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母親

　　翟玉忠的推薦

　　翟玉忠，經濟觀察家

　　推薦語：企業家靈魂的自我表白

    我不止一次含著淚讀這篇文章。不錯，它是一位企業家靈魂的自我表白，它是一位孝子如泣如訴的祭文；更為主要的是，它是中國一代商業領袖艱辛成長史的寫照！將此文推薦給企業家的理由是：任正非先生告訴我們，企業家的成功永遠取決于良好的商業生態，我們有太多的社會責任需要承擔——為了我們，也為了商業中國的未來！

　　我的父親母親

　　——華為集團總裁 任正非

　　我與父母相處的青少年時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渡過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今天想來還歷歷在目。 我那時14~15歲，是老大，其他一個比一個小，而且不懂事。爸爸有時還有機會參加會議，適當改善一下生活。而媽媽那么卑微，不僅要同別的人一樣工作，而且還要負擔七個孩子的培養、生活。煮飯、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這么大，自己卻從不多吃一口。我們家當時是每餐實行嚴格分飯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給制，保證人人都能活下來。不是這樣，總會有一個、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這句話的含義。

　　我高三快高考時，有時在家復習功課，實在餓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著吃，被爸爸碰上幾次，他心疼了。其實那時我家窮得連一個可上鎖的柜子都沒有，糧食是用瓦缸裝著，我也不敢去隨便抓一把，否則也有一、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從父母身上學到的，華為今天這么成功，與我不自私有一點關系。)后三個月，媽媽經常早上塞給我一個小小的玉米餅，要我安心復習功課，我能考上大學，小玉米餅功勞巨大。如果不是這樣，也許我也進不了華為這樣的公司，社會上多了一名養豬能手，或街邊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這個小小的玉米餅，是從父母與弟妹的口中摳出來的，我無以報答他們。

　　父親一生謹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從不亂發言而埋頭在學問中，可在“文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運動中，他還是被揪出來，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歷史有問題的人……萬劫難逃。他最早被關進牛棚。

　　1967年重慶武斗激烈時，我扒火車回家。因為沒有票，還在火車上挨過上海造反隊的打，我說我補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車。也挨過車站人員的打，回家還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車，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車，步行十幾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見我回來了，來不及心疼，讓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牽連，影響我的前途。爸爸脫下他的一雙舊皮鞋給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臨走，父親說了幾句話：“記住知識就是力量，別人不學，你要學，不要隨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幫助弟妹。”背負著這種重托，我在重慶槍林彈雨的環境下，將樊映川的高等數學習題集從頭到尾做了兩遍，學習了許多邏輯、哲學。還自學了三門外語，當時已到可以閱讀大學課本的程度，終因我不是語言天才，加之在軍隊服務時用不上，20多年荒廢，完全忘光了。我當年穿走爸爸的皮鞋，沒念及爸爸那時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濕，他更需要鞋子。現在回憶起來，感覺自己太自私了。

　　“文革”中，我家的經濟狀況，陷入了比自然災害時期還困難的境地。中央文革為了從經濟上打垮走資派，下文控制他們的人均標準生活費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級造反派層層加碼，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學在街道辦事處工作，介紹弟妹們到河里挖砂子，修鐵路抬土方……，弟妹們在我結婚時，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這都是他們在冰冷的河水中篩砂，修鐵路時冒著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險……掙來的。那時的生活艱苦還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嚴重得多，由于父親受審查的背景影響，弟妹們一次又一次的入學錄取被否定，那個年代對他們的損失就是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學讀了三年就開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沒讀完，他們后來適應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學來的。從現在的回顧來看，物質的艱苦生活以及心靈的磨難是我們后來人生的一種成熟的寶貴財富。

　　“文革”對國家是一場災難，但對我們是一次人生的洗禮，使我政治上成熟起來，不再是單純的一個書呆子。我雖然也參加了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但我始終不是紅衛兵，這也是一個奇觀。因為父親受審的影響，哪一派也不批準我參加紅衛兵。后來我入伍后，也是因為父親問題，一直沒有通過入黨申請，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后。

　　1976年10月，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使我們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獎勵“暴發戶”。“文革”中，無論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獎的機會均與我無緣。在我領導的集體中，戰士們立三等功、二等功、集體二等功，幾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這個領導者，從未受過嘉獎。我已習慣了我不應得獎的平靜生活，這也是我今天不爭榮譽的心理素質培養。粉碎“四人幫”以后，生活翻了個個兒，因為我兩次填補過國家空白，又有技術發明創造，合乎那時的時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標兵、功臣……”部隊與地方的獎勵排山倒海式地壓過來。我這人也熱不起來，許多獎品都是別人去代領回來的，我又分給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6000人的代表中，僅有150多人在35歲以下，我33 歲。我也是軍隊代表中少有的非黨人士。在兵種黨委的直接關懷下，部隊未等我父親平反，就直接去為查清我父親的歷史進行外調，否定了一些不實之詞，并把他們的調查結論，寄給我父親所在的地方組織。我終于入了黨。后來又出席了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父親把我與黨中央領導合影的照片，做了一個大大的鏡框，掛在墻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我父親也在粉碎“四人幫”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時百廢待興，黨組織需要盡快恢復一些重點中學，提高高考的升學率，讓他去做校長。“文革”前他是一個專科學校的校長。他不計較升降，不計較得失，只認為有了一種工作機會，全身心地投進去了，很快就把教學質量抓起來了，升學率達到了90%多，成為遠近聞名的學校。他直到1984年75歲才退休。他說，他總算趕上了一個尾巴，干了一點事。他希望我們珍惜時光，好好干。至此，我們就各忙各的，互相關心不了了。我為老一輩的政治品行自豪，他們從牛棚中放出來，一恢復組織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計榮辱，愛國愛黨，忠于事業的精神值得我們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學習。生活中不可能沒有挫折，但一個人為人民奮斗的意志不能動搖。

　　我有幸在羅瑞卿同志逝世前三個月，有機會聆聽了他為全國科學大會軍隊代表的講話，說未來十幾年是一個難得的和平時期，我們要抓緊全力投入經濟建設。我那時年輕，缺少政治頭腦，并不明白其含意。過了兩、三年大裁軍，我們整個兵種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預見性的領導。 轉入地方后，不適應商品經濟，也無駕馭它的能力，一開始我在一個電子公司當經理也栽過跟斗，被人騙過。后來也是無處可以就業，才被迫創建華為的。華為的前幾年是在十分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起步的。這時父母、侄子與我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陽臺上做飯。他們處處為我擔心，生活也十分節省。攢一些錢說是為了將來救我。(聽妹妹說，母親去世前兩個月，還與妹妹說，她存有幾萬元，以后留著救哥哥，他總不會永遠都好。母親在被車撞時，她身上只裝了幾十元錢，又未帶任何證件，是作為無名氏被110搶救的。中午吃飯時，妹妹、妹夫才發現她未回來，四處尋找，才知道遇

　　回顧我自己已走過的歷史，捫心自問，我一生無愧于祖國、無愧于人民，無愧于事業

　　與員工，無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對不起父母，沒條件時沒有照顧他們，有條件時也沒

　　有照顧他們。

　　爸爸媽媽，千聲萬聲呼喚您們，千聲萬聲喚不回。

　　逝者已經逝去，活著的還要前行。

　　(本文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