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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首席記者 仲偉志 溫州報道
2004年深秋的溫州，一連幾個星期，人們都在談論著這樣一件事：在溫州最早發達、擁有顯赫聲名的王均瑤，身患重病，生命垂危。盡管期間有關各方諱莫如深，但最終無法挽留這位均瑤集團董事長的生命。
年僅38歲的王均瑤是溫州民營經濟最具傳奇色彩的開局人物。1991年，25歲的王均瑤首開私人包機先河，次年創辦國內首家民營包機公司。當時，溫州剛剛從艱難的處境中掙脫出來，王均瑤的“膽大包天”，成為一代人掙脫意識形態桎梏的象征。從那時起，溫州模式就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地理經濟名詞，同樣，王均瑤的坐標意義也遠遠超過他的經濟價值。
然而隨著一個強勢人物的消失，一個神話似乎也在消失。現在，人們普遍關心均瑤集團的債務以及權力的交接。很多人對均瑤集團的家族治理結構充滿懷疑，無法擺脫觀察問題的固有方向與牽引力：一個充滿了兄長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的民營企業，能否順利度過這個動蕩的轉折時期？
這是整整一代溫州民營企業家們的問題，同時也是整個溫州模式即將面對的問題。人們對王均瑤之死的高度關注，實際上是對溫州商人能否建立一個正常的權力轉移和傳遞機制的關注。由于普遍年齡較輕，溫州少有企業出現代際之間的權力傳遞危機，現在，王均瑤的英年早逝為他們發出了群體預警。
其實，早在王均瑤去世之前，為溫州民營經濟“開山”的這一代人，就已開始出現各種各樣的意外與危機。在幾乎是過分傳奇化的溫州奇跡背后，在擺脫了意識形態的糾纏之后，這個群體面對的是依然嚴酷的考驗。他們開始分化，有人激進，有人轉型，有人失落，有人陷入悲劇，有人憑吊昔日的光榮。
一
在樂清縣柳市鎮嘈雜的街巷里，當年在柳市第一個買摩托車、第一個裝電話的“嚴重經濟犯罪分子”劉大源，聽到王均瑤去世的消息，感喟之余的第一句話是：我很幸運。
1970年代末，劉大源開始穿梭于溫州與上海之間倒賣螺絲，生意紅火，人稱“螺絲大王”。當時，柳市還有“電器大王”胡金林、“礦燈大王”程步青、“目錄大王”葉建華、“翻砂大王”吳師濂、“線圈大王”鄭祥青、“膠木大王”陳銀松、“舊貨大王”王邁仟，號稱“八大王”。追溯起來，“八大王”應該是1978年之后溫州最早的民間商人，柳市則是溫州民營經濟的發祥地。
1982年8月的一天，35歲的劉大源早起上街，后面便有兩人盯梢。當他看到墻上張貼的“狠狠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大幅標語，暗自心驚。他作出了生平最為快速的決定，趁人不備鉆進小巷，回家取出7萬元現金來到河邊，跳進一只機動小木船，亡命天涯。劉大源回憶說，逃跑時他身上只穿著背心和短褲。
1981年底，浙江省委工作組就已對“八大王”進行調查。1982年1月，中央下發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緊急通知，樂清縣委便將“八大王”的商品經濟行為列為大案要案進行查處。這一年，除了劉大源逃亡之外，其他7人都作為重大經濟犯罪分子被捕入獄，直到1984年才重新審理，或取保候審，或無罪釋放。
20年之后，劉大源的“大源螺絲店”已經變成了“大源精密焊接材料公司”，單開間狹長的門面，足以使劉大源在柳市和溫州城區的最好地段購置房產，種養蘭花，安居樂業。
劉大源現在最好的朋友是當年的“目錄大王”葉建華。當年，在柳市開照相館的葉建華在“電器大王”胡金林的鼓動下拍攝產品目錄，很快，封面燙金、十六開本的《產品樣本》和《產品價目錄》成了熱門貨，但葉建華也因此被認定是“牟取暴利”、“投機詐騙”，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沒收財產4萬元。1984年“無罪釋放”之后，他又開了一間笑笑照相館。
后來，有人勸葉建華再去搞產品目錄，他搖搖頭：“哪里還有膽，牢監門等著我進。”現在，56歲的“目錄大王”閱讀報紙要戴上老花鏡了。由于競爭激烈，笑笑照相館早已關閉。為改變境遇，他曾偷渡到國外，但謀生更為辛苦，只好回來。現在，葉建華賦閑在家，專注技術。記者見到他時，他的一項攝影顯像技術剛剛拿到3000元的樂清科技專利獎金。葉很滿足，一副別無他求的樣子。
二
作為1978年之后溫州第一代商人的代表，“八大王”大多沒能在他們原有的事業上繼續發展。其中“舊貨大王”王邁仟1995年死于肝癌。
在“八大王”年富力強的時候，他們被巨大的社會變遷所推動，卻遭遇到嚴重的挫折。而在他們受挫、動蕩、喘息的時期，另一批精明的柳市人借助社會大氣候的改變乘勢而出，他們創辦的企業后來居上，如日中天。這其中就包括從求精集團裂變出來的正泰和德力西。
自稱“刁民”、動輒將地方官員稱作“土八路”的劉大源很輕看正泰這樣的企業。他把1978年之后的溫州民營經濟歷史分為了四個階段：對著干、開著干(公開)、放著干、扶著干。他認為“八大王”處于“對著干”和“開著干”階段之間，而正泰和德力西則是“扶著干”起來的。“我們沒有要過國家的一分錢。”他不無驕傲地說。
當年“對著干”并被打擊的當然不僅僅是“八大王”，在遭受打擊的這些人當中，也有人急流勇進。
在一些有關“八大王”的民間版本中，鄭元忠作為“機電大王”赫然在冊。按照這個版本，今天的鄭元忠應該是“八大王”中惟一的風云人物了。做低壓電器出身的他所創建的莊吉服裝有限公司，目前是溫州服飾業中投資較大和起點較高的一家中外合資企業，“莊吉”成為溫州一個著名品牌，他本人也曾被評為“溫州改革十大風云人物”。
根據記者拿到的一份1984年6月14日由浙江省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聯席會議辦公室印行的“情況簡報”，鄭元忠并不在“八大王”名單之內。不過，在1982年那場打擊經濟犯罪的運動中，鄭元忠未能幸免。他曾潛逃兩年，待風聲好轉回到柳市，但很快就被收容，關押了186天。
溫州市社科聯副主席洪振寧說，鄭元忠的成功轉型并非偶然。1992年，也就是王均瑤創辦國內首家民營包機公司的那一年，40歲的鄭元忠背起書包走進了溫州大學國際貿易系，成為溫州大學年紀最大的大學生。那幾年，“螺絲大王”劉大源在香港的門面虧了五六十萬。
與劉大源劃分民營經濟歷史階段的方法不同，作為溫州本土最有名的學者之一，溫州市社科聯副主席洪振寧將溫州民營經濟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能人階段，所謂能人，就是跑供銷、拿訂單的家長；第二是老板階段，老板也是兼管財務的廠長；第三是企業家階段，老板們變成了公司的董事長——其中以1996年底高天樂、高天放兄弟的天正公司年薪30萬公開招聘總經理為轉折點。
傳說溫州老板到國有大廠推銷產品，一只手上寫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另一只手上則寫著“給我生意，回扣20%”。財源滾滾而來。
“溫州的民營企業家，過去好就好在沒文化。”洪振寧語出驚人，“而現在，對于溫州老板來說，產生奇跡的黃金時代結束了。”他認為，以南存輝為代表的溫州企業家證實了當地一個的說法：腦袋裝得多，口袋裝得多——這個樸素的說法，遠比兩分法的所有制理論和家族企業治理理論更能準確解釋溫州的變遷。
但是劉大源說：“別人眼紅他們，我不。我現在心很平，一年賺30萬就夠了。”他現在的處世原則是，老老實實做自己的老百姓，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一律推辭。他每天都在睡懶覺。他號稱自己也有一個“智囊團”，這個“智囊團”告訴他，凡事都要適度，否則壓力太大，身體吃不消。
三
溫州很多商界人士都認為，溫州名氣最大的企業家不是南存輝，而是王均瑤——盡管南存輝是溫州民營企業的一面旗幟——這或許是因為王均瑤的光榮與夢想與已經浮現的社會價值形態相吻合。但對于很多人來說，光榮與夢想往往是不確定的片段時光，緊隨其后的往往是混亂與迷惘。
在十幾年之前，溫州名氣最大、熱情最高的企業家是王均瑤的蒼南老鄉葉文貴。
1979年，葉文貴從北大荒回到金鄉鎮，7年之間，葉文貴一連創辦了軋鋁廠、高頻機廠、壓膜廠、儀器廠、包裝材料廠等5個工廠，成為當地首屈一指的富豪。據說，社會學家費孝通第一次到溫州考察，在葉文貴的廠里轉了好幾圈，連連稱道：“了不起的新型企業家”。
1987年有一個“當代中國優秀農民企業家”評選，溫州惟一的當選者是葉文貴，并被譽為“模式嬰兒”。就在這個時期，葉文貴作出了遠比王均瑤更為浪漫的決策：在金鄉點燃中國農民的電動轎車夢。然而不久，葉文貴就耗盡千萬元的家產，沒落下去。我們無法找到他。據鎮上的人說，他現在就在金鄉，深居簡出。
“沒文化”但有想象力的葉文貴，他的消失比“八大王”徹底。但也有比葉文貴更為徹底的消失：2003年2月12日，身價上億的溫州富豪周祖豹，在自己的老家樂清市蒲歧鎮北門村邊被刺14刀身亡，時年50歲。
周祖豹1993年來到北京大紅門“浙江村”，創建了華北地區最大的皮毛交易市場。他所在的北京“浙江村”，歷經動蕩，生生不息，一直被視為中國民營經濟的另一個生存樣本。
殺害周祖豹的兇手及幕后主使共有6人，有4個是樂清人。其中王偉堅、屠金安皆為溫州知名富商，與被害人周祖豹原本惺惺相惜。與很多商人一樣，他們基本都是開皮鞋店或租賃柜臺倒賣服裝起家，創業艱辛。
1998年3月，屠金安邀請王偉堅出資，和周祖豹一起共同籌辦北京市豐臺區大紅門輔料綜合市場后來改成祖豹毛皮輔料綜合市場。王偉堅和屠金安共投資160萬元，加上屠金安前期投資30萬元，共190萬元。但是對于市場的控制權，據說周祖豹不愿任何人插手，于是關系逐漸鬧僵。
后來，王偉堅與屠金安將他們兩人在周祖豹市場的股份轉讓給楊金富，讓楊金富以股東的名義同周祖豹談判，如果錢要回來，楊金富可以拿走其中的一部分。雙方協定，一切后果由楊金富承擔。
楊金富多次討要空手而歸。1999年4月，楊帶人來到周祖豹的市場，雙方沖突，楊逃脫，但他帶來的兩個人被周祖豹的人抓住，一個被打瞎，一個被挑斷腳筋。半年多之后，楊金富再次帶人沖進市場。這一次沖突，導致了周祖豹的侄子周建波死亡，而楊金富一跑了之。
周祖豹不斷催促警方抓捕畏罪潛逃的楊金富并查明幕后主使。2002年11月，潛逃兩年的楊金富打電話給屠金安，提議搶先下手，由屠金安和王偉堅出錢，他來找人把周祖豹做掉。
3個月之后，血案發生。案發不久，兇手及幕后主使便被警方先后抓獲。王偉堅被抓時，還在樂清的新世紀大酒店談生意，當時他的資產大約是兩個億。
身為樂清人的環宇集團總裁王拓宇卻說，這并非一個簡單的有沒有文化的問題，而是一個如何營造透明的競爭環境的問題，是一個如何保障公平的交易秩序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溫州商人群體之間的人格化交易模式就不可避免，溫州商人也就難以適應傳統商業社會向現代商業社會的轉型，就會承擔更多的機會成本和經營風險。
四
與“八大王”不同，與葉文貴不同，與周祖豹和王偉堅更不同，王均瑤是一個并非商學院出身卻努力向現代商業社會轉型的典范，他對世界充滿了經驗性的認識，卻比大多數人更為理想主義。然而，就在中國民營經濟從初級模式向高級模式過渡的關鍵時期，理想主義者英年早逝。
王均瑤去世之后，一些醫學專家發表言論指出，民營企業家健康狀況形勢嚴峻，精神壓力過大是其根本原因——不少人都有潛藏的恐懼失敗的心理，加之生活沒有規律，睡眠得不到保證，最終導致免疫力下降。
據說王均瑤擁有15項社會頭銜，應酬頻繁。在人們眼中，他已經擁有了一個人一生所能擁有的任何東西。他的行事決策看上去有些浪漫色彩和英雄主義。也許時代需要這樣的商業英雄，一個神話由此而產生，英雄也就在神話中生活。一個凡人進入神話生活，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溫州市社科聯副主席洪振寧認為，這一代企業家白手起家，許多事情從頭做起來，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過程中，由于環境不夠規范，壓力來自各個方面。在擺脫了意識形態的風險之后，對他們的猜疑、非難依然很多，有些人甚至按照國外成熟市場經濟的要求來衡量他們，所以他們這一代人特別辛苦。除非他們也像“八大王”那樣回到市井，安于小康，否則必須成為一個社會活動家——社會需要他們出來做一個榜樣，而為了讓自己的企業少受行政干預，為了防止方方面面的“剝皮”，他們也需要謀求一個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之類的身份。
王均瑤曾經被稱為當代最開放的民營企業家，而在很多旁觀者的眼中，溫州也應該是中國最為開放的地區。但溫州本地和浙江省內的一些人并不這樣看。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史晉川說，在溫州，政府官員往往介入具體交易方式，公共權力與私營經濟兩者不斷地相互滲透，形成了一張“不可觸摸的網”，造成了產權保護上的不公平，阻礙了溫州經濟社會的對外開放，并導致了民間資本的大量外流。
史晉川先生所說的這張“不可觸摸的網”，絕非溫州所獨有。王均瑤從溫州來到上海，面對的往往是同一張網。所以，當一個強勢人物消逝，當一個民營企業面臨權力傳遞，我們與其懷疑他們的家族治理結構，不如檢省“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問題。
溫州市經濟學會會長馬津龍說，只有繼續深化政府體制改革，才能為民營企業家減壓，才能為民營經濟創造更大的空間。否則，這一代人將注定成為歷史的附庸者。他們像一群登陸的士兵，忍受著種種困惑與焦慮，步履沉重。
從這個角度說，王均瑤的英年早逝也為我們發出了體制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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