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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曙光
當我們以20年為題，紀念這些在中國經濟改革史上留下名字的企業家時，不應再局限于這些企業家個人的沉浮，而更應該關注我們所處的這個環境和時代。企業家不是萬能的，而沒有企業家的社會也是萬萬不能的，當我們摘掉強加在企業家頭上的種種光環時，才能看清企業家原來的面目。
中國人是最善于修史的，所以中國保存有世界上最為完整的歷史檔案；中國人是最崇尚歷史的，中國的史官曾有過令君王感到恐懼的地位，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因為寫史就是寫人，所以，能夠名垂青史是中國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即使到了現在的信息時代，一到年關將近，各種風云人物的評比就紛至沓來，人們總希望在過去的時光中留下自己的影子，但即便是這微不足道的夢想，也往往被現實打得粉碎。當回首20年的風云人物時，我們發現，他們大多以悲劇的方式收場，這并非是他的能力所限，是因為他們生于一個錯位的時代。
2003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了1萬億美元，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中國經濟的發展有了一個歷史性的突破。但這些驕人的成績并不足以卸下五千年歷史和13億人口的重擔。中國的社會經濟表現出極大的不均衡性，地區差別、城鄉差別、貧富差別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有擴大的趨勢，而思想觀念更是千差萬別。于是，在中國我們看到了種種怪異的眾生相。山區的農民爬到山頭上打手機，平原的農民蹬著自行車改裝的發電機看電視；官員們，臺上作報告，臺下戴手銬；富豪們，“正笑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中國，這個逐漸醒來的巨人，頭已經探入信息社會的云端，有近億的網民；身體扭動在工業社會的空間，有著世界上最龐大的制造能力；腳還跋涉在農業社會的泥淖，保留著世界上最大的農業人口。面對如此差異變化的社會時代，我們對于個人又能有什么苛求呢？
中國的歷史是崇尚個人的歷史，治世是能臣，亂世便是奸雄。不同時代就有不同的楷模，戰爭年代是強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建設時期是鐵人王進喜和雷鋒，而新時期的楷模是什么？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涌動下，企業家就成當今時代最驕傲的寵兒。但當企業家成為中國人的楷模時，這種期望本身就給“企業家們”帶來了錯位。中國對人的評價歷來是以政治為標準的，“治國、平天下”，是對人的最高評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入仕才是正途。即使到了現在，人們仍然難以擺脫這種傳統的目光。而企業家本身卻是經濟學的范疇，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將企業家定為生產的第四要素，與勞動、資本、土地并列。于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企業家便有了多重的身份、多重的標準、多重的涵義，即便身為企業家，也常常為自己混亂的角色所困惑。
當企業家在事業取得成功時，便有人疑惑他的道德是否完美？當他在經濟上取得成功時，就有人質疑他在政治的表現；當他在政治上有所企圖時，人們又在責難他失去了本分；當他在市場上取得份額時，就有人疑惑他的技術是否有競爭力；當他在技術上有成就時，又擔心他在市場上的表現；當他的企業成功時，就有人懷疑他能否擔負起民族振興的重任？于是，掌聲與罵聲同至，鮮花與傳票齊來。
每年，社會各界都會捧出一批又一批著名企業家；同樣，每年都會有一批又一批企業家中箭落馬。而輿論界似乎對企業家這種“起”和“落”感到同樣興奮。這種過度的關注顯然不是一種正常的社會心態。任何企業家都無法承受這種一會兒“捧殺”一會兒“棒殺”的環境。所以，當我們以20年為題紀念這些在中國經濟改革史上留下名字的企業家時，不應再局限于這些企業家個人的沉浮，而更應該關注我們所處的這個環境和時代，以及他們在這一環境和時代中的表現。讓我們對企業家的要求不再錯位，讓企業家的角色不再錯位，讓企業家的標準不再錯位。國家現在提出“社會和諧發展”，這抓住了矛盾的本質。當社會的各個階層，社會的各個方面都能協調發展時，我們這個社會才能取得真正的進步，企業家們也才能尋求到真正適合自己發展的環境。
企業家不是萬能的，而沒有企業家的社會也是萬萬不能的，當我們摘掉強加在企業家頭上的種種光環時，才能看清企業家原來的面目。20年的歷史還太短，還不足以以史家的觀點來評判這些風云人物，而我們應該做的，就是努力使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從錯位到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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