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智健再續榮氏財富傳說 榮氏百年家族神話

　　-本報記者 劉俊

　　連續三年的福布斯中國大陸富豪排行榜，榮智健都始終穩穩地坐在前三甲的位置，從2002年的7.8億美元，到2003年的8.5億美元，再到2004年的14.9億美元，僅隔兩年，財富幾乎翻了一番。

　　和榮氏家族鼎盛時候相比，榮智健的商業規模雖不可同日而語，卻打破了富不過三代的神話，榮氏家族這一中國近代史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迎來了一個新的飛躍。

　　“這恐怕和他作為中國現代史上歷史最悠久的財富家族一分子有關，家族的傳統使他能夠對財富有一個相對理性的態度。不至于把每一分錢都看得像下水道的井蓋似的，沒有窟窿就不去堵。”著名財經評論員郭松民這樣評價說。

　　出身名門

　　在福布斯羅列出的中國富豪中，絕大多數都是改革開放后白手起家，靠搞民營企業富裕起來的一代，他們的上一輩幾乎沒有一個像榮智健家那樣有權有勢。榮智健因此有著其他富豪無可比擬的家庭背景，他未來的成功之路早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經鋪就了。

　　少年時代的榮智健生活過得非常優越，即便是在解放后、50年代公私合營等重大時勢變遷和經濟沖擊的時候，由于榮家所處的特殊地位，都沒有對他的成長產生過負面的影響。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榮智健才十幾歲，就擁有了一輛屬于自己的紅色英國Singer敞蓬跑車。1959年，榮智健在天津讀大學時，正值大躍進，很多學生連饅頭都吃不起，榮智健卻能經常請他的同學一起去吃排骨。

　　有許多人都認為如果不是他父親榮毅仁的影響，他在香港根本不會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沒有中信和他父輩的背景作為依托，榮智健的創業之路肯定要比想象中艱難。”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馬克鋒說。

　　榮智健本人卻不這么看，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公開場合表示，“對于個人來說，我是沒有想靠父親來做些什么，靠別人的名望來做事，長不了，也許一時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決自己的根本問題。”這和大多數世家子弟的論調如出一轍。

　　逆境磨練

　　榮智健大學畢業時，榮毅仁已調到北京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以其家庭的背景，無論是到中央國家機關還是回上海工作，榮智健都有充分的選擇余地，但他決定到基層去磨練一下自己的意志。

　　他只身來到吉林省長白山水電站，從實習技術員干起。在水電站，他從不擺富豪高干子弟的架子，工作起來踏踏實實，而且非常平易近人，領導和同事們無不對他刮目相看。

　　在水電站干了還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榮毅仁自身難保，成為紅衛兵的專政對象。政治斗爭的無情使榮智健也受到了牽連，被發配到極其偏遠的四川涼山自治州龔嘴水電站工作。

　　榮智健在那里呆了整整六年，幾乎什么粗活都干過，這樣的磨難是榮智健有生以來從未經歷過的，不光是他沒有，他的祖輩也沒有。他所遭遇的一切不幸不僅讓他看到了現實的殘酷，也使他從此養成了絕不向命運屈服的堅強性格，多年后他閃電般地在香港掀起一輪收購狂潮，跟這樣的性格不無關系。

　　獨蕩香江

　　1972年，榮智健回到北京，進入機電部電子研究所工作。又一個六年過后，他告別妻兒，持著單程探親簽證，獨自南下香港，開創了他新的事業征程。

　　他的堂兄榮智謙和榮智鑫早于二十多年前就已經到香港定居，榮智健到來的時候，他們正準備辦一個電子廠，榮智健加入他們的行列，三兄弟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榮智健的第一筆創業資金是父親為他提供的100多萬港幣。

　　1982年，這家名叫愛卡的電子廠被美國一家大企業收購時，榮智健得到了720萬美元，是當年投資額的56倍。

　　榮智健并沒有見好就收。坐享其成，這不符合他的做事風格。在他看來，這么點錢在財閥遍地的香港，簡直算不了什么，李嘉誠、霍英東這樣世界級富豪才是他崇拜的偶像。他要像他們那樣，非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來不可，讓榮氏家族重新煥發青春和光芒。

　　公司售出后不久，他便拿出其中120萬美元跟幾個在美國的工程師合作，在加州合資創辦了CADI公司，這是全美第一家專門從事電腦輔助設計軟件的公司。由于產品新穎，盈利豐厚，不到一年，就吸引到美國一家硬件廠商收購了28%的股份。

　　兩年后，公司成功上市，股價一路狂飆，翻了40多倍，榮智健賺得盆滿缽滿，至少獲得4800萬美元，他的總資產超過了4億港元。

　　在第三個六年里，從100萬到4億，榮智健財富的增值速度像是搭乘了火箭。

　　收購狂人

　　榮智健跟榮宗敬有點相像，敢于冒險，有魄力，他1986年正式加盟中信(香港)之后一系列大膽的收購動作著實讓人看到了他雷厲風行的一面。

　　榮智健上任之初，第一個大手筆就是以23億港元收購英資企業香港國泰航空公司12 .5%的股份。在收購之前，這一提議曾經遭到許多董事會成員的公然反對，因為當時世界航運業普遍低迷，香港航空市場也很不景氣。

　　為了說服他們，榮智健花了六個月做調查研究，他最后給出的解釋是“香港要繁榮，處處得靠運輸，不是輪船就是飛機，國泰已有幾十年的經驗，有一支優秀管理隊伍，發展潛力巨大。”沒想到北京總部在聽到他的匯報之后，不到5天就批準了，國務院還特地批準給他們8億人民幣的貸款作為運作資金。

　　在嘗到了國泰帶來的甜頭后，1990年，榮智健又以5億港元購入港龍46.3%的股權，將香港第二大航空公司收進囊中。就在這一年，他進行中信(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投資，以100億港元的高價收購香港電訊20%的股權，成為這家當時香港股票市場市值最大公司的第二大股東。

　　榮智健的野心越做越大，對于覬覦已久資產高達70億港元的恒昌企業，他已經不再滿足于以前那種小規模收購了，而是想一口就把它直接給吞下。通過復雜的資本運作，他最終只用了40億港元的價格就拿下了這家資本大鱷。

　　房地產、運輸、金融、電信、基建，榮智健執掌下的中信泰富所涉足的行業無所不包。歷經26年的摸爬滾打，以十幾萬美元起家，到如今的14.9億美元，榮智健在實現自己夢想的同時，也在延續祖輩們的商業帝國之夢。

　　榮氏家族的百年沉浮

　　-本報記者 劉俊

　　“榮家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稱得上是財團的，就只有他們一家。”毛澤東曾這樣評價說。

　　面粉大王、棉紗大王、紅色資本家、中國首富。百年來，榮氏家族從來都不缺乏這樣的王牌稱號，他們在商場上的縱橫馳騁，獨領風騷，也逐步為他們在政治上贏得了較高的話語權。這一點尤其在第二代掌門人榮毅仁身上得到最充分的體現，從1957出任上海市副市長到1993出任國家副主席，榮氏家族在政壇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榮家是愛國資本家的典型代表，解放后，獲得執政地位的共產黨對于這樣家族重視有加也是理所當然。”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戎在接受《時代人物周報》采訪時說。

　　家族奠基人

　　榮家祖上就有人做過大官，曾經家世顯赫，但到了榮毅仁的曾祖這一輩，家道開始中落。榮毅仁的祖父榮熙泰很小的時候就進入鐵匠鋪當學徒，成年后在外給人當賬房先生、當師爺，勉強養家糊口。

　　由于家境貧寒，榮熙泰的長子榮宗敬在14歲時就不得不離開學堂，到上海南市區一家鐵錨廠當起了學徒。當時是1886年。比榮宗敬小兩歲的榮德生在私塾學校讀書，因為父親對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認為他將來一定可以考科舉當大官。

　　榮德生卻并不這么想，他一直以哥哥為學習的榜樣，想早日為家庭分憂，三年后，15歲的榮德生乘著小木船從閉塞的無錫郊區搖進了喧鬧的大上海。

　　在兄長的引薦下，榮德生進入上海通順錢莊做學徒，此時的榮宗敬則在另一家錢莊做學徒。這為幾年后他們和父親一起在上海鴻升碼頭開一個名叫廣生的錢莊打下了業務基礎。經營上的穩妥再加上從不投機倒把，兩年不到，榮氏兄弟便掘得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桶金。

　　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時，榮德生南下廣東，留下榮宗敬一人打理錢莊。在那里他呆了整整一年，廣東人思想活躍，敢于開拓，善于經營，這些都使榮德生大受啟發。他發現，從外國進口物資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尤其在兵荒馬亂的年代，銷路非常好，而國內面粉廠卻只有天津貽來牟、蕪湖益新、上海阜豐以及英商在上海經營的增裕四家。

　　榮德生看出了面粉行業的商機，當他把這一想法告訴榮宗敬時，兄弟倆一拍即合。20世紀的第一個年頭，榮氏家族事業邁出了其決定性的一步。

　　農歷二月初八，榮德生挑了這一良辰吉日破土動工，地點是在無錫西門外的太保墩，取名保興，有保證興旺的意思，這是無錫歷史上第二家近代企業。17畝地皮，四部法國石磨，三道麥篩，兩道粉篩，這是面粉廠的所有家當。

　　從1914年至1922年8年間，榮家的面粉產業發展迅速，其產量占到當時全國面粉總產量的29%。這種高速度不僅在中國絕無僅有，在世界產業史上也非常罕見。到抗戰前，榮家的面粉廠已飆升到14家，另外還衍生出了9家紡織廠。

　　“紅色資本家”

　　“固守穩健、謹慎行事、決不投機”，這是榮熙泰留給兩個兒子的遺訓。兄弟倆一直以這句話來警戒自己，并因此在商場上建立了良好的信譽，每當資金緊缺之時，滬上一些銀行老板甚至會主動上門爭相要求幫忙。

　　“孔家、宋家都是當時上海灘數一數二的金融資本家，由于跟他們關系密切，銀根緊縮的時候，別人借不到，榮家卻可以借到。”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馬克鋒說。

　　榮氏兄弟性格迥異，榮德生處事慎重，考慮周密，而榮宗敬則敢于冒險，做起事來很有魄力，在兄弟倆默契配合下，榮家企業擴張步伐在不斷加快，漸漸地廠房就從華東鋪向了全國各地。

　　1949年，國民黨政權倒臺前夕，榮氏家族內部出現了大震蕩，這一年也是個分水嶺，榮家由此走向低潮。國民政府在前一年推行幣值改革和限價政策，不久就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引起搶購狂潮，上海經濟漸趨癱瘓。

　　上海產業界人士紛紛遷資海外，尋求新的出路。1948年11月，榮宗敬的長子榮鴻元因套購外匯被國民黨政府判處緩刑，后交了一百萬美元才算了結，情緒一度陷入低潮，不久就將鴻豐二廠紗機及設備售與大安紗廠，他則去香港另設大元紗廠，最后遠走巴西，1990年客死他鄉。其弟榮鴻三、榮鴻慶和榮德生之子榮爾仁、榮研仁等也先后離開上海。

　　資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內地的榮氏企業元氣大傷。這讓榮德生氣憤不已，“生平未嘗為非作惡，焉用逃往國外？”在最后關頭，榮德生和榮毅仁父子經再三斟酌決定留在大陸。

　　上海解放后，榮氏企業面臨困難，不僅資金緊張，原料也供應不足，國家通過發放貸款、供應原料、收購產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對榮氏企業予以大力扶持，實現了新的復蘇。榮德生父子加深了對共產黨的信任感。榮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將他的產業實行公私合營，這一舉動為上海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工作起了積極帶頭作用，“紅色資本家”的稱呼由此得來。

　　“榮家之所以能一直這么富有，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很善于處理跟政府之間的關系。”一位對榮家頗有研究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學者表示。

　　正在隱去的第二代

　　如今，榮氏家族已經有第五代了，除少數仍繼續留在大陸，大都旅居海外，主要分布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德國和港澳等地。

　　在榮氏家族中，榮毅仁這一輩健在的已經不多，比較活躍的只有榮宗敬的幼子榮鴻慶一個。現任臺灣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董事長的榮鴻慶24歲即赴香港經營南洋紗廠，在經營55年后把事業重心轉向臺灣，該廠則交由其子榮智權打理。

　　近年來，榮鴻慶經常來往于兩岸三地，為的是進軍大陸金融市場。一旦兩岸放開金融上的業務往來，臺灣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有望成為首家在大陸開分行的臺灣銀行。

　　在銀行事業蒸蒸日上的同時，榮鴻慶還不忘在紡織這個老本行上爭取更多大顯身手的機會，和他的銀行發展策略一樣，他也把紡織業的觸角延伸到了大陸。1990年，榮鴻慶就同姐姐榮卓如一起來上海，決定將南洋沙廠移機來滬合資經營，與當時的上棉二十二廠合資開設申南紡織廠。總投資3000萬美元的這家工廠是目前上海紡織行業最大的合資企業，榮鴻慶任董事長。

　　盡管生意越做越大，卻難以抵抗歲月的侵蝕，已經81歲高齡的榮鴻慶，無論體力，還是精力都大不如從前。

　　“智字輩”皆為商業翹楚

　　榮智健的同一輩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大都事業有成，在海外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成為了繼承榮家衣缽、延續榮家商業輝煌的中堅力量。

　　榮智健以外，“智字輩”里事業最成功的首推榮智鑫，其父榮偉仁是榮德生的長子，可惜英年早逝。榮智鑫在家排行老六，是榮偉仁最小的兒子，父親去世的時候，榮智鑫才5歲。15歲那年，他和家人一起來到香港。

　　幼年喪父，榮智鑫的家境沒有榮智健那樣好，一切都只有靠自己。在美國麻省理工電子工程專業畢業后，榮智鑫在美國電話公司做一名普通的工程師。三年后，他決定回香港“碰碰運氣”，用籌來的50萬港元跟幾個朋友在香港合伙成立了一家名叫美聯的煙草公司，專門代理美國牌子的香煙。

　　經過10年的苦心經營，這家公司被一家美國企業收購，榮智鑫從中凈賺一億多港元。這時，榮智健還在四川涼山繼續他長達六年的“下放”生活。

　　1975年，電腦業一度成為香港制造業中的熱門。榮智鑫及時抓住這個契機，投資200萬港元，成立了榮文科技有限公司，1982年7月這家公司在香港上市，揭開了榮智鑫事業發展歷程新的一頁。

　　榮文成立僅隔三年，榮智鑫又把掙來的一部分錢與其兄榮智謙合伙開辦愛卡電子廠，當年，榮智健初到香港，兄弟倆決定邀請這個遠道而來的堂弟一起加盟。

　　如今，榮智鑫非常低調，很少在公眾場合拋頭露面。而那些身在異國的“智字輩”們的風光程度也絕不亞于榮智健和榮智鑫兩堂兄弟。榮智鑫的二姐榮智美，曾任德國尤尼可公司經理，有德國商界女強人之稱，自1954年定居德國之后，一直致力于推動德中兩國貿易的發展。1979年中信創立時，榮毅仁才恢復工作一年多，她特地向德國奔馳汽車制造廠定制了一輛豪華面包車，作為禮物送給四叔榮毅仁。車子左右兩邊印有藍色的中信中英文名字，在當時北京城里絕無僅有，很出風頭。

　　榮毅仁二哥榮爾仁的次子榮智寬，是巴西環球公司總裁，在巴西商界擁有崇高的威望，曾隨巴西總統和外交部長多次出國訪問。榮毅仁的侄女婿沙曾魯，長期在美國從事核能研究，在著名的阿崗研究所工作已長達20多年，是享譽世界的核能專家。

　　“當年，鄧小平之所以讓榮毅仁創辦中信，除了看重他的個人能力外，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擁有這些廣泛的海外關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鄭也夫說。

　　1979年尼克松訪華之后不久，榮毅仁在香港從事電子產業的侄子榮智鑫，以及在美國的外甥李樂莘是率先與國內建立業務往來的華人企業家。

　　寄望第四代

　　“智字輩”大部分都步入晚年，比較年輕的榮智健也已經62歲了，就像榮德生當初把榮氏家業托付給榮毅仁一樣，榮家第三代傳人也將面臨著確立接班人的問題。

　　事實上，榮氏家族并沒有將選才育才的范圍局限在家族內部，而是廣納賢才，并且非常注重教育和培訓，為企業長遠發展做鋪墊。

　　自1919年到新中國成立，榮家先后開辦了無錫公益工商中學、上海中國紡織染工程補學校、江南大學、上海中國紡織染專科學校等，同時增設分設校內面粉、機電、化工、數理、商業、農業等許多專業系統，約培養高級人才1200多人。可是榮氏家族本身就人才濟濟，所以解放前的榮氏各大企業一般都是由榮家自己人獨當一面。榮爾仁、榮德生的女婿李偉國、榮鴻仁等榮氏第二代傳人都曾在榮氏企業里頭身居要職，是榮宗敬去世后榮氏企業后期發展的幾個主要推動者。

　　自從榮氏家業轉成公私合營之后，企業也就不再屬于自己獨立掌管，榮氏對于接班人的培養也就不像以前那么重視。直到1986年，榮智健加盟中信集團的時候，才重又讓人們想起了接班人的概念。

　　而現在，真正能算得上榮氏家業第四代繼承人的就只有榮智健的后代了，在中信泰富的管理層名單上，榮智健的長子榮明杰和唯一的女兒榮明方都名列其中，從中不難看出榮智健對兩個子女的有意栽培。

　　現年35歲的榮明杰1993年進入中信泰富，在包括榮智健在內的10名執行董事中，他是年齡最小的一個。比榮明杰小3歲的榮明方在中信泰富也已經工作了8年，負責中信泰富科技項目的發展。

　　榮智鑫之子榮文淵和榮明杰一樣，有著與身俱來的商業天賦和野心，他不僅是方正數碼的執行董事，還控制著榮智鑫創立的浩榮、榮文等多個公司。榮智鑫的女兒榮文蔚則是香港社交界的名媛，活躍于大小舞場派對。榮氏第四代的其他成員則生活在公眾的視野之外，媒體鮮有報道。

　　看來，榮明杰和榮文淵都有望成為將來榮氏家族第四代的兩顆新星，再塑榮家百年基業的輝煌。

　　大家族的興衰

　　-薩加

　　大人物總盼望自己的家族能夠千秋萬代地享有榮耀、權力和財富，所以老福特稱自己為福特一世，兒子則是福特二世，孫子是福特三世。可福特的后人似乎一代遜于一代，到了四世，福特家族就難以為繼了。這倒不是因為福特的后人無能，民主社會能夠使老福特白手起家，扶搖直上，也使他的后人難以續承祖蔭。民主制度的基礎是力量制衡，它不允許權力和財富為少數大家族所把持，至少不讓權力和財富永久為這些大家族所把持。

　　資產階級時代具有一個典型的特征，即對傳統的不斷否定，家族傳統連續性的中斷就是表現之一。大家族是與封建時代相關聯的一種現象，封建時代的一個典型特征是穩定，通過分封土地和確立爵位世襲制來保證一個穩定的貴族階級存在。封建時代才為大家族創造了制度條件，使財富、權勢和榮耀得以代代相傳。

　　資產階級時代創造了一種完全不同于封建時代的成功神話，本來出身卑微的窮小子通過自己的勤奮、機遇和才能居然成了大人物，這在講究出身、恪守社會等級的封建時代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在資產階級時代，一個人的所屬或出身并不決定他在社會中的命運。每個人都必須自己為自己去爭取財富、權勢和榮耀，而且必須每天去爭取。資產階級甚至還以制度的方式保證每個人處在機會平等的狀態，例如以多人繼承制取代長子繼承制，以高額遺產稅避免財富過多轉移到下一代，以累進稅來縮小社會貧富差別，等等。

　　于是，我們目睹了社會階層之間活躍的縱向流動(區別于貴族時代社會階級之間穩定的橫向流動)，它使以前嚴格的階級等級失去了穩定性，使個人在社會階層上處于一種時升時降的流動狀態。因為一切都是不可繼承的，因此一切就必須是重新獲得的。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在美國的工業化浪潮中，曾涌現出大量白手起家的富翁闊佬，但他們的財富在兒輩那里就開始減少了，到孫輩那里就更少。往往才經歷三、四代，這些顯赫一時的家族就消失了。比爾.蓋茲成了當今的首富，可他的孩子并不能繼承他的全部財富。如今，誰知道福特五世(如果果真叫“福特五世”的話)是何許人？誰知道羅思柴爾德的后人到底是出租車司機，還是大學教師？肯尼迪家族還剩下一位政治名人，但與那幾位早已作古的肯尼迪相比已經大打折扣。布什家族出了老布什和小布什，小布什還有一位州長弟弟，但在這一代布什消失后，布什家族會不會隨之消失呢？

　　在曾經居住著大量美國豪門的羅德島州的海邊，聳立著一棟棟宮殿般的巨宅。如今這些宅子早已人去樓空，成了公共的博物館，那些寬敞的客廳里懸掛著一幅幅巨大的肖像油畫，見證著這些家族好幾代的輝煌，但那已經是一種業已成為歷史的輝煌。

　　中國現當代史上也有幾家豪門大戶，權勢、財富和榮耀傳承了數代。最著名的自然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還有作為“民族資本家”的少數巨賈豪商(解放前的上海和作為英屬殖民地的香港的金融、造船等行業的“大王”)。蔣時代經常被定義為“資本主義時代”，因為這個時代確實擁有資本家階層。但這個時代只能被看作是“裙帶資本主義時代”，因為它與“自由競爭、政府不管”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原則南轅北轍。四大家族的財富主要不是來源于在市場競爭中的優勢，而是依靠政權的保護甚至借助政權的力量使全社會的經濟資源向自己集中。四大家族都具有強大的政治背景，而且彼此之間通過聯姻等手段實現強強聯合，以便穩固和強化對社會財富的壟斷。政治資源被轉化成了經濟資源，而真正的資本主義強調的是政治資源與經濟資源的分離。

　　退守臺灣之后的蔣介石試圖進行政治改革，到蔣經國時代，政治改革終于見成效。這對四大家族是不利的，他們被置于自由競爭的市場中，其命運開始取決于在市場中的競爭力。不管其市場競爭力如何(顯然，由于其養尊處優的習性、官僚意識的濃厚以及對新技術的遲鈍，他們在市場競爭力方面遠不如那些勤奮而靈活的對手)，他們都必須面臨這一局面，即社會財富正在由集中重新走向分散。財富的分散是民主社會的經濟基礎，因為只有財富分散才會形成權力制衡。一旦四大家族的后人們失去了政治方面的優勢，他們也就失去了經濟方面的優勢。四大家族已經成了一個歷史名詞，其后人們已湮沒于蕓蕓眾生之中。

　　與四大家族同代卻受壓制的“民族資本家”(我指的是那些“大王”，而非一般薄有資產的資本家)并沒有經歷同一命運。甚至，由于新政權需要其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他們還獲得了應有的保護。然而由于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源的分離，“民族資本家”沒有可能將政治資源(他們并不擁有這種東西)轉化為經濟資源，他們仍是市場競爭者；另一方面，他們試圖將經濟資源轉化為政治資源(例如通過捐贈或贊助)，而且取得了部分成功。只是這種成功具有象征色彩，無非是對其予以承認的形式之一。在這種既分離又合作的狀況下，“民族資本家”得以延續下來。

　　經濟體制改革時代使“民族資本家”的地位受到了削弱。這不僅因為市場經濟的確立使他們開始面臨層出不窮的競爭對手，還因為新富人群體的出現使他們的家族財富越來越顯得不那么重要。這個新富群體善于將政治資源轉化為經濟資源，或將經濟資源轉化為政治資源。一句話，在市場規則建立的同時，又有一些迫使市場規則失靈的東西的存在。

　　當“民族資本家”在進行捐贈或贊助的公益事業時，新富群體卻對公眾利益表現出極大的冷漠。“民族資本家”不憚于公開自己的財富，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財富問心無愧，是以市場的方式從市場上獲得的，而新富人卻害怕公開自己的財富，因為其財富的大部分有一個隱蔽的來源。他們因此心懷恐懼，也因此對政治體制或法制的改革表現出極大的戒心，他們在政治上于是成了最保守的群體。與四大家族一樣，他們的利益通常是與政治權力相消長的，在朝不保夕的心態下，新富人很難安心地去做“世家”夢，因為這個夢太容易破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