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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旅美鋼琴家，首屆倫納德·伯恩斯坦獎獲得者，《華爾街日報》評論他是最能改變世界的20名青少年之一
我跟丹尼爾·巴倫伯伊姆(鋼琴家兼芝加哥交響樂團指揮)出去散步，他會指著某個建筑告訴我，哪首曲子應該彈出像那個建筑一樣的感覺；切牛排時，他會說：“這一刀下去就像瓦格納歌劇第幾幕一樣”；他還喜歡邊抽雪茄邊向我形容彈琴和呼吸吞吐之間相似的感
覺———他們可以把生活中的任何東西與鋼琴拉上關系
本報記者 吳丹 發自上海
2004年的最后一夜，上海東方藝術中心落成慶典新年音樂會上，年輕旅美鋼琴家郎朗最后一個出場，與中國愛樂樂團合奏了一曲氣勢磅礴的《黃河》。
這是郎朗自去年第三次在上海演出。演出前一天，郎朗在其下榻的酒店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面對記者，郎朗年輕的臉上總是寫滿驕傲，說起話來手勢極其夸張，言語間更是充滿著自信與老練。
結束采訪時，郎朗調皮地跳起來勾住門框感慨道：“我還是愿意當鋼琴家，太舒服了！”見記者翻看他破舊的《黃河》譜子時，他就在一旁說：“我的譜子都像狗啃的，這個不算什么了，我的很多譜子上面有12種顏色的筆跡呢。”
演奏的技巧，對而今的郎朗來說，似乎更具有著一種游戲意味。
就在演出前一天的上海東方藝術中心休息室里，郎朗饒有興致地向記者展示了一段他稱之為“特技”的曲子———匈牙利作曲家巴爾多克的現代音樂作品。只見他的雙手飛快地在琴鍵上彈出湍急而怪異的合音，毫無規則的琴音跳躍于指尖，既有力度又有速度。郎朗陶醉于演示中，同時還不忘向記者解釋：“這是現代音樂，很少會有人這樣彈鋼琴的。”他說，這是他即將于今年1月在美國演出的曲目，他仍在抽空練習。
這個月，郎朗將會在倫敦和美國各地有23場演奏音樂會，這對于任何一位職業鋼琴演奏家來說，都不是個小數字。郎朗向記者翻開他今年3月排得密密麻麻的日程安排：3月3日洛杉磯，3月4日紐約……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郎朗和姚明一起被評為美國目前最紅的兩個年輕的中國人，這或許跟他們都是在美國揚名、立足有關。
對于從十幾歲起就籠罩在無數盛名之下的郎朗而言，多一個或者少一個頭銜也許無關痛癢；但對于22歲的他來說，藝術的道路還很長，就像郎朗曾經的老師、巴黎管弦樂團藝術總監埃森巴赫評價他時所說的那句意味深長的話：“任何職業鋼琴演奏家都不能說100%成功，對各種曲目的領悟以及準確的表現力，才是衡量鋼琴家水平的標準。”
《第一財經日報》：曾有報道將你與李云迪相比，你在海外的名氣比你在國內的名氣要大。近年來你頻繁地在中國內地舉辦演出，是否想通過這種方式來贏得更多的內地觀眾？
郎朗：我從沒這么想過。我現在的演出日程都是由全球最大的經紀公司———IMG經紀公司來安排，我每年會有140場演出，現在演出的簽約已經排到了2007年，幾乎每兩天就有一場演出。2005年，我在亞洲的巡演將會更多，大概占到總共140場的20%，在中國，我將會在8個城市作演出。
我第一次回國內演出是在2001年，費城交響樂團建團100周年巡演到北京，我參與了那次演出。從那以后，我每年都會回國演出。我以前確實把工作的重點更多地放在歐美國家，因為現實情況是，一個藝術家如果沒有在歐洲和美國立足的話，他就不算是一個世界級的藝術家。
李云迪成長在中國的土壤上，他在國內拿的獎很多，觀眾的認知度自然就高；而我一直在國外發展，國內觀眾對我不太了解也是很正常的。
《第一財經日報》：外界對你的溢美之辭會影響你對自己的判斷嗎？
郎朗：大家喜歡我、認可我，這對我而言是一件好事———如果你不是焦點，別人根本就沒興趣去研究你。古典與流行最大的區別就是，你必須先征服那些頂尖的指揮和樂團，然后才是你出頭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人為的炒作都是多余的。
我對自己怎么評價不重要，如果指揮家不承認我，評論把我說到天上也沒有用；反過來說，一旦指揮家肯定了我，評論就是把我罵到地上，我都無所謂。
《第一財經日報》：你聽到過的最尖銳的批評是什么？
郎朗：應該是一些很表面的東西吧，比如我穿唐裝演出、或者我演奏時表情不合他們的口味———我穿唐裝不是想追趕時髦，我只是覺得那種鮮艷的色彩很能展現我們中國的韻味；而演奏時的表情也是每個人對音樂不同理解時的一種流露，我是按照音樂的本質去發揮的。對于這些批評我不是很在意，我在意的是演奏效果有沒有說服力、觀眾有沒有被音樂所感染。
就音樂本身來說，我們自己應該是最有發言權的；但我們也會因為“身在其中”而犯一些別人一眼就能看出的毛病來———其實這是很好的，他們是在為我敲警鐘，如果大家都說我好，我反而會被沖昏頭腦。
批評我的人不一定是因為恨我，他們可能比那些贊美我的人更愛我。對于他們的尖銳批評，我只會用我的行動來“化敵為友”。
《紐約時報》前后有20次撰文評論我的音樂會，這其中，大概15次是對我的褒獎，3至4次是說很一般，1至2次就是很激烈的批評了。我一般都會在看過報道后第二天的音樂會上，就把感覺找回來了，因為我要努力做到更好，這樣才能讓批評我的人們收回他們原先的態度和評價。
我在卡內基音樂大廳的演出，美國其他媒體都說好，只有《紐約時報》的一號評論家托馬·西尼說：“大家確實都很喜歡郎朗，他今夜彈了5個‘安可’(觀眾在表演即將結束時用熱烈掌聲再次請出藝術家)，他還想彈的話，他還能彈。就讓他們去喜歡他吧，我可要回家了。”我當時看了就很納悶，不明白這是什么意思；但是第二天在我很成功地演奏了貝多芬的協奏曲后，他的口氣就完全變了：“郎朗讓我重新認識到，他確實很棒，我也知道他為什么那么棒了。”———在這一點上，我倒很佩服國外媒體，至少他們很真誠，罵是他，夸也是他，就在短短兩天之內。
同樣的事情還有一次，我因為彈了一首浪漫派的曲子而被倫敦《泰晤士報》抨擊，他們說我和另一個鋼琴家一起把鋼琴送進了醫院，他的鋼琴被搶救過來了，但“郎朗的鋼琴卻因為嚴重的心臟病突發死亡了”。第二天我換了貝多芬的古典作品，他們又評論說：“郎朗的深度讓我驚訝了，我再也不會寫什么醫院了。”
再舉個例子，我第一次在美國開“郎朗個人音樂節”，當時連續演了五場，包括協奏曲、獨奏會、室內樂等，什么都彈了，而且每天一場不同的曲目，感覺就像玩世界紀錄一樣。當時《芝加哥論壇報》就派了一個21歲的、和我同齡的記者為我做了一篇整版的報道，登了一張我穿著白色襯衫張開雙臂的大幅照片，這個記者做得太瘋狂，標題是《郎朗要什么就有什么》。有些評論家一看，我居然敢這么干，于是就說：“5年前郎朗出世的時候，他在雙親手里接過了一輛嶄新的法拉利跑車，跑得飛快，但現在他開始減速了。”當我后來演奏肖邦第一協奏鋼琴曲時，他們又說：“郎朗又回到了1999年，他現在坐的是火箭。”
美國人的評論想像力非常豐富，特別容易理解，他們對作品的好惡也是一目了然的。
《第一財經日報》：有人說你不是一個音樂家，而是一個表演者，因為你演出時過多地炫耀技巧，你的激情過多地流露在舞臺上。
郎朗：那要看我當時彈奏的是什么作品了，我在演奏貝多芬和莫扎特的作品時，從來沒有人這樣說過我，因為這是古典形式的作品，旋律都在手上控制，沒有必要在表情上做文章；但如果我想表現浪漫的感覺，比如彈奏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時，那種激情上來時連我自己都無法控制了———動作為音樂而服務，我就是這樣認為的。對我來講，演奏這些作品和我當時的心境是吻合的，都是發自內心自然而然產生的；假如彈奏一個浪漫的作品時我故意玩深沉，那就是錯誤的了。
我了解到的是，國內音樂學院的學生在彈鋼琴時，都被要求身體坐得筆直———這可能也是觀眾對我的即興演出不太習慣的原因。
不過很奇怪的是，對我的評論越不好，越是激發大家來看我演出的好奇心，票房也就越好———去年是全世界古典音樂市場最好的一年，我的140場音樂會場場爆滿，我有時真懷疑他們是不是故意這樣寫的？
《第一財經日報》：中國有成千上百萬的兒童從小開始學琴，但是真正能夠脫穎而出的很少很少；還有很多極有音樂天賦的孩子，因為沒有得到很好的培養就此被湮沒掉了，你覺得今天的成績有多少幸運的成分？
郎朗：大師們只在最高一層像大海撈針一樣去發現新秀，所以你必須彈得很好才有可能被慧眼相識；若你達不到他們的要求，他們決不會浪費一丁點時間在你身上。
我小時候的生活很單調，除了彈鋼琴就是舉行匯報音樂會。可我畢竟是個孩子，需要一些新鮮刺激，于是我就每年參加鋼琴比賽，幾乎耗盡所有精力———要想自己提高得更快，這個手段可能是最好的。我在13歲就獲得柴可夫斯基國際青少年音樂家比賽第一名。但我知道這只是個好的開始，14歲時，我到美國去留學，從此就開始很認真扎實地學習。
在我小時候，國際級音樂團體沒有像現在這樣頻繁地來中國演出，所以我只能在唱片里看到大師們的演奏，那時我就希望自己能師從他們，像他們一樣在卡內基音樂大廳演奏。我14歲到美國以后，當有一天真的站在他們周圍時，感覺我的夢想卻是那么的遙遠，因為國外優秀的鋼琴家實在是太多了，競爭也更激烈，所以“在卡內基音樂大廳演奏”的希望也就更渺茫了。不過我很幸運，我17歲那年作為替補，在拉維尼亞“世紀慶典”音樂節上頂替鋼琴家安德列·瓦茨演出，從那以后我們成為了非常好的朋友，他也成為了我智囊團的成員之一。
《第一財經日報》：聽說你有個重量級的智囊團？
郎朗：是啊，智囊團就是老師的意思，一般是由經紀人和藝術大師組成。我的智囊團中有安德列·瓦茨、丹尼爾·巴倫伯伊姆(鋼琴家兼芝加哥交響樂團指揮)、加里·格拉夫曼(美國費城科蒂斯音樂學院院長)、西蒙·拉特(柏林愛樂樂團總監)、祖賓·梅塔(以色列著名指揮家)和譚盾，等等。
美國CBS電視臺曾經采訪過鄧小平，當記者問他一天花多少時間工作時，他的回答是只用2~3個小時———因為除了這2~3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外，他都在思考國家大局的問題。這句話讓我很受感染。兩年前我就從美國費城科蒂斯音樂學院畢業了，所以現在沒有固定的老師，有時間我就與我的“軍師”們切磋，研究我的發展方向。
我不能只是一個演出的機器，更應該多考慮我的發展方向。而靠老一輩大師們的支持，我在藝術之路上就會少走很多冤枉路。我看過很多比我當年還刻苦的琴童，但最后他們還是曇花一現了，那是因為他們沒有把握住方向。
我的智囊團對我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音樂上，他們身上那種執著的敬業精神也讓我佩服。丹尼爾·巴倫伯伊姆工作很繁忙，他無論是排練或者演出回來多晚，晚上12點仍然會打電話叫我去他家練琴；另外，我可以隨時打電話給他們，哪怕是生活上的小事，比如我遇到什么壓力或者人身攻擊時，我都會找到他們請求幫助。在某些方面，他們與我的經歷很相似，他們也都是在很小的時候就出名了，將心比心，所以他們會給我很好的建議。
《第一財經日報》：所謂“良師益友”，你和你的智囊團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著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郎朗：優秀的音樂家總能從任何事情里找到音樂的靈感。比如我跟丹尼爾·巴倫伯伊姆出去散步，他會指著某個建筑告訴我，哪首曲子應該彈出像那個建筑一樣的感覺；切牛排時，他會說：“這一刀下去就像瓦格納歌劇第幾幕一樣”；他還喜歡邊抽雪茄邊向我形容彈琴和呼吸吞吐之間相似的感覺———他們可以把生活中的任何東西與鋼琴拉上關系。
他們還會制造一些輕松的玩笑來緩解排練的沉悶氣氛。丹尼爾·巴倫伯伊姆給我上課時，常會笑著拍著我說：“下次不能再給你上課了，你現在已經超過我了，要是沒人請我開音樂會你可要負責任！”有時候到某個樂團排練，結束后他會逗趣地說：“看，你今天來對了吧，我專門為你安排了那么多漂亮女孩。”
埃森巴赫(巴黎管弦樂團藝術總監)與我第一次見面是在維也納，他把我當作貴賓一樣接待，特地將VIP房間安排給我。埃森巴赫在巴黎的家是一個空中花園，能看到埃菲爾鐵塔和凱旋門。我們在一起時玩得很瘋狂，能一直彈琴到午夜2點，再一起看DVD。我們都很愛吃、愛玩、愛享受，我練完琴后，他通常會把按摩的地方都給我找好了，然后又領我去最好的法國餐廳吃鵝肝和甜點。
我們在一起完全沒有代溝，藝術家都覺得自己像小孩，看到觀眾年齡層大一些，他們還會感慨：“怎么都是些老頭老太啊？”———在心態上，他們永遠很年輕。
《第一財經日報》：與你有相似經歷的旅美鋼琴家比如孔祥東和許忠，他們作為純粹鋼琴家的身份近年來在不斷淡化，孔祥東致力于在社會上推廣和發展自己的音樂學校，許忠也將更多精力放在拉動國際文化交流上，今后你會如何選擇自己的道路？
郎朗：也許我會去當指揮家、辦音樂節，或者做很多文化交流活動，但我不會完全把藝術降為第二位而只談商業不演奏了。每個人都會走自己的路，就像理查德·克萊德曼，他演繹的是流行鋼琴，我們古典界沒有資格說他是對還是錯。
不一定所有人都要當鋼琴藝術家，如果他能做好一個藝術商人，那么就可以放手去做。大家的興趣點因為有所側重而不至于在一條船上互相血拼，我覺得這樣反而更好。
我的很多同學畢業后當上了音樂老師，這讓我很欽佩，因為他們可以帶領更多的人走進音樂殿堂。他們有他們的成功，如果我沒有達到今天這樣的狀態，不是一個職業鋼琴家的話，我一定會選擇當老師。現在我是在舞臺上用自己的實力為國爭光，而他們是在工作崗位上為國家培養鋼琴下一代，我們只是崗位不一樣而已。
《第一財經日報》：去年5月，你剛剛被委任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年大使，還是最年輕的一個吧。
郎朗：是啊，全世界只有30個人能成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年大使，鋼琴界只有我一人，而且我還是最年輕的，所以我會竭盡全力地扮演好我的大使角色。
現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有很大程度上，是在按照我的日程來安排任務。我會在每年的140場演出中間抽10至15場作為義演，有時候也會有一些特殊的計劃，比如去年8月我把李斯特的鋼琴曲《愛之夢》帶去了坦桑尼亞，通過音樂加強與當地人的情感交流，喚醒他們對防治瘧疾的意識。
坦桑尼亞每天都有600個兒童死于各種類型的瘟疫，比如艾滋病和瘧疾———600個，這是個很可怕的數字。我們去的村莊非常落后，連公路都不通，沒有電、也很難找到水，但他們的生活態度還是那么樂觀，他們那么窮，居然還為我的到來專門殺了一只羊，說這是上帝的禮物，讓我感動得淚流滿面。我去過那里后，自己感覺都像變了一個人，我非常希望能為他們多作一些貢獻。
我覺得只有在深入了解了生活和社會后，才有資格成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就像當年的貝多芬和莫扎特一樣，他們都很關心世界上需要幫助的人，所以他們的作品和他們的經歷才會被流傳至今。相關鏈接郎朗已經在世界各大音樂之都舉行過慶典的郎朗，是第一位與柏林愛樂樂團及美國五大知名樂團簽約合作、第一位和芝加哥交響樂團合作錄制唱片的中國鋼琴家。2002年，由于其出色的音樂天分，郎朗成為第一個倫納德·伯恩斯坦獎獲得者，該獎項專為職業藝術家而設立，他是全世界第一位享此殊榮的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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