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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剛開頭的幾天內，山西運城鑫龍稀土磁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趙恩龍與陜西金花集團副董事長徐凱，先后作出了他們人生最后一個決策——用自殺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前者52歲，后者55歲。
本報前方記者很快傳回上海幾乎同樣的訊息：二者生前的好友都表示了驚訝——他根本不像會自殺的人。
目前，警方的調查在進行當中，死因尚未公布。但無論如何，趙、徐二人的離去，使下面的這組數據更顯得醒目。
有關部門作了一個統計，過往的二十年中，中國有1200余名企業家自殺身亡，而且呈現逐年增加態勢。這構成了一個急需解釋的、嚴峻的社會問題——企業家自殺現象。
西方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法國社會家迪爾凱姆在他的《社會學方法的準則》一書中說：“我非常清楚，社會生活的內容不能通過純心理學的因素——個人意識的狀態來解釋……我們必須考察的是社會的性質，而不是個人的性質。”
迪爾凱姆創立社會學理論框架的20世紀頭20年，正值西方經濟起飛過程中的社會巨大變動時期，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這段時期有相似性。因此，將企業家自殺現象放在我們正在經歷這個中國亙古未有之大變遷的背景下考量，是必要的。
中國漸進式改革經歷了26年，伴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和將人本身的經濟屬性充分激發，企業家產生了，從一個群體進而形成了一個企業家階層，這個階層擁有了社會財富較多的支配權，為人稱羨。然而，相當一部分也遭致非議。
在民間層面上，這種非議漸漸演化為一種社會情緒，并且在前年——“保護合法私人財產”寫入憲法的前一年——形成了比較顯著的社會現象。
西方宗教有“原罪”一說，緣于西方哲學以人性惡為出發點。中國學界近年來引入“原罪論”來解釋企業家為代表的先富階層所受到的越來越多的道德追究現象。中國必須面對的事實是，生產力得到空前提高的代價之一，便是貧富分化正在偏離社會可以容忍的限度。所有這一切，使先富起來的企業家們處于社會壓力之下。
從人類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律來看，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以后(我國去年人均GDP微超過這個數字)，社會便進入一個相對不穩定期，矛盾沖突會顯得相對劇烈，對企業家獲取財富方式合法性的非議正是這個階段的表征之一。
企業經營的微觀層面，同樣給企業家以及他所執掌的企業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和不確定性。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企業家在正常經營信用與透支信用之間走鋼絲，一旦出軌，后果便不可想象。
跳出現在的時間點往回看，這些年的中國社會變遷，不過是一個昂頭向上的平滑曲線，但聚焦身處這個巨變年代的人，尤其是企業家們，他們要面對的，注定是無數次奔向人生巔峰的機會，同時也要面對無數之人生崩盤的可能。趙恩龍與徐凱以及他們在天堂的1200余名企業家朋友們，便是戴著人生巔峰的光環，用極端方式崩盤了。
每一位企業家求發展的過程都是顛簸的，企業家的每一天都像是坐上了過山車。在中國，先前經濟政策有“放亂收死”，宏觀經濟呈現周期循環，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市場經濟法律框架的日漸日清，走在常規前面的企業家，就要始終擔心為走在常規前面的行為付出代價。
但是，我們決不承認這是徐凱們這一代企業家的不破宿命，也許我們應該說這么一句大白話：只要讓生命往前走，總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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