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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青
采訪吳青前，她正準備去巴西參加一個國際公益組織的會議。在“文壇祖母”冰心老人住過的家里，記者見到了這位仗義執言、敢說真話的人大代表。她雖然已經從北京外國語大學退休了，但她比以前似乎更忙了。不時有向她反映問題和尋求幫助的電話打來。她說，她家門口幾乎每天都會有人找她這位人大代表反映問題。同時，作為北京農村婦女文化發展
中心的主任和農家女實用技能培訓學校的校長，她還要經常跑到離家很遠的昌平去講課。
我從學校退休已經4年了。我現在除了仍然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外，還做著農村婦女的一些培訓項目。
作為人大代表，我的夢想就是希望每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都能夠懂得《憲法》，都能夠懂得利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并最終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法治社會。我知道這個過程是很漫長的，會是一次新的長征。
我父母都參加過1919年的五四運動，他們把民主、科學的精神傳播給了我們。我媽媽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告訴我，要講原則，講真話，媽媽一生最痛恨的是講假話。小時候，我們一旦被媽媽發現撒了謊，說了假話，就用肥皂水洗嘴巴，然后讓我們喝苦澀的奎寧水。喝奎寧水成了我們兄妹三人兒時共同的經歷，這個經歷一直伴隨我們成長，使我們一直恪守著“做人要真”的準則。
除了父母的影響，后來對我影響比較大的經歷就是1982年到麻省理工學院學習之后，在那里，我第一次聽到了女性學的課，另外還參加了一個社區領袖項目，那是一個由美國少數民族領袖組成的團體，旨在改變和重樹本民族的形象，為本民族的平等權利奮斗。他們那種民族憂患意識對我的影響很大。
所以1984年回國后，有人問我想不想當人大代表，我就毫不猶豫地說想。而且我決定，不能像從前的人大代表那樣 “會場里面舉拳頭，食堂里面吃饅頭”。我希望從我的身邊做起，喚起民眾的民主意識、參與意識，改變不合理的制度規范。
我在1984年當選為北京市海淀區人大代表。我開始學習《憲法》，并馬上規定自己每周二是接待日，接待來訪的群眾，并不定期向我的選民匯報，告訴他們我在會上投了什么票，我為什么投，我解決了哪些事情，我哪些事情沒辦成。
1998年，我作為北京市人大代表投了兩張反對票和一張棄權票以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回到家中，媽媽揮毫題寫了“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給作為市人民代表的愛女吳青”送給我，使我很受鼓舞。
但這些年來，我深感《憲法》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權威還沒有建立起來，《憲法》的尊嚴沒有得到維護，即使在強調依法治國的今天，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仍然倍受冷落。
1999年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憲法》。在2003年2月海淀區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最后的一次大會上，我的發言題目就是“依法治國就要依憲治國”，而要“依憲治國”就要學習《憲法》，更重要的是在現實的生活中一點一滴的學會用《憲法》，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
我在國內外都講，我相信中國會走向法治化，但最重要是老百姓，如果老百姓不懂得自己的權利，不使用自己的權利，不去為使用自己的權利而奮斗，權利不會自己來。權利不是給予的。
同時政府要創造尊重《憲法》的環境，要根據《憲法》的精神去保障每一個公民最基本的公民權。政府還要創造一個更寬松的環境，讓人人說真話，現在說真話還是太難了，這是不正常的。
我不希望社會進步走突變道路。中國經受不住太大的變動。如果是傾盆大雨，那就糟了，傾盆大雨會把肥沃的土地一塊沖走。我贊成是毛毛雨，這樣水就能慢慢滲透進土里，種子就能夠生根發芽，長出禾苗，開花結果。而在漸進過程中，公民也會逐步體會到使用法律的好處。
1989年我成為加拿大國際發展署的社會性別專家，開始關注中國女性問題，通過實地考察，我覺得要改變中國就要改變農村，要改變農村就要改變農村婦女，教育一個婦女等于教育了一家人甚至幾代人，尤其現在大量男人離開了土地，留守農村的60%都是婦女。這些婦女生活的現狀是基本的醫療條件惡劣、基礎設施極其缺乏、耕種手段極端落后、文化水平極其低下。怎樣改變她們的現狀，我愿意為她們做一些事情。
1999年4月，在一位美籍華人出資捐贈下。我們創立了農家女實用技能培訓學校。我們主要是引導她們自立自強，開一些社會性別、公民意識、婦女參政方面的課程，最終的目的是讓她們明白自己的價值，明白自己首先是一個和其他人一樣的人，其次才是女人。
截至去年，已經有2000余名農村婦女接受過培訓。我們已經看到了效果。有一個地方派來培訓的有11個婦女，現在已經有三個通過選舉進了鄉鎮人大。她們越來越懂得了法律和參政。我們培訓的女村官，已經開始改變農村了，她們已經帶領百姓修路、引進水電、建立小學和建設圖書館了。
以后我還想當全國人大代表。這可能很遙遠，但是我是不會放棄的。因為我的原則不是我個人的，而是全社會都應該最尊重的《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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