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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梓林
四十五集電視連續劇《喬家大院》最近真是火了一把。總的來說，這部電視連續劇是不經商的人，拍給不經商的人看的“經商片”，很大氣，很人情，也很有深度和歷史蒼涼感。整個片子的基調，對于轉變當下中國老百姓對商業和商人的某些陳見，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對于中國的企業家理解商人的社會責任和“商道”，以及形成一套符合中
國國情的管理，也有一定的啟發。
晉商在中國幾千年農業文明歷史上，曾經是一個十分顯赫的特殊商人族群，與同時代的徽商最大的不同是，他們目標遠大，并且坦然從商。晉商之所以能夠把商人做得那么純粹，這與他們對自身職業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有著極大的關系。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士、農、工、商一直是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定位序列，商人處于最下等，雖然富有，但卻地位卑賤，與仕途官場幾乎絕緣。而山西的民風卻非常獨特，連雍正皇帝都認為山西的社會定位序列是：商、農、行武、讀書(見雍正二年對劉于義奏疏的朱批)，這種獨特的民風培養出了晉商的獨特心理素質，使其對中國的“官本位”思想的反叛，是那樣的自信和心安理得。所以，在中國人終于進入市場經濟文明的今天，對晉商的解讀，的確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而影視界對晉商歷史的發掘，以及由此創作的各種演義，自然就比較容易吸引廣大觀眾的眼球。
《喬家大院》的開場，是從喬致廣在包頭違背祖訓做“高粱霸盤”失利，喬家面臨破產開始的。有人說商場如戰場，都是你死我活。所以，這些年來許多人把兵法引入商戰，似乎成為一個時髦。然而兵法的核心“不戰而屈人之兵”往往被忽略和誤解，各種計謀的運用和演化卻成了主修課程。其實，商戰畢竟與兵戰有所不同，企業家的創新空間是無限的，你死我活未必就是商戰的惟一選擇。非要在某一個空間和時間范圍內，與同行或同事進行你死我活的拼殺，并不是商家的最高境，甚至可以說是把自己架在鍋上烤的下策之舉。
我們不知道喬家的前輩為什么要立下不做“霸盤”的祖訓，但有一點是可以推測的：既然山西人把經商看作是為天下人謀利的事(販茶是為了茶農，販絲是為了蠶農和織絲工，匯通天下是為了使廣大商人貨通天下)，那么，如果在經營戰略上要刻意把自己的“相與”逼上絕路，肯定是有違商道的。因此，喬致廣有違祖訓的義氣用事和一意孤行，必然結果只能是把喬家幾代人創下的大業毀于一旦。電視劇以這樣的情節開場，不能不說是一石二鳥：既創造懸念的戲劇效果，又從商道的高度給出了作品的宏大立意，并且傳遞給觀眾深刻的警示。
據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什么最后打不下去了？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前線作戰的雙方士兵都知道給對方生路就是給自己活路。于是開始消極反戰，而這種消極反戰的結果，是導致戰爭進入“消耗戰”，這對戰爭的雙方來說都是無法長期支撐下去的。戰場尚且如此，商場又何以要致人于死地呢？
凡把商場比作戰場的書或文，多數層次較低。抱著爭奪、分肥、獨吞的心態做生意，豈能做大，做長？靠搶奪，靠計謀，靠蒙人，不過賺點小錢，一錘子買賣而已。而現代經濟學的經典都主張，真正成功的商業秘訣在于共贏，互惠。中國古代有“通工易事”之說，古代希臘有“catallaxis”一詞，意思都是強調，商業活動能使交易者相互增進各方的知識和財富，并提升所有參與者的福利狀況，甚至化敵為友。
韓朝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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