都和文化、教育、基礎建設等需要長時間努力才能改變的因素聯系在一起。

　　“要改變這個環境，對企業家來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為這是整個社會的事情，并不是一兩個人或一兩個企業就能夠改變的。”駱振瑜說，“所以我們更多地寄希望于政府，希望政府在引導上做出更多的動作。”

　　但是，在環境改變之前呢？

　　一個企業家開玩笑說：誰叫他們的企業都等不到環境改善就出問題了。這實在是一個黑色幽默。

　　據報道，警方在趙恩龍的辦公室里發現了趙本人書寫的一封遺書，遺書的主要內容包括：政策變化過快；負擔過重；銀行的貸款無法如期歸還；借了朋友一些錢，無法歸還等等。

　　對此，南方一位資深的財經傳媒人士評論說：“如果這種事情出現在廣東企業家身上，他很可能選擇破產而不是自殺。”

　　“中西部企業家的壓力主要是來自于一種說不清的文化壓力。從歷史來講，中西部畢竟不是沿海，觀念比較保守。” 駱振瑜說：“所以就我的觀察，企業家最大的壓力不是來源于企業，也不是來源于市場競爭，而是來源于周圍的人的觀念的壓力。”

　　在比較嚴厲的環境中，企業家在出現問題以后也容易出現更為激烈的行為。

　　或許正如那位高科技公司的總經理所說的那樣：“這種情況下只有兩種選擇——出走，或是被扼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