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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梓林
喬致廣做“高粱霸盤”引發的危機，看似是喬家包頭的局部危機，但其實是喬家信用的整體危機。因為在崩盤之前，喬家不僅在祁縣、平遙、太谷三縣借不到銀子，而且面臨一大批債主上門逼債，甚至股東也來討股銀。
憑著喬家祖上創下的基業和信譽，以及在各地十七處的生意，為什么會因為一筆只差幾十萬兩銀子的生意，就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呢？邱家不說，那是喬家的對頭，但水家、元家與喬家都是有血緣關系的相與，也不借銀子給他，這里面肯定有其更深刻的原因。
首先是因為，喬家做“高粱霸盤”，不僅侵害了在包頭的其他商人的利益，而且也把一批晉商給得罪了，這對于商家來說是犯忌的事。晉商之所以能異軍突起，除了他們能坦然從商，目光遠大，講究信譽，嚴于管理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山西人在外做生意抱團，有錢大家掙，彼此要互相幫襯，這就是一種商業環境�，F代浙商也有一句話叫著：“花花轎，人抬人”，說的也是這種互幫互助的鄉緣關系，對于商家謀求在異地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在這一方面，尤其是近現代的溫州人能在世界各地的發展事業，也無不得益于同鄉抱團做生意的經商理念。所以，在一個有著抱團傳統的商圈，一旦出現有人想獨吞生意，其最后的結果往往會落到眾叛親離的境地。
其次是因為，包頭的“高粱霸盤”最后形成了喬家與邱家的你死我活的爭斗，這就使得一些與雙方都有關系的商家只好退避三舍，不愿意卷入其中。平時與雙方都有生意往來，現今雙方惡斗，你死我活，選擇站在哪一邊，都有風險，終是難免卷入恩恩怨怨。電視劇對此是留有伏筆的�！拌F信石”這個人物的設置，不僅是為了增加人物之間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更深一層的意味在于，展現了那場“高粱霸盤”爭斗的背后，由于各種原因被卷入的商家所遭受的傷害。石信鐵家的破產，最終導致了除他一人之外全家人的自殺，這真是一場悲劇�！笆盆F”也由此改名“鐵信石”，并一心想著要殺喬家的人以報“滅門之仇，家破人亡之恨”。這不禁讓人想起，同是在山西，2003年1月22日上午，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李海倉，在自己的家鄉聞喜縣東鎮被他的相與槍殺的事件。當然，李海倉不是做什么霸盤得罪了人，但在商場中結下的恩怨，有可能轉化為生死博弈，決不是編導的胡編亂造，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商場競爭的殘酷。
第三是因為，喬家的相與都知道，這個時候把錢借給喬家，喬家并沒有什么好的盈利項目能夠保證資金的風險。任何貸款都是為了利息，如果連本錢都可能飛了，那誰還敢把錢借給別人呢？所以，喬家到處借不來錢，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沒有一個好項目，沒有一個動聽的商業故事，就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風險投資者，也是不會貿然行事的。
當然，喬家后來還是借到了錢，生意起死回生，家族轉危為安，是陸玉函的功勞，那是喬致庸和江雪英付出情感的沉重代價而進行的另一場交易，這已經超越了企業管理學的意義了。
喬家之敗是敗在了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上了。所謂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就是把商場競爭僅僅理解為資本實力的較量，卻忽略了人心的向背和金錢以外的成本。商場上你是強勢，可出了商場，來“超限戰”，你也強勢？你贏得了金錢，卻曝自己和家人的性命于無盡的風險之中。贏耶，輸耶？
勢者，可遇不可求。強勢者，善養勢，護勢，但不恃勢，此為真正的強者。古往今來，恃勢逞強者，十有八九不得善終。商圈內外，皆然。
韓朝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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