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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中國保持著世界上最快的經濟發展速度，中國正在成為世界工廠。但中國仍沿襲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造成了嚴重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與工業化、城市化、就業壓力、資源短缺、貧富差距攪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累積成中國嚴峻的社會難題。我認為環境不公加重了社會不公，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城鄉不公平。農民在就業、教育等方面本身就是二元結構的犧牲者。而拿環境
來說，中國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卻不知中國農村還有3億多人喝不上干凈的水，1.5億畝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農村環保設施幾乎為零。城市環境的改善是以犧牲農村環境為代價，通過截污，城區水質改善了，農村水質卻惡化了；通過轉二產促三產，城區空氣質量改善了，近郊污染加重了；通過簡單填埋生活垃圾，城區面貌改善了，城鄉結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加重了。農村在為城市裝滿“米袋子”、“菜籃子”的同時，出現了地力衰竭、生態退化和農業面源污染。
第二，區域不公平。幾十年來，中國資源富集的不發達地區源源不斷地將資源輸往發達地區，如今已積累了發展力量的發達地區卻沒有給予不發達地區足夠的補償。不發達地區在競爭中日趨落后，中國的區域差距日趨擴大，嚴重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統一和諧。環境也是如此。西部是我國大江大河的源頭和生態環境的天然屏障，長期以來開發森林和礦產，破壞了生態環境。我們對西部地區不斷提出限制發展、保護環境的要求，而保護的成果卻主要被發達地區無償享用。近年來的南水北調、森林禁伐、西部地區的退耕還林，最直接的受益者還是發達地區。環保上的區域不公平是明顯的，“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沒有得到落實。
第三，階層不公平。從環境上看，富裕人群的人均資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的污染物多，貧困人群往往是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直接受害者。富裕人群可以通過各種方式享受醫療保健，以補償環境污染給生活質量帶來的損害；貧困人群卻沒有能力選擇生活環境，更無力應對因污染而帶來的健康損害。這些都是很不公平的，也很容易激化為社會矛盾。
《商務周刊》：也就是說，保護環境是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內促進社會公平，那么政府如何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環境保護戰略并促進社會公平？
潘岳：中國社會的公平訴求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時刻。這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系統工程，我們要從環保這個能夠使所有人共贏的領域切入，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解決突出問題的優勢，展開一場導向和諧社會的公平實驗。
首先要建立一整套新的國家績效考核體系。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是戰略性的一步�，F行的GDP中只能看出經濟指標，卻看不出其背后的環境生態破壞，綠色GDP則扣減了環境和生態成本，其數據反映了國家的真實發展水平，能夠為決策提供判斷依據。我們急需一套能夠修正地方官員決策的考核標準，這就是官員環�？己恕９賳T環�？己藨ü姯h境質量評價、空氣環境質量變化、飲用水質量變化、森林覆蓋增長率、環保投資增長率、群眾性環境訴求事件發生數量等指標，還應包括當地政府對中央各項環保法律法規的落實情況。新的績效考核體系，將以新的發展觀與政績觀來調整單純關注經濟增長與過度消費的觀念，為全社會的協調發展，為弱勢群體的公共利益，為執政黨的長治久安提供重要支撐。
其次應該考慮重新調整國土規劃。國土規劃中的行政區域改革最為重要，因為這可以從根本上促進區域公平。今天，城市的輻射作用更加重要，經濟發達地區已具備了協調區域經濟、促進區域公平的能力。我們有發達地區帶動落后地區共同致富的經驗，也有長期把生態脆弱的貧困地區集中在一個行政區域內而使區域差距更加擴大的教訓。我們應根據資源、人口、經濟總量與環境生態的不同功能，確定不同目的，設立不同標準，調整不同區域，優化配置不同資源。
還應加快實施生態補償機制。建立生態補償機制是為了用計劃、立法、市場等手段來解決下游地區對上游地區、開發地區對保護地區、受益地區對受損地區的利益補償。我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應該把區域生態補償作為重點，還可考慮對生態脆弱地區實行特殊稅收政策。政府還應運用市場手段讓社會各階層之間進行生態補償，富裕人群消費的環境多，應當做出更多的補償。
我們還應建立國家產業補償制度。這是要解決末端產業對于源頭產業的利益補償；解決二、三產業對于第一產業的利益補償；解決成品產業對于資源產業的利益補償。補償手段應依照資源價格和機會價格，對整個產業體系實施合理的利益分配。我們應該建立有地區差別的環境政策，東、中、西部地區在資源分布、自然氣候、潛在環境容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為公平發展，我們可在排污收費標準的制訂、排污總量的分配、環境稅起征點的設計上推行不同標準的環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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