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普通市民而言，真維斯是一家休閑服飾連鎖專賣店。十年前在某條大街上第一次發現，十年之后在另一條大街上仍然能夠看到；

　　對于大學生和年輕人而言，真維斯不僅是服飾品牌，更是一連挑戰性活動。它張揚著生命的激情，讓年輕人的想象力和才華一次又一次登臺呈現；

　　對于真維斯公司員工而言，真維斯是一項緊張忙碌的事業和工作，是他們讓這個企業的生命體不斷圓潤、豐滿，不斷延續和膨脹；

　　對于老板楊勛而言，真維斯則是理想的居所，是他全部轟轟烈烈的人生歷史在今天凝聚而成的回報社會、回報國家的精神出發點！

　　□文/本刊記者 白勇 圖/攝影記者 雷輝

　　在他身上，我們感受到了歷史的重量。

　　歷史不光在楊勛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了烙印，也清晰地浮現在他的形象舉止之中。花白的頭發、古銅色的皮膚、四季不變的灰色西裝、溫和有力的言談，仿佛每一個細節都積淀著多年的世事塵煙。他如此與眾不同，整個衣著形象都停留在了上個世紀，卻有著修煉至今才能擁有的洞穿一切的睿智目光。

　　這反而讓他呈現出一種精神力量。

　　他走過來，記者起身定了定神，來迎接這位歷史的見證者、推動者和成功者。握手，手掌寬大而溫暖；坐下來，他望著你微笑像慈祥的父親。然后他用年輕人一樣響亮的聲音，向記者述說著那段轟轟烈烈的舊事，和人們不屈不撓的心！

　　看得出來，他依然保持著年輕時代的昂揚精神。之所以如此，他解釋是因為他已經沒有金錢的欲望，因而沒有來自個人的煩惱。此時事業的動力成了一種社會責任感和精神需要，所以他必然以“達則兼濟天下”的胸懷，來回報社會，來引導更多的年輕人擁有自己當年那樣上進、努力的人生。

　　那么，這個人有怎樣的當年？

　　一個偷渡客的“平臺+努力”

　　楊勛應邀到大學里講人生，他指著桌上一只杯子，問兩邊的同學：“你們看到的這只杯子，有沒有柄？”左邊說有，右邊說沒有。又問：“誰是對的？”兩邊的人七嘴八舌。他笑呵呵地說：“都對。但是大家都只看到了局部卻沒有看到全局，所以人們總是要發生爭執，所以偏見和誤解總是不斷。”

　　臺下頓時安靜下來。“其實人生的所有問題，都濃縮在這只杯子上。少數克制自我看到全局的人，成為后來的成功者；同時這也說明人生是一個不斷作出判斷讓時間來檢驗的過程，空間上的辯證關系是局部和全局，時間上的辯證關系，是因果。不能在空間上做出全局性的正確判斷，就會經不起時間的檢驗，必然結出失敗的苦果。”

　　按照這樣的因果邏輯，楊勛今天的成功，正是緣于當初偷渡香港的判斷——

　　1972年夏天，一個深夜。不滿20歲卻已經當了三年農民(“知青”)的廣東惠州人楊勛，趁著月黑風高來到海邊，悄無聲息上了一條接他的小船，然后突突突地向一個陌生的世界駛去。他要偷渡去香港。那個傳說中車水馬龍、燈火輝煌的城市，是他夢中的天堂。

　　楊勛年輕的身體里奔涌著兩個字：渴望。渴望擺脫貧困，渴望幸福生活。從這一天起，他終于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了。偷渡成功后，他找到先一步到香港的哥哥楊釗，住進了40平方米睡16個人的“籠屋”，然后開始打量這個陌生而神奇的城市。

　　從落后封閉的大陸一下被扔進繁華的花花世界，處處是撲面而來的新鮮刺激，四周都是生機勃勃的市場，身邊總有人在談論賺錢，每一個人的勞動都能獲得回報。這一切在大陸都不可思議，這一切都讓楊勛胸中的渴望變得更加迫切而強烈起來！同時他發現，香港是一個信息對每個人公開、所有人都能公平競爭的打拼者的天堂。而這，正是處于社會底層的楊勛最需要的。

　　“一踏上堅實的土地，就撒腿快跑”。楊勛在哥哥做事的工廠找到活干，嫌不夠，就同時在三個制衣廠干活，做熨燙工。他有的是過人的精力和旺盛的斗志，拿著比別人都少的一天僅6港幣的薪水，上午、下午、晚上，他狂熱而快樂地奔波在三個工廠之間。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學習一切可以接觸到的東西……不到兩年，楊勛憑著吃苦耐勞的精神，掌握了制衣業全套技術和工廠運營的方法；這時同樣聰明肯干的哥哥也被提升為廠長。

　　到1974年，兩兄弟脫穎而出，在打工族里引人注目。不久有朋友邀約他們合伙創辦自己的服裝廠。兩兄弟一商量，在這個全球著名的自由貿易城市，在這個窮人也能公平競爭的平臺上，為什么不自己干？！兩兄弟借了10萬元，把廠干了起來，取名“旭日”。

　　今天楊勛回顧這一切，他總結說一個人成功的條件，離不開運氣、能力和努力。運氣其實就是機遇，你昨天的努力就是今天的運氣，今天的努力就是明天的運氣。而能力，也可以通過努力得到提高；美國作家史蒂文·貝格拉斯則認為，成功的條件是“平臺+努力”。平臺可以自己搭建，也可以環境提供，但努力永遠是自己的事。

　　努力，是一切美好結果的因。

　　格子牛仔褲

　　上世紀70年代，香港經濟蓬勃發展，成百上千家制衣廠散布在港島各地。外貿公司獲得歐美國家的服裝配額訂單后，再轉手交給這些制衣廠代工生產。

　　楊勛和哥哥新成立的旭日制衣廠，就以此為生。600平方米的廠房，100個工人，每個月要做3000打的訂單，才能養活工廠。但兩兄弟運氣實在不好，時值美國經濟不景氣，工廠開張不久就吃了上頓沒下頓，兄弟倆的日常工作變成了東奔西走找米下鍋。

　　年底時眼看沒活干了，再拖下去工廠就要倒閉。兩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四處打聽誰手里還有干不完或者干不了的活。這一天，一個朋友對楊釗說：“有一個兩百打的牛仔褲，你能不能干？”楊釗眼睛一亮，急忙應承下來。

　　對方拿來樣板，楊釗幾乎傻了眼。這是什么褲子？從沒見到過。在牛仔布上打出四英寸見方的一個一個的格子。雖然難看得要命，但美國人就要這個。關鍵是，誰也不知道這活該怎么做，從美國拿了樣過來，也沒人敢接。

　　楊釗心一橫：“難是難了點，但是我們做！”

　　雙方開始談加工費，應該多少錢一打？沒人做過，不知道。楊釗說：“我的工廠一個月做普通牛仔褲3000打，我看這200打格子牛仔褲，也差不多夠我們干一個月了。那么就按3000打牛仔褲的價錢算吧。”對方沒怎么想，答應了。算下來每打價格299港元。

　　意向性協議談定，楊釗拿著牛仔褲急忙回廠組織人研究技術。這邊剛開始夜以繼日絞盡腦汁，那邊一個電話打來，追加600打訂單。接不接？兩兄弟相互看了一眼，接！

　　沒幾日，對方又一個電話打來，還要追加3000打！但必須確定交貨時間。當時楊釗不在，合伙人幾乎跳了起來：“楊釗簡直是瘋了！200打做不做得了還不知道，600打也接了，這3000打什么時候能交貨誰算得出來？不接！”第二天楊釗回廠聽說此事，立馬前去找到對方，說：“你能不能給我兩個禮拜的時間，等我把技術攻下來，就能告訴你什么時候交貨。還有，將來追加的單，我們都接！”

　　楊釗之所以敢這樣說，是因為他的算盤打得和別人不一樣。

　　他知道，只要解決了格子問題，這褲子和普通牛仔褲就沒有什么區別。那時生產效率必然提高，再以這樣的暴利價格和訂單增加的速度計算，旭日廠光做格子牛仔褲，就能一夜暴富！所以怎能不算大賬而去算小賬？！從那時起，楊勛就學會了從全局高度觀察和思考問題。

　　事實上，技術的難題很快就攻克了，他們研發了一種小模具將格子固定住。

　　負責生產的楊勛全力以赴，總算熬過了第一個月，200打的任務雖然沒有完成，但他們終于可以接下所有的單。第一年最終生產了10多萬打，工人從100多人擴大到1000多人，廠房面積由600平方米擴大到10000平方米。

　　“這就是我們賴以起家的格子牛仔褲的故事。這種褲子始終沒有在香港市場上出現，它只存在于民間的傳說中。”楊勛說，這就是機遇。“這10萬打單子對我們太重要了。你算算，200打就能養活我們工廠一個月，一年10萬打，能賺多少錢？！”

　　楊氏兄弟一戰定乾坤。第一桶金賺得盆滿缽滿。

　　有經濟學者分析這一案例后認為，兩兄弟的成功是必然的。一是年輕，有熱血男兒的冒險精神；二是來自內地，沒有復雜的本土關系擾亂決策；三是兄弟倆那時依然住在16個人的“籠屋”里，沒有任何財產也沒有任何顧慮，大不了失敗后重新給人打工，“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四，他們已無路可走，不存在為選擇格子牛仔褲而付出“機會成本”；五，新生事物的出現意味著過去的經驗正在沒落，從概率上講更容易成功，一旦成功，就能實現差異化，異軍突起。

　　在相反的角度看，就是香港本土企業不敢接單的原因。

　　推動改革開放歷史進程

　　(一)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動蕩的大陸已經平靜下來。剛醒過來的中國人重新點燃了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就像冰層下洶涌的潛流，漸漸匯集成了國家意志。

　　此時在香港，前幾年外貿公司將訂單轉手給制衣廠時，平均每打只收6港幣費用，然而由于全球經濟下滑，訂單漸少，工廠爭搶加劇，到1976年時外貿公司收取的費用漲到每打126港幣！制衣廠的利潤幾乎被鯨吞殆盡；同時，香港經濟的繁榮已使人力成本迅速增加。配額和成本，已壓得企業不堪重負。

　　這意味著，工廠做得越大面臨的風險就越大。

　　此時已經成立旭日集團的楊氏兄弟，決定轉型，將旭日由本地加工企業，轉型為以香港為總部輸出資本、在有配額且人力成本低的地方進行生產的跨國企業。1976年，他們將廠開到菲律賓，1977年到了印尼，1978年回到了中國大陸。這一年3月，他們在廣東順德容奇鎮投資辦廠，開了歷史之先河，成為最早進入中國內地的海外企業，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1977年時，外經貿部設在香港的華潤公司找到楊氏兄弟，說：“大陸的政策就要變了，歡迎你們回家鄉去辦廠。”說到回家，兩兄弟眼圈一下就紅了。與父母親人離散，在外過著幾乎非人的生活，顛沛流離這么多年，從來不敢回去。現在，終于可以衣錦還鄉了！

　　兩兄弟小心翼翼地問：“我們可是偷渡過來的……”

　　來人笑了：“保證不會出事。”

　　此時，大陸還沒有海外來投資的先例，不知具體該怎么弄。兩兄弟立即回家，根據在其他國家的經驗寫了一個方案：旭日投資辦廠，派人管理，下訂單，提供原料，產品返銷出口；大陸方面只需提供建廠的地皮和工人，賺取加工利潤和工人工資。

　　方案呈上去，不出兩月國務院有關部委批復下來：“同意(補償貿易，來料加工)。”楊勛呵呵一笑，對聽得入神的記者說：“咱們國家‘補償貿易，來料加工’的提法，就是這樣來的。”

　　第二年3月，工廠在順德建起來。機器一響，當地就熱鬧起來了，工廠附近的副食攤點越來越多。旭日利潤一夜暴漲，別的香港企業一看眼紅了，也紛紛通過華潤進入內地。就這樣，珠三角的來料加工業態被迅速帶動起來，兩三年之后，整個廣東經濟蘇醒。“當初誰會料到，我們這個小小的企業會為國家做出這樣的貢獻？！”

　　“這當然是我們的榮幸。因為香港人開公司講究三條原則：取勢、明道、優術。”楊勛分析道，“做企業最關鍵的是要善于‘取勢’，把握趨勢才能決定方向。當時我們就想，內地窮了這么多年，現在好不容易國家和人民形成了共識搞經濟，難道會走回頭路？佛講萬物生長都有輪回，有因果。這就是輪回，窮得太久了，現在該富了。”

　　(二)

　　1979年，改革開放閘門大開。華潤又帶著兩兄弟到北方參觀考察。兩人發現江蘇、山東、遼寧等地，有著大量南方沒有的服裝廠、印染廠、織布廠，但是都處于半停產狀態。為什么不直接把訂單給他們做呢？這樣旭日不就不用投資建廠了嗎。

　　與有關方面一商議，政府求之不得，一拍即合。

　　很快，旭日集團實現了第二次轉型，由生產商又轉變為國際貿易商。這時兩兄弟明確分工，董事長楊釗主抓市場，副董事長楊勛主抓生產。楊釗從歐美拿到大量的服裝訂單，楊勛則帶著他擅長生產管理的干將們走南闖北，穿州過縣，一個省一個省地談，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地動員，第一個單給了遼寧沈陽一家工廠，做燈芯絨褲子——原來是V型，掉毛，外國人不要，旭日接單后改成W型，不掉毛了。第二個單給了山東，然后是江蘇、浙江、湖南、湖北、河北、黑龍江……

　　兩三年內，不到30歲的楊勛在全國各地發展了200多家企業為旭日做訂單，然后在每一個廠都安排自己的人，進行高強度的觀念教育和監督管理。一夜之間，過去要死不活的工廠，又開始機器轟鳴；工人們重新煥發出活力，四處歡聲笑語；內地很偏僻的企業，也因此有了國際意識。就這樣，內地紡織行業漸漸呈現出勃勃生機。

　　“這就是大趨勢！”回憶當年轟轟烈烈的創業史，楊勛的興奮溢于言表，“是人心！這其實是人心匯聚成了不可遏制的滾滾洪流，它來得太猛烈了。是的，一切該來的終究會來。有幸的是，我們趕上了這趟頭班車。”也正因為如此，楊氏兄弟才幾乎沒付出什么成本，憑著觀念和手里的訂單，就成功整合了全國資源，為己所用。

　　最高記錄是，國內企業兩個月內為旭日生產了40多萬打褲子，共500萬條，賣到美國每條賺5美元。兩兄弟又在美國注冊了一個品牌搞批發，其間的利潤不得而知。總之旭日每年的出口量，達到了100萬打。然后年復一年地做著。

　　房地產！房地產！房地產！

　　這些年，楊氏兄弟在世界各地打理買賣，接觸到了各種思想觀念和人文習俗，也領教了各種制度和文明的沖突，眼界和生意的手段都越發高明了。但讓他們內心受到巨大撞擊的是，每次出入大陸，所接觸到的貧窮現實與香港的繁榮，總是落差巨大。這么大一個國家，每到一個地方，看到的都只讓他們心酸……

　　漸漸地，兄弟倆隱隱有了另一些心思。

　　到1981年，香港經濟多年的快速發展，使每年銀行的存款都保持了4倍以上的增速，財富的積累，使房地產市場需求極其旺盛，整個香港就像人聲鼎沸的大賣場，招標、評估、競投、拍賣，土地交易灸手可熱。但隨之而來的世界經濟蕭條和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突然令港人出現信心危機，1982年樓價暴跌60%，1983年全面崩潰。

　　多年來，旭日集團在香港都是租賃他人廠房。此時房價由盛而衰，跌破市道，兄弟倆急忙召開董事會商議。楊釗問：“怎么樣，做不做房地產？”楊勛急忙說：“做！為什么不做？！”

　　最后大家一致認為，這正是進入房地產市場的最佳時機。這樣，不但解決了手里大量現金的出路，有了一個絕佳的投資方向；而且還可以把地或房子抵押給銀行做目前工業和貿易的擔保。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

　　于是兩兄弟將大片的廠房低價買下，自己用不完，就租給他人。

　　到1984年，鄧小平與撒切爾夫人《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的未來方向明確了，房地產市場重又復蘇，第二年即呈現上漲勢頭。兩兄弟見勢，立即出手，于1986年斥資2.08億港幣，買下了香港中心區域尖沙咀新鋼行40%的樓盤。楊釗說：“充滿活力和競爭力的香港，一定會使1981年的高價行情再次出現。”

　　果然，此后連續15年，香港房價年均增長20%。1990年價格漲到1981年的一倍以上，該年香港銀行的存款是1970年的82倍！港人的巨大財富，需要出口，而每年50公頃的土地供應量又使房地產價格易升難降。房地產成了資金蓄水池，港商在本地和外地賺取的大量利潤、香港公民的相當大一部分收入和銀行貸款、大量外資資金，都進入了房地產市場，造成資金拉抬效應，房價狂升不已。

　　瘋狂的炒家也出現了，為了抓住機遇，許多人往往僅憑地產經紀人電話中的描述，就草草決定購房。一些經紀人甚至對顧客說出這樣的話：“什么？你還要考慮一兩天！當然不行，有很多人等著哩。你不買的話，過三分鐘就沒了！”到1995年，中環、尖沙咀等中心地帶的價格已漲到10多萬/平方米！房價和人心變得如此瘋狂，從周期曲線來看，已經到頂了。

　　兄弟倆將尖沙咀的樓盤果斷出手，賣了14億港幣。10年時間，賺了7倍！

　　“很少有比這更賺錢的生意了。”楊勛至今感嘆不已。

　　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席卷而來，香港樓價再次一泄千里。所有握著樓盤的人都哭天搶地，要死要活。楊氏兄弟則躲過了這一劫。不過此時他們又興奮起來，手里已經握得發燙的現金終于在這一波樓市的低谷期，又有了出路。1998年，兩兄弟斥資12.4億港幣買下尖沙咀旁的北京道一號，然后花7億建成了香港新的標志性建筑。“然后，就讓它放在那兒。”

　　“現在，它已經成為尖沙咀的地標了。我們總共投了不到20億，現在估價，已經超過40億！”翻了一倍的數字，已經龐大到楊勛沒了感覺。此時旭日集團已在香港上市，實現了第三次轉型，進入資金密集型行業。

　　1999年，美國《福布斯》雜志將旭日評為全球300家最優秀的中小企業之一。

　　當真維斯來到中國

　　旭日已成為龐大的資金運作機器。

　　90年代初，楊氏兄弟兵分兩路，一路是資金密集型的房地產和金融戰車隆隆開進，由楊釗率領；另一路是人力密集型的加工貿易，以及正準備在全國攻城掠地的服裝

零售業，由楊勛率領。

　　進軍服裝零售業的理由，一是加工出口受配客限制，難有更大作為；二是國內經濟的發展，使市場由供不應求開始變得供求平衡，最終必然供大于求，成為買方市場。生產企業之間的競爭將日益激烈，好日子將一去不復返了；三是人們的消費需求增長迅速；第四，做加工，工廠有多大生意能做多大，做零售呢，是市場有多大生意就能做多大！這完全是兩個不可同日而語的概念。

　　既然產業鏈的利潤重心，正在從生產轉向零售，那么旭日為什么不做零售呢？

　　1990年，旭日收購了澳大利亞休閑服飾品牌Jeans West，成立了旭日集團下屬的真維斯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楊勛出任董事長。楊勛指揮Jeans West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發展了200多家專賣店，成當地第二大服裝品牌之后，1993年，進入中國。

　　初來乍到的真維斯，在中國將怎么做？

　　楊勛的策略是，放棄繁榮的廣東，舍近求遠，選擇長江流域以北的市場。

　　原來，真維斯并非第一個進入大陸的休閑服品牌，廣東已經有別的品牌在做。在此情況下，楊勛決定“避實就虛”。率先進入廣東以外更廣闊的空白市場，強力“引導潮流”，這樣真維斯不就成為中國市場影響最大的品牌了嗎？市場地位即可一戰而定。“這就是策略！你愿意付出十分的代價獲得六分的成績，還是愿意付出六分的代價獲得十分的成績呢？”

　　1993年5月，國內第一家專賣店在上海南京東路閃亮開業。定位中高端市場的真維斯，成為大陸出現的第一個大面積推廣的休閑服飾品牌。之前人們從來沒見過休閑服，更沒有這樣的概念，代表國際最新款式的真維斯在各地一出現，立即對人們著裝理念形成巨大沖擊。楊勛回憶說：“內地休閑服飾的供求，遠未達到平衡，生意隨即一炮而紅。在青島，甚至出現了瘋狂搶購的場面！”

　　1993年12月，真維斯青島店開業。那是位于一家百貨公司八樓的店中店，不到100平方米。楊勛預計當天營業額做到6000元人民幣，就很不錯了，結果出人意料，賣了十幾萬！“從中午到晚上，擁擠不堪的消費者完全不可思議，完全瘋了，搶！還打架！我們不得不請了十多個保安來維持秩序。然后牽線把人攔在外面，每一撥放20個人進去，限定時間，買完了出來再放第二撥人進去……”

　　講到這里，楊勛的笑容后面，表情復雜：“在中國服裝行業，這可能也是絕無僅有的事了。但是看見這樣的場面，除了興奮，心里還有一絲悲涼。這個國家的人民，被封閉、落后禁錮得太久了。一旦有了錢，就成了這樣……”

　　不過站在企業經營角度看，這正是真維斯全力擴張跑馬圈地的機會！到90年代中期，國內休閑服飾理念日漸成熟，江浙、廣東一帶的休閑服企業跟風出現之時，真維斯專賣店已經開到了四川、重慶、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蘇、上海等整個長江流域，以及華北的各個一二級城市，直營店達到500多家(真維斯80%為直營店，這樣利于長久經營)。

　　旭日集團由此實現了第四次轉型。

　　局部修正是為了全局提升

　　一個人獲得事業的巨大成功時，除了掌聲和財富，還意味著他將在一個新的平臺上，面對更大的困難和必須掌握克服困難的更強的能力，他還必須面對新的競爭威脅，并忍受更大的痛苦折磨。

　　1996年秋，真維斯突然跌入低谷。旺季報表顯示，大多數店基本賣不動貨，顧客群也不能再發展了，當初快速開店掩蓋的種種問題也暴露出來，人心煥散，效率降低。楊勛心急火燎趕到各地一看，臉就黑了下來。然后回公司召集大家開會，“大家都說，問題何在？”

　　有人認為，是定位與消費人群錯位。真維斯的消費人群定位是18~25歲的年輕人，大陸的這部分人群購買能力差；但中高端的價格，使一件小小的T恤動輒也在200元以上。這樣的錯位，必然在年輕人新鮮感和第一波購買沖動消失之后，難以激起第二波熱情；

　　有人認為，大陸經濟

宏觀調控“軟著陸”之后，企業運營吃力，市場又供大于求，企業競爭加劇效益下滑，下崗人員增多，同時醫療和教育開支增大，人們不得不縮減消費

持幣待購，致使出現全國性消費疲軟。這是大環境的原因；

　　有人認為，大陸經濟的發展，還不足以使休閑服成為服裝消費的主流；

　　有人認為是設計不符合年輕人心理，有人說可能是服務和管理的問題，有人說可能是數據掌握不準確，有人說是門面租金太貴，有人說是員工培訓不足……

　　大家各執己見，都強調自己的觀點，吵得面紅耳赤，桌子拍得咣咣響。

　　此時楊勛很痛苦。作為董事長他必須痛苦，他必須在這個新的平臺上站穩，迎接前所未有的風暴。最后他發言，他一字一句地說：“你們說得都對。但一個機構最不可動搖的，是它行事的基本宗旨。所以不到最后階段，我不會調整定位。”所有人都把目光盯著他，“其實真維斯的問題，是方方面面的系統問題，是企業做大之后各個子系統的小目標，尚未實現優化。所以應該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解決。”他有自己非常堅定的想法：公司在高速發展過程中種下的種種隱患，正好借這次磨難進行脫胎換骨式的改造！

　　其實楊勛不慌不忙，氣定神閑。他有剛回籠了14億港幣的旭日集團作堅強后盾，他只需按部就班做該做的事。

　　最后真維斯用了2~3年的時間，從小到大修正了每一個可能存在的問題。嘗試了所有方向之后，都沒能扭轉局勢。看來，該調整定位了。

　　1998年底，楊勛對真維斯進行大手術，將“引導潮流”的戰略定位改為“緊跟潮流”，并把價格下調為中檔，全面迎合70%~75%的中檔消費人群的消費心理，甚至將T恤降到了最低30元。然后專賣店延伸到全國各二三級市場，特別是受中心城市消費潮流影響的周邊衛星城市。這一調整，真維斯第二年就緩過氣來，實現了連年增長。

　　“過程很難啊！如果當初不從小處著手進行企業素質的全面提升，真維斯現在不會有這么好的基礎。”楊勛看著遠方，“任何決策，你都不能只看到一個或幾個側面(就像杯子的例子)，而應轉換多個角度，看到整個系統，看到全局和未來的要求。這才是真相。否則都是偏見。在偏見之下你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嗎？”

　　“你最好還要有點政治家的素質。學會從小處著手，然后從側面迂回，順理成章地把更大的問題一并解決掉。正如蔣介石以追剿紅軍的名義，達到了蕩平南方諸省的目的。所以我在解決定位問題時，也順便將企業素質進行了全面提升。”楊勛哈哈一笑，“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

　　2005年，真維斯連鎖專賣店做到了1100家，營收超過20億。楊勛說，真維斯不求速度只求穩健，只要與國家GDP增速掛起鉤來，增速每年高出GDP3~5個百分點即可。這樣，真維斯的擴張就不盲目，而是永遠與國人的消費能力保持一致。

　　我拿什么奉獻給你

　　2006年8月，上海服裝行業協會授予真維斯“2006年中國服裝行業領袖品牌”，是唯一一個獲此殊榮的休閑服品牌，行業領頭羊地位被再次確認。

　　企業經營事務理順之后，楊勛將更多的精力轉向回報社會。

　　正如企業信用理論奠基人諾曼·里爾所說“只有甘愿做好事的公司，才能使自己做得更好”，旭日集團也因為他們真誠的社會公益事業，而獲得了社會更廣泛的贊譽。

　　楊勛在集團總部設有公益社，還和哥哥成立了香港慈輝佛教基金會，專門從事慈善活動。他們捐資900萬元設立“真維斯大學生助學基金”，捐資近2000萬元支持希望工程，包括在貧困地區捐建了20多所小學，資助“助學長征”大型籌款活動，支持西部十省的基礎教育設施建設等等。楊勛說：“孩子是無辜的。我只有用這樣的辦法來幫助他們。”

　　1992年至今，楊勛已連續舉辦了15屆“中國真維斯杯休閑裝設計大賽”，成為影響最大的大學生賽事之一；2002年開始舉辦“真維斯全國極限運動大師賽”、2005年開始舉辦“真維斯超級新秀”評選，以及模特大賽等年輕人熱衷的賽事。這些賽事，不但促進了校園文化建設和年輕人的上進心，同時也培養了真維斯大量的消費人群。

　　多年來，兄弟倆已累計為社會捐助了2億多人民幣。

　　向來低調做人做事的楊勛，卻熱心于演講。近年來，他不光兼任了東華大學、南京大學、天津紡院、北京服裝學院等一批高校的顧問或教授，還在全國25所高校巡回演講，講如何創業與守業，講人生與智慧。從觀念和方法論上，幫助即將進入社會的學生。

　　楊勛一直以“達則兼濟天下”為己任，他說：“今天，我已經不是為自己而工作，因為我已經不需要錢了。我是在為社會，為3萬多員工和他們家庭的幸福在努力。我們倡導愛人如己，人生價值在于為他人、為眾生、為社會。所以我們舉辦的一切活動，首先想到的是怎樣為國家做些什么。除此，我還能拿什么奉獻給我們的國家！”

　　這一切，正是這位從不顯山露水的草根企業家，當年與哥哥在全國各地做服裝加工看到國家的貧困時，就暗暗下定決心要做的事。

　　14年前，楊勛就皈依了佛門。采訪結束時，記者問：“你認為佛教的真義是什么？”

　　“自覺，覺他，覺滿。三個層次，三種境界：自覺，自己覺悟了；覺他，使他人覺悟了；覺滿，自己和他人在所有問題上，都覺悟了，通了。”

　　“那么，你的內心應該充滿了歡樂？”

　　楊勛抬頭看著遠方，“是的。”

　　(編輯 李豐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