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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庫克
《中國人史綱》是臺灣作家柏楊的代表作，于三十多年前在獄中寫成，曾被列為臺灣社會影響力最大的10部書之一。最近該書被重新排版推出，受到廣泛推崇。
歷史對于普通民眾來說大致有兩個了解渠道，一是學校的的歷史課本，二是影視文學
。但通過這樣接觸到的歷史，常讓人有種不真實的感覺。究其原因，這些所謂的歷史都在某種程度上被簡化，或被戲劇化、精神化，成為宣傳教育、甚至娛樂大眾的工具。
例如宋朝名將岳飛，這位民族英雄為國抗敵卻被奸臣誣陷殺害的故事可歌可泣，千百年來作為一種精神象征，受到人們敬仰，以為楷模。而如果熟讀歷史，或在柏楊先生引領下深思，卻會發覺這愛國事跡背后，卻隱藏著許多故事。首先，岳飛抗擊的金國同屬中國，且宋國同遼國、金國的內戰也說不上誰對誰錯，那么其“愛國”的稱法就需要打上問號。其次，當時宋國皇帝趙恒被金國俘虜，繼任皇帝趙構生怕趙恒被救回來踢自己下臺，心情復雜，可岳飛偏要主張抗敵，去救前任皇帝趙恒，趙構焉能不惱，于是洞察趙構心態的秦檜跳出來，用下三濫的手法殺掉了岳飛。這里的主謀其實是趙構，但挨罵的卻是秦檜。而岳飛因其高尚的人格被樹為正面楷模，但實際上卻是政治犧牲品，而其愚忠的性格也是導致悲劇的導火線。故事很復雜，但由于宣傳的需要，正面的部分被全部保留了，負面和復雜的部分隱藏起來，構成了這個不完整的歷史故事。
歷史是一門充滿智慧的學問，觀歷史時不該充滿太多的感性色彩，如此方能全面、冷靜地分析事情的深層次原因，還歷史的本來，并讓后人借鑒。
柏楊的《中國人史綱》就是這樣的一部巨著，被諸多評論家稱為“抓住了政治文化最本質的部分”，其撇開各種各樣可歌可泣的歷史故事，追尋歷史發展的軌跡，并運用當代的思考模式和分析方法，對其深層次的原因進行剖析，更加進了自己對人性的理解，和對政治手法的說明，將中國從遠古時代的文明起源、經至幾千年的發展和磨難盡現在讀者面前，引發人們的思考和感嘆。
柏楊執著于對歷史中的種種智慧的追尋和挖掘，對每一重大的歷史事件，都盡力分析其發生的根本原因，發現其規律。他發現在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王朝政權，“當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當它傳位到第二第三代時，就到了瓶頸時期”。秦朝就毀于秦二世之手，歷史上諸多大小帝國，也多半滅于這個時期，最后一個朝代清王朝，幸而在康熙、雍正手里平安度過瓶頸期才得以發展。此外，對于歷史上有名的“和親政策”，柏楊也著力進行了總結，并稱其為“一件犀利的政治武器”。對宗教的政治影響、諸子百家的發展等，書中都有獨特精辟的評述。
這也是一部極有個性、讀起來暢快淋漓的史書。柏楊堅持用公元紀年，而不是用帝王年號進行敘述，對各位皇帝也直稱其名，如稱康熙為玄燁，完全從一種超然于事外的獨特角度對待歷史。由于中國的歷史差不多就是一部歷代帝王史，所以書中對各位帝王的人格品性、性格特征都全面評述，干了好事贊揚，做了壞事痛罵。比如對于隋朝著名的殘暴皇帝楊廣，就直接冠以“大頭癥”，分析其是“因極端自私而發作的浮淺而強烈的炫耀癥”。而對于歷史形象不佳的秦始皇嬴政，卻為其平反，分析其焚書坑儒并非摧殘文化，而是對愚昧不化的儒學的限制和打擊，并為此后儒家學派對嬴政幾千年的詆毀鳴不平。對于歷史上比較沉寂的明朝，柏楊直接稱其為“大黑暗時代”，從暴君朱元璋一直分析到其子孫，一個差過一個，最后直接懷疑其家族的基因有問題。其中對于明十四任皇帝朱翊鈞二十六年不開朝會、不接見大臣的匪夷所思之舉，形象地稱其為“斷頭政治”。用同我們如此接近的思維方式，即使分析距離我們幾百上千年的歷史故事，也同樣一目了然。
與其他正統的史書相比，柏楊先生的《中國人史綱》書名中多了一個“人”字，書中也著重于對歷史中人的敘述和描寫。此書也因此被書評家稱為一部“個人化的中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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