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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周刊記者 甄靜慧／文、圖
幼稚逐流
青年時代的金煒自稱“追”波逐流，什么流行干什么，還沒干到頭就追另一個流行，追到后來，終于栽了個慘痛的筋斗。
——你在二十幾歲就大學畢業，入了黨，還加入了“第三梯隊”，進入了市委組織部，在那個官本位的時代里，應該是仕途一片光明的，當時跟你同一個組織部的其他年輕人都走向中央追隨更高的領導，而你卻投身商海，為什么會做這樣的選擇？
金：我的一生啊，回想起來真是“追”波逐流，什么流行干什么，當時流行走仕途我就走仕途，流行走學途就走學途，流行走商途我也走商途，也沒干到頭就追另一個流行，體現了我們那一代人的幼稚，但也很真實。
就說讀書吧，當時中國最有名的心理學教授胡寄南指導我讀碩士研究生，已經讀到寫畢業論文了，但加入了黨的隊伍后，領導認為書有什么好讀的？還是先干革命吧——結果就當了團委書記，差那么一點，沒拿到碩士學位。
后來走仕途，我們那時是最早的第三梯隊，進入了市委組織部，那可是黨的核心組織，負責局級領導干部的考評。那時候年少輕狂，覺得自己太年輕，這么去吆喝領導干部不合適，就去留胡子、抽煙，把自己弄得老相點。
在組織部，我們這幫人開創了中國考核干部科學化的一種途徑——做完了這件事后，很多人就到中央去了。
我的選擇，跟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關系很大。當時中國經過這么多的波波折折、政治風雨，最后的出路只有改革開放——現在回想，鄧小平對中國道路的把握是非常正確的。
——原來當時是抱著尋找中國經濟出路的遠大理想下海的？
金：對，那就是時代對我們這一代人的烙印。當時最真實的心態是：第一要服從組織安排。我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第一次去香港的時候，香港大學邀我留下來，工資4500港元，那時這里發工資還是60元錢人民幣左右，但我想黨讓我搞團的工作，怎么可以給你資本主義打工呢——這是真實的心態，當個人的前途利益與黨的要求相違背的時候絕對是個人服從黨。
——因此你的第一家公司是以黨的名義成立的，那次應該不算你真正的下海吧？
金：不算，但那次經歷是我人生最大的轉折點，輸得很慘呀，最后把自己都輸掉了。
說個笑話，當時開公司對我來說是小菜一碟，因為資源太好了。我開公司，董事三十幾個、顧問三十幾個，在上海頂級的西郊賓館，鄧小平會見伊麗莎白女王的房間開幕，很輝煌的。創造的概念叫第五產業，名字是“上海跨世紀心理與事業顧問公司”，牛啊！這么小的公司，這么大的儀式，太笑話了。但那時候真就這么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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