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博士，世界銀行-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中國人有一句話，叫“欲速則不達”。這句話的智慧就是，做任何事情，如果操之過急，必致其咎。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有兩點最關鍵。一是堅持“發展論”，即一切以發展為原則、為目的、為衡量標準，凡是有利于中國發展的，就采納，凡是不利于發展的，就放棄，終使中國擺脫僵硬的意識形態的束縛，在全球一飛沖天。二是堅持“階段論”，即發展不脫離階段，不脫離國情。這一條著實暗合了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精髓，暗合“欲速則不達”的傳統智慧，終使中國務實地走在發展的道路上。

　　對比于改革開放以來年熱氣騰騰的發展勢頭，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可以說是已跌入冰點，不是冬天，而是嚴冬。如從2008年11份以來的工業增長、外貿增長以及財政收入增長看，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已經低于5%。而從我對沿海一些重點省份的調查來看，許多地方可能已經進入零增長。

　　冬天如此寒冷，原因何在？一般的說法是全球金融海嘯所致。這當然是人所共見的重要原因。然而，在2007年11.4%的高速增長中，外貿的貢獻是2.7個百分點。因此，即便外貿的引擎完全失去，中國經濟仍可有8.7%的增長，并不至于兵敗如山倒。所以，相比于金融海嘯的外因，內因其實是更重要的。在內因中，一般人想到的是宏觀調控政策的延誤。

　　宏觀調控的失誤，根本原因在于我們偏離了鄧小平的“發展論”，對物價(包括消費物價和房價)的關注成為第一，甚至超過了對發展的關注，終于陷于迷誤。

　　除上述內外兩大原因之外，中國經濟的“驚變”，還與“民生大躍進”有關。這一點，卻不為多數人所察。

　　所謂“民生大躍進”，是指這幾年， 我們在民生方面的某些承諾和做法大大超越了中國的發展階段。2008年實行的《新勞動合同法》就是“民生大躍進”的標志性工程。這個法的內容是好的，從長遠來看肯定也是大勢所趨，但在中國的出生至少超前了10年。其所導致的結果是企業的人工負擔急劇上升30%-70%，由此資方傾向于做出激進選擇，就是盡可能減少勞動力的使用，實在承受不了人工負擔上升的企業則紛紛選擇關門和外遷。

　　筆者對一些企業的調查發現，許多企業在2008年不僅不再招收新的員工，而且選擇了大量裁員，由于中國城市化每年大概有1200萬人進城，而新增就業每年接近1000萬，當前城市化和就業都已出現逆轉，由此推斷《新勞動合同法》帶來的工作崗位的減少最終可能高達數千萬人。

　　1958年的生產大躍進帶來的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而2008版的“民生大躍進”最終可能帶來數千萬的非正常工作崗位的消失。兩者的原因皆在于超越了歷史的發展階段。因此，中國當前不僅需要凱恩斯，也的確需要鄧小平。

　　我們需要兩次回到鄧小平的“發展論”與“階段論”，而政策方向也非常簡單，要不就是明令廢除《新勞動合同法》，要不公開或不公開地暫緩執行《新勞動合作法》，要不就是打補丁，通過政府對企業的補貼以換取企業對員工就業的穩定。期待政府能夠像宏觀轉向那樣，也能夠在這件事上知錯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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