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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觀察
熊可
3月21日，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原總裁兼執行董事陳久霖被判處4年3個月監禁，并罰款33.5萬新元(《法制日報》3月22日)。此案的終結，為中航油巨額虧損案的司法程序劃上了句
號，但中航油巨虧案本身所暴露出來的問題留給我們的卻是感嘆號、問號和省略號。
我們感嘆于巨額虧損帶給我們的心理沖擊，感嘆于國有資產受損所帶來的心痛。然而，我們心中更多的是一堆糾結在一起的問號。因為，陳久霖案的完結并不意味著公司決策的黑幕已被完全揭開，相反，黑幕的一角揭開后，留給人們的是一連串的疑問：為何陳久霖的越權決策能夠得逞？為何公司重大決策失誤能夠被長期掩蓋直到不可收拾？難道母公司、國內監管者、外國監管者都只能在事發后來收拾殘局？
面對中航油巨虧案帶給我們的上述疑問，我們不難發現，該公司的治理結構實際上是失敗的。在這里，失效的內部制衡機制，不僅有股東對董事決策的制衡、董事會內部不同董事之間的制衡，更有獨立董事、監事會甚至其他公司職能部門對決策的制衡；其失效的外部制衡機制，則包括國內監管者、外國監管者乃至中介機構對公司經營的制衡機制。到底是什么使得我國公司法中邏輯上頗為周延的公司決策的制衡機制在本案中完全不起作用？面對這樣的疑問，我們以往的關注點總是在于如何借鑒國外公司法中先進的公司治理制度，而如今國外先進的理論和制度逐一進入了我國公司法的制度體系之中，但公司治理的春天似乎仍然沒有到來。
實際上，我國公司治理結構問題并不單純是公司法制度本身完善的問題，我們更應當看到制度背后的東西，也就是制度背后人的因素和相關制度的因素。制度背后的東西才是制度良好運作的基礎，制度并不因其自身的合理性得到相關主體的認同和執行。也就是說，我們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注意力應當有所轉移。
面對市場經濟中不和諧的因素，面對公司外部監管效率的低下，我們總是希望通過加強監管者的權力來達到目的。雖然我們不能否認外部監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不論監管者有多大的權力，當它面對眾多的監管對象時，其實是處于弱勢地位的。首先，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處于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狀態。對于公司信息了解的及時性和充分性，監管者并不比公司的股東更好；其次，監管者的監管資源有限，不可能充分關注每一個被監管者。如果被監管者普遍違法并與監管者對抗，則監管資源便會捉襟見肘。更不用談還存在著監管者與被監管者沆瀣一氣的情況。因而將公司治理的完善寄希望于監管機關，寄希望于加強監管權是不現實的。此外，中介機構作為一個營利性的經濟組織，迫于市場競爭的壓力，與其服務對象達成默契更是可以預期的。
無庸置疑，公司內部制衡機制的完善是公司治理完善更為重要的方面。那么我國公司法關于公司內部制衡機制的規定目前還存在什么致命的缺陷，從而導致公司法的規則完全不能起作用嗎？答案是否定的，目前學者對公司治理結構完善的建議基本上是在完善一些細枝末節的東西，再也沒有可以從國外公司法中借鑒過來從而可以根本解決我國公司治理結構問題的理論或制度了。因而，我認為，在繼續完善公司決策權內部制衡機制的同時，我們應當將眼光更多的置于人的因素和相關的制度因素，也就是制度的背景。
實際上，在中航油巨虧案中，我們發現了“權力人格化”的痕跡———陳久霖長期擔任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總裁兼執行董事，在公司治理結構完善之前，他已在公司中形成了事實上的集權地位。而這樣一種集權地位必然阻礙公司制衡機制的形成，并不斷強化其地位。與此同時，我們還注意到，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中本應相互制衡的主體之間達成了共謀。也就是說，本應基于公司整體利益而相互對抗和監督的主體之間，在有別于公司整體利益的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達成了相互妥協的默契。事實上，在任何一個集體組織中，只要時間夠長，談判成本不高，都可能在內部各主體之間形成一種共謀。而這種共謀往往為了共謀的利益而犧牲集體的整體利益。
公司決策權的人格化和公司制衡主體之間的共謀，使得看似完美的公司治理機制失去了效用，因而我國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重心，應放在如何防止公司決策權的人格化和內部制衡主體之間的共謀上。特別是國有企業，因為大部分國有企業面臨的問題，實際上都是從舊的集權治理方式向公司法的制衡治理方式的轉變。因而在這個過程中，更多的關注人的因素將顯得尤其的重要和迫切。
(作者為北京大學法學院經濟法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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