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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周刊》：環境保護離不開公眾的廣泛參與，現在實際上已經有了一些致力于環境保護的NGO組織，但是，他們的活動也受到了各種障礙。
潘岳：世界環保事業的最初推動力量來自于公眾，沒有公眾參與就沒有環境運動。目前中國有越來越多的人和非政府組織開始關注環保，但與國外比公眾參與環保的程度仍然太低。
中國環境保護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公眾參與的民主法治機制不足是其長期落后的重要原因。中央早在1978年就明確規定：對于那些嚴重污染環境，長期不改的，要停產治理，并追究領導責任，實行經濟處罰，嚴重的給予法律制裁。但20多年下來，有多少官員因污染環境而受到法律制裁的呢？又有多少因發展不當而破壞生態的錯誤政策得以根本性糾正呢？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央從1992年就開始提出，我們究竟做到了沒有？經常有人說，中國人生活水平太低，當務之急是先集中力量搞好經濟，環保是下一步的事。其實，任何國家都可以這么說，惟獨中國不成。因為中國的人口太多、資源太少、環境容量太小，可持續發展模式已變成中國人不得不選擇的惟一發展模式。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出臺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政策法規，動員全社會各界人士擴大環保的公眾參與，強化民主法治的監督約束機制。否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將只是口號。
日本在上世紀中葉工業化進程中，也曾經歷過一系列嚴重的環境污染公害事件。從20世紀60年代起，日本的環境污染受害市民進行了大規模的法律訴訟，媒體也參加進來追蹤報道有關污染事故，日本許多地區還成立了反對環境污染的民間組織,對污染企業展開了斗爭。1970年，日本反對只發展經濟不考慮環境保護的市民人數第一次以45%對33%的比例占據社會主流。自民黨的選票為此從58%降至48%。公眾對環境保護的廣泛參與，使自民黨與日本國會也開始專門討論環境公害問題。1967年日本頒布《公害對策基本法》，1974年日本頒布《公害健康賠償法》，以后更陸續頒布了一系列環保法規。特別是《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用環境文化理念去促進國民自覺的環保意識與道德素質，用強制性手段推進新能源的使用，控制自然資源的消耗，既要降低廢棄物的產生，也要提高廢棄物的循環利用，還要對無法再利用的廢棄物進行安全處置。經過10年努力，日本形成了一個人口、資源、環境、文化相互協調的循環型社會，實現了環境與經濟的“雙贏”。這個例子說明，真正治理好環境污染，不僅要靠政府的高效率，也要靠國民的高素質，公眾參與的民主法治機制更為重要。
《商務周刊》：那么，在中國，如何推進公眾參與環保行動呢？
潘岳：好的政治理念必須依靠公眾來響應，必須依靠公眾參與來落實，必須依靠一套完善的監督機制來貫徹。環境保護也是如此。在中國，推進公眾參與環保我覺得以下幾點很重要：
要轉變思想觀念。要明確認識到公眾參與環保是群眾的權利，而這樣的權利和權益是國家法律賦予的，政府和部門有義務來回應和保護。讓公眾參與不是施舍，也不是過去那種以政府為主體動員組織群眾運動的老觀念。這種在環保方面保護群眾參與公共事務權利的新觀念，是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有益嘗試。
要環境信息公開化。環境信息公開，是一種全新的環境管理手段，它承認公眾的環境知情權和批評權，通過公布相關信息，借用公眾輿論和公眾監督，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制造者施加壓力。我國政府為推進環境信息公開已做了諸多努力，但存在的問題是，公眾個人要求政府和企業提供環境方面的相關資料相當困難。公眾向誰要？誰會給？誰應該給？我們缺少公眾與政府部門間的信息互動。公眾的知情權關鍵在于要實行信息法治，我們應開始研究保障環境信息透明化的相關法規。
環境決策要民主化。1979年的《環境保護法》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2003年9月1日開始實施的《環境影響評價法》意義十分深遠，它規定，對可能造成不良環境影響并直接涉及公眾環境權益的專項規劃，應當在該規劃審批前，通過舉行論證會、聽證會等形式，征求有關單位、專家和公眾對環境影響報告書的意見。但在“參與”的具體條件、具體方式、具體程序上，還缺少明確細致的法律規定。
最后，要完善環境公益訴訟。由于環境權益不僅屬于私人權益，更屬于社會公益，所以在歐美各國的環境法中，都普遍采用了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由于環境訴訟涉及到許多十分專業的技術問題，為減輕公眾在環境訴訟中的成本，彌補其專業知識，各國都為公眾環境訴訟創造了便利的司法條件。在我國，為加大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懲治力度，司法應當逐步擴大環境訴訟的主體范圍，從環境問題的直接受害者擴大到政府環境保護部門，擴大到具有專業資質的其他環保組織，再擴大到更廣闊的公眾主體，將公眾日趨增長的環境權益要求，納入規范有序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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