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約撰稿 趙之恒

　　自古以來，蒙古族人民就在塞外草原上過著“鞍馬為家，車帳為室”的游牧生活。所謂“風俗隨水草畜牧而轉移。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以肉為飯，以酪為漿，無五谷菜蔬之屬。衣皮革，處氈廬，凡中國茶葉則寶之，而金銀非其好也”。清代以后，往來于內地與蒙古草原的內地商人，采取以物易物，或折合現金，或賒銷等方式，進行不等價交換，將牧民的牲畜和畜產品收購銷往內地，賺取高額利潤，積累資本。旅蒙商自清初起步，逐漸形成遍布大漠南北，并涉足國際，壟斷了蒙古民族貿易，經歷了300多年旅蒙商興衰史。

　　清代內蒙古商貿活動特點

　　清朝統一蒙古高原后，結束了內蒙古地區近三百年的割據狀態。安定統一的政治局面的出現，為我國的各民族人民相互的交往和經濟、文化的交流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客觀前提。

　　自此，內蒙古地區的社會和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出現了日益擴大的農業區和半農業區。與此同時，農業的發展又促進了工商業經濟的迅速發展，皮革、麻繩、造紙、銀工、煅鐵、榨油、釀酒、熬糖、制氈、米面加工等工業也隨之興起。從而在塞外地區逐漸形成了糧、貨、錢、當四大商業體系，延緩了近千年的“茶馬貿易”得到了根本的改變。

　　隨著內蒙古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邊疆開發活動的逐步深入，蒙古與周邊地區和其他民族的商業貿易活動呈現出如下特點：一、除了蒙民內部的貿易活動外，與其他民族的貿易，尤其同中原內地漢民族的產品交換日益擴大，既有同清官方的貿易，也有民間的互換有無。二、在蒙古地區出現了內地“旅蒙商”。清中葉以后，旅蒙商貿易擴展到蒙古草原各個地方，其經營在蒙古地區縣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三、由蒙俄貿易發展到恰克圖互市，中俄貿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早在后金崇德二年(1637年)，皇太極為爭取漠南蒙古士默特部歸順，命滿洲貴族大臣率領一百多名商人，組成十二行。康熙三十五年，平定噶爾丹后，清廷廢明代“馬市”制度，辟歸化城、張家口、多倫諾爾為貿易中心。

　　互市貿易的興起與繁榮

　　清朝初年，延續了明朝對邊疆民族所實施的通貢與互市政策。“蒙古貿易向有定所，固初令喀爾喀于張家口、古北口貿易；康熙間令喀魯特于張家口、歸化城貿易；三十六年令喀爾多斯于定邊花馬池貿易；

雍正五年令青海于西寧貿易”。所謂“通貢”，即蒙古封建主通過向清廷“朝貢”的方式，獲取清廷賞賜的絲織品、棉織品、農產品等。除此之外，各部貢使一般還隨帶著人數眾多的商隊，從事互市貿易。互市貿易又分為京師互市和邊口互市。

　　京師互市是指來京朝覲的蒙古王公攜帶一定規模的商隊經由指定的關口，入京貿易。清朝規定，蒙古臺吉每年進貢一次，由地方查明人數、貢物。商隊人數一般約為二三百名。清廷在北京御河西岸的南部，設立“里館”，在安定門內外，設立“外館”，專供來京貿易的蒙古王公及商隊居住。清朝通常限定進京的人數，限額以外的商隊人員留于指定的關口互市。例如186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嚴格限定各部貢使入京人數，只準200人，其余都在張家口、歸化城貿易。歸化城和張家口是清初指定的新疆厄魯特蒙古和漠北喀爾喀蒙古各部商隊邊口互市貿易的地方。

　　清初，清廷頒令設立邊口互市，“凡外藩各蒙古來貿易者，俱令駐于邊外，照常貿易，勿得阻抑。其喀爾喀部落來市馬者令駐于口外，申報戶部。”蒙古各部把邊口作為與內地貿易的主要場所，主要邊口除以上提到的張家口、歸化城、古北口、定邊、花馬池、西寧外，還有殺虎口、八溝、塔子溝、三座塔、烏蘭哈達、東科爾、肅州等地。當時蒙古商人多以馬、牛、羊、駝、皮張、蘑菇、藥材等進行交易，以換取日常生活必需品。

　　此外，集鎮和集市貿易，也是內蒙古地區的重要貿易形式。集市貿易是以寺廟和兵營為中心進行的定期交易活動。蒙古地區的集鎮和集市貿易在蒙民中影響很大。初期的集鎮貿易點有歸化城、多倫諾爾、庫倫、烏里雅蘇臺、，后來都發展成為著名的商業城市。比較有名的集市、廟會有甘珠爾廟(呼倫貝爾)、大阪(巴林右旗)、警棚喇叭廟(克什克騰旗)、貝子廟(錫林郭勒盟)、準噶爾廟(鄂爾多斯)、百靈廟(烏蘭察布盟)、南寺(阿拉善旗)等。

　　旅蒙商貿易的產生與發展

　　康熙中期后，塞外地區逐漸出現了一種被稱為“旅蒙商”的貿易。旅蒙商，泛指清代到蒙古地區進行貿易的內地商人。它是適應蒙古地區與中原內地互通有無、發展經濟交流的客觀需要而產生的，是推動蒙古草原絲路貿易再度繁榮的一度最為活躍的力量。

　　旅蒙商原來是為清政府服務的一種隨軍貿易，即為清朝遠征軍隊販運糧食、軍需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從中牟利的一種交易活動。在康熙平定噶爾丹時，清軍多次北進蒙古草原，軍需供應成為非常重要的問題。因此，清政府鼓勵內地的商人備辦糧草等軍用物資，隨軍進行貿易。康熙帝曾為此頒布軍令：“至于隨軍貿易之人，固不可少，……準其貿易。”在隨軍貿易的過程中，商人們也與沿途的蒙古人進行交易，用日常生活用品來換取牲畜及畜產品。1755年(乾隆二十年)，乾隆帝允許為軍營運糧的商人攜帶貨物“由歸化城運米往軍營，無庸禁止私帶茶布，酌量馱載帶往”。

　　在隨軍貿易的過程中，由于與蒙古人的易物貿易利潤很大，旅蒙商貿易速度很快發展起來。商販們“借名運糧”，有時甚至“貨多糧少”，暗地里用所攜帶的磚茶和布匹與當地的蒙古人進行交換，“歸則易贏馬、氈襲”。他們深入蒙古高原進行貿易活動，塞外地區延續了近千年的傳統“茶馬貿易”得到了根本的改變。他們采取或以物易物，或折合現金，或賒銷等方式，進行不等價交換，將牧民的牲畜和畜產品收購銷往內地，賺取高額利潤。

　　清朝統治者從維護自己的政治利益出發，同時也為了滿足蒙古上層對商品的需求，以達到籠絡和控制蒙古諸部的目的，對于早期北部口外的蒙漢貿易活動，基本上采取了鼓勵和保護的政策。康熙中葉以后，由政府發給他們的部票(龍票)，其上用滿、蒙、漢三種文字寫有保護商人生命財產的條文，同時還給部分商人封官授爵。

　　旅蒙商的生財之道

　　旅蒙商主要有兩種經營方式：一是行商，以推銷貨物為主，無固定經營地點的“出撥子”。每到春季，出撥子就開始出動，他們將蒙民需要的商品裝在牛車或駝背上，一般是以三四人或十幾個人為一組，沿途不做零售，一直到達目的地。他們一般在王府或寺廟附近支帳掛牌，吸引當地蒙民來購買商品，并把交易所得的牲畜和畜產品運到邊口或內地進行銷售。一是坐商，即一些旅蒙商隨著貿易額的增大，逐漸改變了春入秋歸的“雁行”貿易方式，開始在蒙古各地開設固定的商業網點。坐商開設各種貨棧，有雜貨棧、皮毛棧、牲畜棧、布棧、糧棧、茶棧等。在歸化城、張家口、多倫諾爾等地，大小商號和貨棧林立，有許多行商小販也因資本的擴大而在王府、寺廟附近居住下來。他們一面進行固定的交易活動，一面深入草原腹地流動經商，在大漠南北乃至中俄邊境地區甚至俄國境內都有旅蒙商的活動的足跡。他們中有的人與清朝統治者和蒙古上層關系密切，利用這些權勢的庇護，取得了在蒙古牧區經營商業的特權，逐漸控制和壟斷了內地對塞外蒙古地區商品交易和金融市場并經久不衰。

　　隨著旅蒙商號的增多，貿易范圍的擴大，初期的集鎮貿易點如歸化城、多倫諾爾等地發展成為著名的商業城市。如歸化城“居民稠密，行戶眾多，一切外來貨物先匯集該城囤積，然后陸續分撥各處售賣。”正如清人王循在題詠《歸化城》詩中所云：“穹廬易絕單于城，牧地猶稱土默川。小部梨園同上國，千家鬧市入豐年。”歸化城儼然是塞外沿邊商貿云集，百貨流通，民族貿易興旺發達的城市了。

　　中國近代商業史上最大的旅蒙商號——大盛魁就把歸化城作為自己的一個最為重要的基地。旅蒙商的發跡促進了蒙古草原商業的興起和繁榮。

　　旅蒙商行走的路線，大致有以下幾條：以張家口為出發點的有：(1)張家口——庫倫——恰克圖或烏里雅蘇臺、科布多；(2)張家口——多倫——貝子廟——北部旗；(3)張家口——四王子旗等。以歸化城為出發點的有：(1)歸化城——庫倫——恰克圖；(2)歸化城——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古城；(3)歸化城——向西橫亙沙漠到新疆。此外，還有滿洲——赤峰——經棚和卜魁到海拉爾等路線。

　　旅蒙商不遠萬里、不辭辛勞地到蒙古草原進行貿易，主要是由于塞外草原上的滾滾財源的巨大吸引力。因此，旅蒙商在為民族貿易做出貢獻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旅蒙商獲取的巨額利潤是對蒙民的超經濟剝削，造成蒙古地區的資源與資金大量外流，嚴重制約了畜牧業經濟的發展，成為牧民生活走向貧困的原因之一。這樣，旅蒙商人與蒙古牧民及王公貴族、寺院喇嘛之間因利害沖突，訴訟案件日益增多。

　　為了達到有效地控制蒙古的目的，清朝統治者對蒙古在政治上實行分而治之的同時，在經濟方面的政策亦以是否有利于穩定邊疆的秩序為著眼點的。對于蒙古貿易出現的上述問題，清政府認為，如果封鎖蒙古地區的貿易，必然會引起蒙古社會的動蕩；但放任旅蒙商的自由貿易，又會激化蒙民與漢商之間的矛盾，影響北部邊疆的安定，同樣不利于清朝的統治。于是清廷在支持旅蒙商業的同時，也對旅蒙商陸續制定了一系列條規。對內地旅蒙商出賽貿易人數、時間、攜帶物品都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規定凡赴蒙貿易的旅蒙商人，需向主管蒙古事務的理藩院、或向設在歸化、察哈爾、多倫諾爾、庫倫等地的將軍、都統、參贊領取“部票”，上面寫有商人的名字、經營商品名稱、數量、經商地點、起訖時間。規定不準攜帶家眷、娶妻立戶、建筑房屋；嚴禁輸入除鐵鍋、小鐵器以外的金屬物品；嚴禁放貸白銀等。并須在指定的蒙旗境內經商貿易，由當地盟旗札薩克衙門監督下進行。此外還有課征各種稅賦，對違反規定的要處以罰金，沒收財物、驅逐出蒙古、取消經商權、甚至依法治罪。清政府還派重兵駐守在長城沿邊各關隘道口，來限制蒙漢商民互市貿易往來聯系。

　　盡管清廷對旅蒙商的活動進行了種種限制，但是民族間互通有無、互相交往的趨勢是禁止不了的。清政府“雖經查辦飭禁，而蒙民仍復私行交易”，對旅蒙商的許多規定在蒙古地區并不能認真地貫徹執行。1691年(康熙三十年)，多倫諾爾會盟時，到會的蒙古王公和喇嘛上層人物，一致向康熙帝要求放寬對內地旅蒙商人，到塞外蒙古高原進行貿易活動的限制。這說明，蒙古牧民和王公貴族雖對旅蒙商的重利盤剝強烈不滿，但對其溝通并發展民族經濟聯系所起的作用又有所依賴。旅蒙商貿易成為農牧兩種生產方式互相補充的橋梁。

　　清朝中期以后，由于邊關安定日久，邊禁逐漸放寬，由內地出關做生意的漢族商人越來越多，旅蒙商的隊伍進一步擴大。在蒙古地區經商的旅蒙商大多以歸化城為基地，由于貿易額增大，資金不斷積累，歸化城內許多原來的行商小販變為坐商大賈。歸化城主要的商號有大盛魁、元盛德、天義德、一善堂、三合永、慶中長、天裕德、大慶昌、永德魁、元升永等商號。其中又以大盛魁、元德盛和天義德三家規模最大，被稱為旅蒙商的三大商號，尤其是盛德魁實力最強，生意規模龐大，各種鋪店占據了“半個歸化城”。在三大號的帶動下，外地客商多來此設莊開店。三大號幾乎壟斷了漠北的商品貿易，他們每年把大量的磚茶、布匹、綢緞、百貨販往邊遠的牧區，然后運回當地的牲畜、毛皮和藥材等牟取暴利。他們除運營磚茶、布匹等日用百貨外，還經營錢莊(以放高利貸為主)、牲畜和皮毛販運、藥材收集、糧食加工、釀酒、榨油、制革、制氈等。當時就有“三大號走貨，帶動各行業”和“大盛魁，上至綢緞，下至蔥蒜，無所不走”的說法。大盛魁在買賣城、庫倫、科布多、烏里雅蘇臺、多倫諾爾、張家口等地設有分號，年貿易額約1000萬兩白銀，擁有商運駱駝1500峰。元盛德年貿易額為800萬兩，有商運駱駝900峰。天義德年貿易額700萬兩，有商運駱駝900峰。在清末西方資本沖擊之前，旅蒙商一直是蒙古地區商業貿易的主角，并帶動了當地手工業、飲食服務業和運輸業的發展。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清王朝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國勢日衰。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沙俄先后脅迫清政府與之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和《中俄陸路通商條約》。通過這些不平等條約，沙俄攫取了許多商業特權。而中國商人卻仍需向清政府交納沉重的厘金稅收，在貿易成本上處于劣勢地位。

　　20世紀初，西伯利亞鐵路、中東鐵路以及京張鐵路、京綏鐵路的通車，使俄國將對華貿易的中心由蒙古轉移到東北。中南地區如漢口對俄輸出磚茶，向來依靠經張家口到恰克圖的路上運輸，而修了中東鐵路后，茶葉出口改為先由內地至天津，然后經大連到俄國，俄商還利用攫取的通商特權，直接深入中國內地進行貿易，這種狀況使中國商人在對俄貿易中的中介作用喪失殆盡，并導致張家口、歸化城、庫倫、恰克圖等傳統邊貿中心日趨沒落。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清朝官吏被趕出蒙古地方，旅蒙商失去了保護傘。特別是外蒙古獨立后，宣布所欠旅蒙商的巨額高利貸債權無效，并將其人員驅逐出境，旅蒙商損失甚大。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眾多洋行通過買辦商人，向蒙古地方傾銷工業產品，加速了旅蒙商的衰落。日本帝國主義侵占內蒙古14年的“經濟全統治”，使旅蒙商紛紛倒閉。1945年內蒙古中東部牧區解放，1949年10月內蒙古全境解放，黨和人民政府大力發展民族貿易，對剩下的少數旅蒙商實行限制改造的政策，1956年走上公私合營的道路，旅蒙商最終走下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