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口浪尖上 周小川像誰意味著不同政策預期

　　自2000年以來，周小川一直處于風口浪尖。兩年證監會主席，兩年央行行長，四年中周小川所就任的職位，總是牽動著公眾的切身利益。從這一角度看，“周小川像誰？”更多意味著不同的政策預期

　　《小康》記者 高劍 秦俊勇 特約記者 陳佳 報道

　　對很多人而言，10月28日這天夜仍然睡得很香，盡管央行作出了加息決定，但人們對加息早有預期，況且此次加息只加了那么丁點——0.27。不知道當天晚上，周小川有沒有睡得著，這畢竟是他就任央行行長以來的首次加息，也是自1996年以來連續九年來的第一次。

　　在中國，試圖了解一個省部級官員的真實心態，非常困難。尤其是央行行長——一個負責“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維護金融穩定和提供金融服務”機構的行政長官。盡管周小川時常曝光于媒體，愿說且善說，但這位被外電評論為“歌劇愛好者、熟練的網球手和惟一一個在西方學術雜志上發表過論文的高級官員”，卻不為公眾真正所熟悉。

　　很大程度上，公眾更習慣用類比的方式來詮釋自己的猜測。比如說，周小川像誰？

　　周小川像美國的“格林斯潘”，這種類比更多基于兩者對經濟領域的影響力以及職責的相似；周小川像英國的“凱恩斯”，學而優則仕，仕而不忘情于學，這是比較兩者的發展軌跡。

　　自2000年以來，周小川一直處于風口浪尖。兩年證監會主席，兩年央行行長，四年中周小川所就任的職位，總是牽動著公眾的切身利益。從這一角度看，“周小川像誰？”更多意味著不同的政策預期。

　　周小川究竟像誰？或許我們首先得了解，周小川是誰？

　　周處后裔

　　周小川的簡歷中，籍貫注明是江蘇的“宜興”。

　　在宜興，周氏是大姓。據史料記載，宜興籍的周氏是三國時吳國廣平太守周賓的后人。周賓一般少為人知，但他有個孫子卻很知名，叫周處。初中課本曾選摘了《世說新語》的一篇文章，講的就是周處的故事，“周處少年時，兇強俠氣，為鄉里所患”，后來幡然而悟，刺虎擊蛟，“終為忠臣孝子”。

　　“周處后代在宜興分為數支，周小川這一族是其中一支，”原宜興市檔案局局長湯虎君說，周小川的祖父有四個兒子，周小川的父親周建南排行第三。

　　據了解，周建南年少時即外出讀書，后又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對于這段歷史，宜興教育信息網“宜興名人”欄目介紹說：周建南1937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抗日戰爭爆發后，他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于1937年底輾轉到達延安。1939年8月由中組部派往重慶做地下統戰工作。

　　資料顯示，解放后，周建南曾任一機部副部長兼對外經濟聯絡總局副總局長，文革中受到沖擊，下放河南羅山“五七干校”勞動，1973年恢復工作，任一機部機械研究院院長。1985年8月響應中央號召主動退出機械部部長職務，從事調查研究和參謀顧問工作，是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顧問。

　　周家的舊宅位于宜興的大人巷，這是一條在當地非常著名的街道。解放后，大人巷成為宜興縣委、縣政府所在地。1996年宜興進行城市改造，大人巷被拆遷。

　　“現在看來可惜了，一個很好的旅游資源丟了。”湯虎君的感嘆不是沒有理由，當地人有種說法，說過去天氣好的時候，大人巷里必有一景——很多人家在自家門口曬官帽。宜興人以此來證明大人巷里多出官員。

　　“在一定程度，這是因為宜興人非常重視教育，文風頗盛，歷史上這出過385個進士，4個狀元，10個宰相，8個大將軍。”一位熟悉歷史的當地人解釋，努力讀書、學而優則仕一直是宜興的傳統。

　　周小川的母親楊維哲解放前曾就讀武漢大學，解放后在化工部任職。1948年前后，周建南夫婦在黑龍江東安市(現改為黑龍江省密山市)的一個軍工廠工作，在此期間，周小川出生。

　　原遼寧省鐵嶺市科協主席李光致說，這個軍工廠隸屬于東北軍工部，“對內稱東北軍工部直屬二廠，一般稱東安電器廠，是部隊建制，當時的廠長兼總工程師是周建南”。

　　經濟學“情結”

　　周小川之所以從事金融工作，一定程度上受父母影響，“我的父母長期都在工業部門從事經濟工作，受他們的影響，我從小就對經濟問題比較感興趣。”幾年前，周接受《投資與合作》雜志采訪時說。

　　盡管周小川一直外界視作省部級“海龜”的代表，但周本人也經歷過國內求學的艱辛。周高中畢業后，正值“文革”開始，繼續求學已無可能。1968年，20歲的周只能與大多數知識青年一樣“上山下鄉”，周去的地方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852農場。

　　“在那里整整呆了4年。這4年中，除了勞動，也有一些其他的接觸，比如，對電話系統、載波廣播系統進行一些工程設計，對機床作一些技術革新。”周說這些實踐對他后來從事研究很有益處。

　　1972年，作為第二屆工農兵學員，周被送到北京化工學院讀書。四年大學生活，周除了系統地學習數學、機械、電子、電機、自動化、化工工程以及英語和日語等，他逐漸對計算機，特別是對計算機軟件工程產生了濃厚興趣。大學畢業后，周被分配到北京市自動化技術研究系統研究室工作。2年后，中國恢復研究生招生，周考上了機械研究院系統工程應用工業的研究生，師從中國工程界的老前輩嚴筱均教授。

　　如果對周在經濟學研究作一個時間段上的劃分，1978年前后這一段時間應該是個分水嶺。在此之前，周只是對經濟問題感興趣；而在此之后，周開始進入到研究的層面。應該說，這一大的變化與周所參與的兩個涉及國民經濟的大工程有關。

　　這兩個大工程，一個是“川漢輸氣工程”，一個是“30萬噸乙烯工程”。

　　《投資與合作》雜志的一篇報道，忠實地記錄了周本人對這個工程的回憶。“70年代初，很多人以為四川的天然氣儲量非常大，不僅每年可向武漢輸送150億立方米，甚至還有150億立方米可送往上海。國務院對此十分重視，專門成立了一個"輸氣管線辦公室"，決定上馬這一特大的能源工程。接下來，辦公室就從全國調集了一大批技術人員。我也被列選其中，去搞管線壓氣站方面的自動化設計。后來才發現，原先上報的數據水分很大，實際上四川的天然氣根本就沒有那么多。這樣，‘川漢輸氣工程’也就成了空中樓閣，所有進口的設備、材料，連同我們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付諸東流。

　　“另一個是‘30萬噸乙烯工程’。據考察比較，這樣的工程，我國的設計制造能力與國際的差距并不太大。于是，有關部門決定準備將整個工程實現設備國產化。可是，國內的石油價格太低，乙烯行業毫不費力就能賺取到高額利潤，他們根本就不想購買國產設備。同樣，設計部門和制造部門，也不怎么考慮經濟選擇原則，關起門來一門心思搞‘國產化’。結果，費時多年，‘國產化’計劃中途夭折。我參與了成套設備中央控制系統的系統工程設計，同樣也是無功而退。”

　　兩次“勞而無功”的經歷對周的觸動很大。他開始意識到，這些項目之所以勞民傷財半途而廢，與中國的經濟體制密不可分。

　　恰巧當時，在錢學森等一批系統工程學者的倡導下，學界有意運用系統工程解釋社會發展問題、人口問題，以及經濟問題。在前輩們的指導下，周從那個時期開始從事經濟方面的應用開發。

　　周善于“創新、突破”在1981年時就初顯端倪。

　　1981年初，周研究出一個關于經濟中長期發展的模型。當時，正值中央提出在20世紀末經濟翻兩番的宏偉藍圖，這一模型配合中央的構想，對發展、人口、環境以及部分經濟政策問題進行了定量化、系統化論證。這一做法后來被證明，是國內用系統動力學和計量經濟學在計算機上建立較大規模經濟發展模型最早的一次嘗試。

　　同一年，周與合作者研究出一套研究中國貨幣流通規律的模型，采用定量的方法，借助網絡來描述貨幣流通的途徑以及貨幣在每個環節滯留的時間，并表明其流向。以通過數量化的模型來描述金融問題方式，這在國內也是沒有過的。

　　對于周在這一段時期的表現，經濟學家吳敬璉的評價很高：“1979年至1980年，周小川曾構造了一個多部門動態發展的社會經濟仿真模型，并用于政策分析。和許多從工程界轉向經濟分析的學者一樣，他們都是先從結構問題和動態發展這種數量關系很突出的領域入手的。但周小川的結構分析一開始就突破了單純物質生產領域的傳統框架。他的這項工作及事后產生的論文，至今對學術界仍有啟發。"

　　周小川的2000年

　　周小川擁有清華大學的博士學位。2000年周調任中國證監會主席時，外界曾有一種流傳甚廣的猜測，以為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是周的博士生導師。

　　這種猜測的由來，很大程度上基于證監會主席一職的重要性以及對周本人的不了解。但從另一角度看，這種猜測也證明了——周以官員身份進入公眾視野并被關注，2000年是關鍵性的一年。盡管此前，周在仕途上有著豐富的閱歷：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中國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國建設銀行行長。

　　事實上，查閱清華大學檔案，不難發現，周是該校系統工程系首批招收的博士生，導師是自動控制及系統工程專家鄭維敏。清華大學的資料顯示，周1982年8月入學，1985年4月被授予博士學位。

　　以學者背景出任要職，極易被貼上“學者型官員”的標簽。這是一種非常時髦但又容易產生歧義的稱呼。在支持者看來，這是將學者的影響力和官員的權威性合二為一，互為補充，相得益彰；但在反對者眼里，這是“理想主義、不了解中國國情”的代名詞。

　　尤其是周主政證監會兩年中，兩種不同的眼光給周帶來的，是褒貶不一的評價。

　　一種聲音是：周履新證監會以來，證監會出臺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諸如變“審批制”為“核準制”、引進國際會計準則、出臺“退市令”、對操縱股價的違規行為進行嚴厲處罰等——使得中國的證券市場在深化改革、加強監管和規范化建設方面進了一大步。正如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評價言：周在證監會的最大貢獻，是為中國股市確立了規則。

　　而另一種聲音則婉轉地指出了理想主義碰壁的現實，“一個個理想主義的樂章，引來的是實用主義和既得利益的雜音合圍”。《華爾街日報》在一篇報道中提到，“有一位中國經濟學家將周小川比作北京大街上擁堵路口的交警：白手套潔凈無暇，指揮動作堅定不移，但周圍車流混亂不堪。”

　　正反兩面評價劈面而至，勢不可擋——這樣的經歷對“官員周小川”而言，或許是第一次；但對于“學者周小川”來說，卻十分熟悉。

　　“80年代以來，周小川就提出過許多獨特的、不合‘潮流’的見解，在后來的實踐中常被證明更為符合客觀規律。”一位財經記者說。

　　比如，1981年時，周就提出理論價格的計算有幾種不同的理論依據和模型，并認為應采用一般均衡價格作為改革的目標，相當早就提出了我國價格改革的方向和戰略選擇。但在早期，這種觀點并不被有些人所接受，甚至還遭到指責，論文寫成一年半后才得以發表。

　　這位財經記者如此評價周：作為學者，周能如此；作為官員，他會更為成熟。

　　這一點，或許可以從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在日內瓦瑞士國民銀行的“國際銀行及金融研究中心”發表的一篇演說中，找到佐證。

　　“就我觀察所得，與中國內地的整體發展策略一樣，其在發展金融業方面亦是采取循序漸進的策略，而不是一步到位的方法。內地極為強調要平衡改革、發展與穩定三者，這個重點亦涵蓋1993年諾貝爾得獎者Douglas North提出的‘路徑依存’理論。已故中國領袖鄧小平所說‘摸著石子過河’這句話，將這個概念更生動地表達出來，不過我可以肯定他事前沒有與Douglas North討論過。”他說，“較近期的，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一次金管局講座上發表的一篇很有趣的學術演詞。這篇演詞把這些理論──即循序漸進及路徑依存──概括為在達到‘帕累托最優化’的過程中，要確保取得‘帕累托改進’。這個概念最好是以登山者選擇登上山頂的比喻來說明。登頂最短的路當然是沿直線走，但現實環境并不是平面的：假設山勢凹陷的話，走直線等于要求一飛到頂；山勢凸起，則要鉆地而至。登山講求實際，因此無論你是走在迂回曲折的路上，抑或能否看到山頂，又或者在那一點上資源分配是否最優化，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確保你每一步都是向上的，換言之即你正在改進。”

　　確保每一步都是向上的——這對央行和周小川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