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郎咸平 狷狂自負后面的孤獨疲累男人

　　□本報駐京記者　夏英

　　-提名理由：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痛陳國企改革中的國有資產流失流弊，引發了圍繞國企產權改革的激烈論戰，“郎旋風”引發的爭論話題也突破了這一現象本身，觸及對改革取向的反思。

　　臺上的郎咸平狷狂自負，不為人言所動，堅持己見；臺下的郎咸平孤獨疲累，生活單調，不知人生是喜劇還是悲劇。正是這個復雜的角色在2004年挑起了一場波及全社會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討論，至今余波未了

　　僅僅1.5平方米的空間。周圍都是人，坐在椅子上的和坐在窗臺上的，站在過道里的和拿張報紙席地坐著的，擠得水泄不通，前胸貼后背，一齊望向講臺上的那1.5平方米。

　　12月10日晚7時到9時，郎咸平在中國人民大學4101梯形教室開講座。拿年少糗事和狷狂自嘲，拋大大小小的問題考聽眾，在東方和西方、歷史和現實的事例中來回穿梭，既擔憂現實也期許未來，自信，熱情，手勢的幅度很大，懂得抖包袱，掌聲和笑聲不斷，最后聽眾蜂擁而上，無數的本子、書突破保衛的界限，伸過去要求簽名。

　　這是今年在無數講臺上出現過的郎教授。但講臺下的郎咸平卻鮮為人知。

　　夜11時，香港中文大學和長江商學院首席講座教授郎咸平坐在記者面前。疲憊，雙眼充滿血絲，銀灰色的漂亮領帶被扯下扔在一邊，嘆氣，“郎教授很累，很辛苦”———

　　這天早8時到晚6時給長江商學院的北京學員上課，然后是趕著北京城周五下班的交通高峰時段去城西北的人大開講座，晚10時吃上晚飯。緊張的時間表天天類似。因為忙，幾年前放棄了惟一的運動愛好——高爾夫球，“一打要一整天，太費時間”；也不去電影院看電影，因為“去電影院麻煩”；最大休閑是坐在酒店床上看動物節目，也看國家地理和探索頻道節目，“這方面的事例比較真，有趣”。

　　幾乎沒有朋友，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是空中飛人，需要大量的時間閱讀、思考，輕輕嘆氣，48歲了，需要做很多事情，但是“積累還不夠”。

　　承認自己爭強好勝，人生信條是“追求卓越”，這既是喜劇也是悲劇，因為爭強好勝要付出代價，太辛苦，透過鏡片凝望記者：“你明白嗎？很孤獨。”這半年的趨勢是———越來越孤獨。

　　并且，很難在工作和私生活中切換角色，私生活中的爭強好勝，會帶來很多不便和煩惱。在公眾場合情商和智商很高，發揮得淋漓盡致，但是在私下里，“發揮得不好”。

　　不愿跟公眾說家庭生活情況，因為家人沒必要在聚光燈下，愿意告訴大家自己身高1.685米，B型血，雙子座，見記者不信，當場站起來和記者比身高。

　　郎咸平是臺灣桃源人，少時學業欠佳，勉強考入臺灣東海大學，之后奇跡般進入名校臺大經濟研究所，然后是當記者，服兵役，1983年得入美國名校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之后在世界銀行供過職，也在美國擔過幾個教職，2000年前后，才活躍于大陸，因為對中國股市的抨擊而有“郎監管”稱號。

　　不過，他過去48年得到的燈光可能都沒今年多。今年郎咸平發表了一次《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演講后，挑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討論，經濟學家、網民、媒體都參與進來。

　　盡管批評的意見非常多，郎咸平自己卻認為，“這是我48年人生獲得的最大一次肯定。”

　　下面是記者在12月9日和10日兩次對郎咸平的采訪。對記者的這些問題，郎咸平的評價是，“太殘酷，不是黑就是白，叫人不知道怎么回答。”

　　“這是一個追求卓越的社會”

　　記者：截至2004年12月5日下午4時，您在2004南方周末年度人物網上評選中獲得投票數4142票，有17.82%的網民把票投給您，目前您獲得的票數僅次于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他目前獲得28%的選票。您如何看待目前的這個投票結果？

　　郎咸平：我想李金華和我本人在民眾形象中都是敢言，敢批評，他還比我多一步，敢做，并且他以政府公職的身份，能夠如此公正地去查案并且敢披露出來，很有勇氣。他排在我前面，是實至名歸，網民還是比較公正的。

　　他當選的話，我覺得不是他個人的成功與否，而是整個社會的成功，是社會的價值取向偏向他這樣的人，而不是偏向哪個有錢人、偏向影視歌星，說明我們的社會一點都不膚淺。當然我自己不好講我自己，我所以能受網民的支持，也是一樣，也是在這么多利益集團的壓力下，我敢講，根據我自己所做的研究，對些產權流失的問題提出尖銳的批評，雖然有一些企業想告我，比如格林柯爾之類，但是我毫無畏懼，因為我的思維很簡單，就是要保護國有財產，保護中小股民。

　　看目前的這個榜單，可以感覺出來，這個社會需要什么？這個社會需要公正。這個社會需要揭露腐敗。這是一個追求卓越的社會。

　　記者：您在2004年8月9日，發表了《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演講后，引發了一場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討論，這場大討論至今仍余波未了。一直有批評說，“學者不能去迎合大眾的心理情緒”，您接受這種批評嗎？

　　郎咸平：我本人做這件事的目的，絕不是像某些專家學者說的那樣，是為了嘩眾取寵，是為了媒體追捧，或者是為了討好誰來做的。

　　當時，我根本不知道社會大眾會有什么反應，政府會有什么反應，更不知道這些被我批評的利益團體會有什么反應，我是在一個茫然無知的情況下，盡一個學者該盡的責任，把研究結果公布給社會大眾。我的貢獻其實很小，我只做了這么點事，事后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是我當初始料未及的。

　　我相信李金華做這么多事、揭露這么多腐敗的案子也不是為了媒體來吹捧他。這是一個政府官員以及一個學者對國家的信托責任，這是該做的事情，很多人沒有做，所以我們顯得很特別，實際上一點都不特別。

　　假如社會多幾個這樣的人，你不覺得社會會有更強烈的正義感嗎？你不覺得社會會更公正嗎？這個社會的腐敗能夠受到更多的監督嗎？

　　記者：我們發現，不但是網民和一些經濟學家、企業家對你的評價有很大差別，而且媒體和媒體之間做的年度人物榜也有很大差別，比如在一些媒體的年度人物評選中第一輪您就被淘汰了，您怎么看這個事情，您失望嗎？

　　郎咸平：有很多記者憤憤不平打電話給我，要我對落選發表看法，我不發表談話。我的目的不是討好任何人，只是盡一個學者該盡的責任，是以全民利益為主體，為了這個目標你肯定得罪很多利益團體，假如我有絲毫動搖的話，我有絲毫別的考慮的話，甚至我很在乎別人怎么想我的話，可能我的所作所為就失去了一個準則，失去了原則，反而得不到大家尊敬。

　　“我從來沒有改變自己的觀點”

　　記者：到底有沒有失望？您仍然堅持您最初提出的觀點嗎？您有沒有動搖過？

　　郎咸平：我剛才講，我的目的不是討好任何人，我學公司治理，我作為專業學者，一生所戮力追求的就是這一點，維護國家利益，維護中小股民利益，因此我從2001年到大陸發言來，現在你回頭你看我的東西，都是非常一致的，絕對沒有東搖西擺的，那么這個目標到現在什么結果呢？是現在這樣一個結果，所謂主流經濟學家，某一些工商企業，對我相當有意見，那有意見就有意見嘍！

　　他們的意見給大家造成了混淆，但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用我的數據，在保護國家財產，保護全民利益的前提下，我發言了，至于得到什么結果，那是我不能知道的，也不能操控的，我更不期望媒體給我什么好的壞的評價。我只是盡了責任———我一再強調一個學者對國家社會的信托責任，如果到現在我還在乎別人的看法，那我太失敗了！我從來沒有在乎過。

　　記者：事實上有很大反應，對這樣的反應你有沒有感到壓力？

　　郎咸平：我感到吃驚。

　　記者：你感到吃驚？

　　郎咸平：對。因為我(沉默片刻)，通過這件事情，我……我閱讀最仔細的是網民的評價，因為我發現社會大眾，姑且以網民為代表的話，他們發表的言論居然是如此精辟，這是我非常意外的。甚至別人在對我作批評的時候，網民的意見非常說明問題，對我的理論也非常理解。我發現我們這個社會，尤其整個產權改革大討論，從開始到現在，包括你們的這個評選，給我一個很強烈的感覺，我們這個民族基本是追求卓越的民族，它追求絕對的公正，絕對的反腐敗，絕對的卓越，這是我最大的感觸。

　　記者：有人認為網民意見是盲動的……

　　郎咸平：(打斷)這個說法我聽過了，我跟你講啊，這不由我們來說了算，歷史會給出分析。

　　至于別人怎么說我，我從來不回應的，為什么不回應，因為我自己批評過別人，所以我一定要容許別人批評我。所以我在產權改革大討論開始時候有些發言，中期我就不發言了，很多人提出別的意見來批評我，我覺得很好，這是個互動。

　　記者：您對強烈的批評介意嗎？

　　郎咸平：坦白講。我的真心話，我一點不介意，產權改革討論本身就是具有時代意義的，至于你用什么方式，那是可以修正的，可能有些人談話非常緩和，有些人談話非常激烈，這是我不能要求的。是不是？你得給他余地，他緩和也好，他激烈也好，你得給他一個余地，他這是在反饋，我個人也在學習，我渴望與人互動，我在學習，他們也在學習，這是個很難得的機會，這么多學者在參與討論。下次討論我們會更成熟，說不定更能就事論事，但我們不能要求說一開始就能就事論事。雖然我剛才講，一開始你會往其他方面走，或者是對個人方面提出很多批評，我強調這只是開始，經過這次互動后，將來我們的討論會更成熟，因為每個人都在學習。

　　我想這次討論會為將來立下很好的典范。記者：學術方面你有什么深刻的印象？郎咸平：學術方面，后期很多人提出新的思維。比如北大的一個前校長提到東歐的改革問題，這些都非常好，后期慢慢都出現，討論慢慢轉到正途來，討論也比較有重點。這就是我剛才說的，一開始比較亂，凌亂，后來經過學習，磨合，大家慢慢能夠有比較良好的互動。

　　記者：這場討論到現在，您現在對您的觀點有補充、修正或改變嗎？

　　郎咸平：我從來沒有改變自己的觀點，我是經過多年的學術積累才講出來的這一番話，是深思熟慮的，并不是拍腦袋出來的。(反問記者)怎么會改變呢？

　　記者：您有沒有從討論中得到啟發？

　　郎咸平：我受到很多啟發，包括網友的發言，以前我講話可能比較學術化，現在我也學會講“保姆理論”。只是表達方式調整，而不是理念調整，理念是幾十年的積累，這個不會有改變。你懂我的意思嗎？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階層，不同的利益團體，他會有不同的感悟，有不同的參與熱情，因此這次產權改革討論才會變得這么有意思。這次產權改革好比一顆鉆石，鉆石有好多面，一個人或一個群體不可能同時看到所有面，那大家都來討論，就可以看清楚這顆鉆石。

　　“我絕對沒有說國企比民企好”

　　記者：您能簡單地再跟大家說說您對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觀點嗎？

　　郎咸平：國企改革(提高聲調)，它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不管怎樣，它一定要以全民利益為前提，才會成功；不以全民利益為前提，它一定會失敗。所以我希望提出一句話，很多學者提出，歐洲的改革可以自由化，我們的改革為什么不能自由化？我跟你講，歐洲的改革，可以簡單地歸納為三大定律，首先，在現有產權結構不變的情況下，聘請職業經理人來做經理人；第二步做得很好的國有企業，在倫敦的股票市場上把股權賣給中小股民，而不是私人資本家，因為他們想達到藏富于民的目的；第三步政府保留一股黃金股，他對轉為民營企業的國有企業有否決權，對重大問題有否決權。這是歐洲改革成功的三步驟。這跟我們國退民進的改革不一樣，他們的改革我們現在做不到，我們沒有他們這樣讓股民信賴的股票市場，它的第二步是完不成的，沒法藏富于民。像蘇聯的改革，東歐的改革是不成功的，他們是透過一些利益團體來改革的，你要知道利益團體來接手這些產權的話，他們本能上要壓低價格，本能上要降低成本，所以到最后他一定要造成不公。不成功，一定是因為它沒有以全民利益為前提。所以強調一點，未來國企改革必須權利義務相一致，至于怎么改，詳細操作細節，那是國資委煩惱的事情，不是我考慮的事情。

　　記者：有人認為，您的價值在于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并以獨特的方式喚起了大眾的注意，但是對問題的論證過程有錯誤，得出的結論也有錯誤，比如您提出的“國有勝民營”，要結束“國退民進”的產權改革的觀點，您怎樣看待對您的這種評價？

　　郎咸平：我絕對沒有說國企比民企好，這話沒說過。我只說過一句話，經過改制、上市的國企它不比民企差。國企一樣能夠做好，但我沒講過民企做不好。我認為，國企經過一定形式的改制一定能做得好，政府行政命令退出國企，由職業經理人來管理國企，做得好加薪，做不好走人，這也是我的理念。但是，在中國特殊的環境下，要把國企產權轉給民營企業家，這我是反對的。不管是用MBO的方法轉給國企老總，還是用“國退民進”的方法轉給民營企業，我都是反對的，因為這不符合藏富于民的策略。賤價買斷工齡，把失業問題推給社會，推給失去國企的政府，推給社會大眾，這是不符合全民利益的。我是反對這個，反對這樣的國退民進，這樣的國退民進只會創造更多的社會不公平。短期內怎么做？我認為，應該是行政命令退出國企，而國有股不退出，職業經理人來管理企業。競爭性行業，國企民企一塊來做，壟斷性行業必須收歸國企。這是我認為比較好的一個策略。

　　“法治化之前，政府功能不能提早退出”

　　記者：批評的意見經常提到，您舉海爾、TCL和格林柯爾這三個案例，但這三個企業偏偏都不是國有企業，連基本的事實都搞不清楚，如何讓人相信您的研究？您怎么看這種批評，您覺得您的研究中是有不嚴謹的地方呢，還是只是有疏漏？

　　郎咸平：都是國有企業，這個問題不用談了，沒什么太大意義。

　　我跟你講，我的研究，是在全世界最頂級的學術刊物上發表過的，我的觀點都是發表過的，(反問記者)你說這不夠嚴謹嗎，這還需要回答嗎？

　　學術的科學性、嚴謹性、邏輯性、實證性是不容挑戰的！不容置疑的！是全世界創造的標準，不是我郎咸平創造的標準。根據這些標準我發表論文，發表案例，如果你有不同意見，你先到國際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再回來談問題。做不到那一步，就別講這一步。

　　記者：大家認為你最大的價值是提出了問題，你同意嗎？

　　郎咸平：我同意，但是我的價值多少是由別人來評價。

　　記者：您剛才說你壓力更大，更努力，那你有沒有想你下一步怎么做？未來有些什么想法？

　　郎咸平：(笑)沒有。做案例，發表學術論文啦，做你們媒體認為很無聊的事情啦。

　　(嚴肅)我的夢想就是堅持自己的學術信仰，經過這一次事件后，我認為自己可以為中國的改革與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用。

　　從產權改革這個小事例可以看出來，中國應該走新法治化的道路。我理想中的中國，應該是在法治化的規范下，建立一套規范的游戲規則，讓每一個經濟個體能在法治化游戲規則的規范下運作，而不會侵害他人的利益。但是法治化的建設必須以百姓利益為前提，否則必然失敗。

　　而政府的功能在沒有建立法治化之前提早退出，那會帶給整個國家無窮的禍害。所以中國的未來發展，第一步要以新法治化為階段性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