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發現新上海

　　本報記者 周 揚 上海報道

　　幾乎每個周五晚上，毛瑞斯(Maurice Ohana)都會帶著他的家人，一起來到上海市虹橋路1700號——美麗華花園的一幢白色別墅。

　　這是他們的新家園，上海猶太人俱樂部——2000年專程從美國請來拉比(rabbi)之后

，定居在上海的100多個猶太家庭在這個安靜的城市郊區，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安息日。

　　那些安息日的夜晚，男人和女人分列兩邊，年幼的猶太孩子在父母身邊注視著莊嚴的儀式——他們大多在上海出生，從小接受正規的猶太教育，他們在拉比的帶領下一起唱歌，一同祈禱，最后共進晚餐。

　　白色桌布覆蓋的長餐桌將這些猶太家庭連接在一起——雖然他們有不一樣的國籍、不一樣的頭發顏色，卻有著相同的、傳承了五千多年的猶太血統。

　　與這樣悠長血統共生共長的，是沉淀幾千年的商業基因。這100多個猶太家庭大多從事貿易，長長的餐桌也是討論中國生意的固定場所，他們交流長三角哪些企業的

　　半個世紀后，猶太人再一次重聚上海——不僅是為了緬懷二戰艱難歲月里父輩們在上海得到的庇佑，更是為了效仿19世紀下半葉敏銳的祖先，試圖在上海開拓猶太商業的又一個黃金時代。

　　這100多個猶太家庭，只是全球1400萬猶太人中的極少一部分。但在全球化的年代，猶太人如魚得水——散居全球的兩千年來，他們以商業為立足點，從一個國家遷移到另一個國家，在他們的心目中，生意從來無國界。

　　毛瑞斯一家

　　毛瑞斯是上海猶太人組織的領導者。1999年，出生在法國的毛瑞斯和家人來到上海定居。此前，他在法國開設紡織品貿易公司，并已經和中國企業打了多年的交道。

　　很快，毛瑞斯敏銳的發現中國產品缺乏時尚元素，在設計和物流方面也存在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同時擴大在中國的業務，毛決定舉家遷徙到上海——這里是全球制造業中心長三角的樞紐城市。他說，他的同伴們也因為同樣的原因來到這里定居，設立了自己的企業。

　　毛瑞斯花了5000萬買下位于江蘇北路的一幢辦公樓，他給他的上海貿易公司取名“龍飛”(Longfield)。

　　毛瑞斯的閑暇時間并不多，從上午10點到晚上8點，他都要忙著照顧自己的生意——從中國采購紡織品、日用品等，再賣到歐洲和美國，“因為和歐洲、美國有時差問題，晚上回家我還會繼續工作，聯絡海外的貿易伙伴。”

　　“定居在上海，好處是可以實地去看貨。”他們的中國的供貨商來自全國各地，操一口法語的毛瑞斯可以流利地說出山東、江西、江蘇、浙江這些供貨地名，他的公司職員來往于上海與供貨地之間，提出產品的定制要求，然后讓中國企業生產。

　　毛瑞斯一家對于中國的變化感到吃驚，無論是生活環境還是商業環境，這幾年上海的發展，“讓我覺得和歐洲的城市沒有什么區別”。

　　他們融入上海生活的速度和他們的商業是同步的。在剛到上海的第一個星期，怕家人不能適應中國的生活，毛瑞斯做了很多卡片，標明家的地址、醫院、警察局的位置等等，“但一個星期以后，這些卡片全都扔了，孩子們的適應能力很強。”

　　現在，分別掌握了法律和工商管理的專業技能的兩個女兒在復旦大學進修中文，并在父親的公司里工作，其中一個還經常輾轉于香港和上海之間。

　　平日，毛瑞斯請了一位上海阿姨負責打理家務和做飯。在毛瑞斯妻子的指導下，這個上海阿姨也能做出猶太人的飲食。并且，毛瑞斯對四川菜情有獨鐘，春卷、水餃也是他常吃的中國食品。

　　他的妻子對中國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在家相夫教子之余，還要學習中國茶道、中醫和按摩。“閑暇時也會去逛逛襄陽路小商品市場。”

　　上海猶太人的生意

　　毛瑞斯一家來到上海的時候，正是外商在中國的直接投資進入一個新的高峰期，“1999年整個上海只有二三十戶猶太人家，大多是在中國搞貿易的。”毛瑞斯回憶說。

　　此前十年，來到上海的猶太人已經在陸續增加，“這跟國內80-90年代外商投資的增長趨勢是相吻合的。”上海猶太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王健說，21世紀上海的迅猛發展，令前來淘金的猶太人數量急劇增加。據統計，1990年外商直接投資總額65.96億美金，1999年升至436.39億美金，而三年后的2002年，這個數額獎金翻了一倍——847.51億美金。

　　“2004年還只有600多人，到了2005年人數就翻了一番。”王健估計，目前定居上海的猶太人有1200人左右。而根據毛瑞斯的統計，這個數字超過1500——“雖然并沒有官方的確切數字，但猶太人群體聯系很緊密，只要有新到的猶太人，就會四處尋找同胞，總能聯系上。”

　　王健說，這樣快速增長的上海猶太群體，可以被視為猶太人第三次重返上海。

　　在近代上海歷史上，共有三次猶太移民高潮。作為經濟型移民的塞法迪猶太人，在1840年鴉片戰爭后就陸續來到中國，而利用上海獨特的經濟環境和區位優勢集聚財富，成為了移民上海的直接動機。

　　王健介紹，貿易活動是近代上海猶太人開展最早的經濟活動，“這是一種利市百倍的生意，具有敏銳商業投機眼光的猶太商人不會不注意到這一點。”

　　位于陜西北路500號的西摩路教堂建成于1920年，締造者猶太商人沙遜曾經在上海富極一時。除了貿易，房地產經營是上海猶商另一個生財之道和投資重點。

　　進入20世紀20年代以后，塞法迪猶商通過獨資創辦或合資創辦金融機構，通過影響上海金融市場擴大其在上海經濟中的影響力。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上海猶商開始陸續撤離。直到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他們才重返上海灘。

　　曾在二戰期間避難上海的英國猶太人艾森伯格是此間的先行者。1983年，他在上海投資建立的耀華-皮爾金頓玻璃廠一直延續至今，當年是國內最大的一批中英合資企業，也是最早進入浦東的合資企業之一。1993年，該公司成為國內平板玻璃行業的首家上市公司。艾森伯格還與上海市簽訂了建立浦東鉆石交易中心的協議，在他去世后，這個協議在金茂大廈變為現實。

　　在近代上海的經濟史中，“猶太人的經濟活動主要集中在投機性較強的金融、貿易和房地產方面，對工業和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明顯不足。”王健分析說，聲名顯赫的沙遜家族是其中一個典型代表。

　　現在，轉口貿易是上海猶太人從事的最主要的商業活動。按照毛瑞斯的估算，上海猶太人一年的貿易額可以達到20億-30億美元。另外，小部分猶太人在電子行業、高科技領域和房地產方面也有投資，但不是主流。

　　不過，這些上海猶太人很少購買中國的金融產品，毛瑞斯分析說，“這跟上海的國際金融機構太少有關，合資銀行有不少，但還要等真正國際化的金融機構多起來才會考慮。”

　　為什么是上海

　　“本以為猶太方面的傳統正在慢慢淡化，沒想到卻在上海受到這么正規的猶太教育。”

　　在美國算是猶太移民第三代的猶太人包安祝(Andrew Polins)說，上海的猶太文化是有歷史傳承的，宗教信仰方面的問題得到解決，是上海猶太人越聚越多的一個原因。

　　包安祝只有26歲，卻已經來到中國5年。在哈爾濱念大學，后來又去北京讀過書，2003年，包來到上海工作。他目前在迪士尼兒童天地的香港分公司任職，主要負責在大陸采購服裝和原材料。他說，上海和長三角的大中城市他都跑過，跟很多民營企業混得很熟。

　　毛瑞斯告訴記者，美國拉比來上海主持猶太教的活動之后，更堅定了許多猶太人留居上海的信心，“也會吸引越來越多的猶太人到上海。”

　　“而猶太人的商業性格，又決定了會與上海這樣的城市相處得特別融洽。”

　　王健說，這需要分析歷史上猶太人善于經商的原因——猶太人寄居他國，沒有自己的土地，只能做手工業和貿易。“他們的優勢在于，離散在世界各地的猶太血緣聯系，使得跨國貿易更加便利。”

　　中世紀的基督教不允許放高利貸，猶太人拾遺補缺，做起了高利貸的生意，“那是最初的金融交易形式，猶太人很早就會進行金融運作了，幫助封建君主

　　在資本主義興起時，因為有這方面的積累，猶太人在商業領域就顯現出超過其他民族的優勢。而近代上海以貿易開港，服務業有很好的基礎，這與猶太人的特長完全吻合，正是施展拳腳的好地方。

　　王健認為，歷史上的種種遭遇使得這個民族的自我保護意識很強，他們習慣了遷徙輾轉，因此也更愿意投資容易變現的產品——貿易是其中最好的選擇，做制造業、建造工廠是沒法帶走的。

　　事實也是如此。現代上海猶太人的主要投資領域還是貿易，并沒太多涉及制造業。“猶太人喜歡自己做老板，而貿易是最容易起家的，他們跟中國的溫州人很像。”包安祝說，這是他在浙江幾年總結出的經驗。

　　王健認為，上海

　　據毛瑞斯介紹，已經有一些小的猶太人開辦的咨詢公司、事務所來到中國，醫療衛生方面也有中國的合作項目，譬如猶太人的醫療團體會定期跟上海瑞金醫院交流。

　　而一些年輕的猶太人，比如包安祝正在逐漸轉變觀念，開始為大的跨國公司打工，并沒有選擇自己去做猶太老板。

　　雖然與傳統的猶太人相比，包安祝的觀念有些前衛，但每次禮拜結束后很長時間，他的頭上還戴著猶太人傳統的圓形kipa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