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缺民工缺技工

　　本報記者 李翔 北京報道

　　大年初二，原國棟還在為自己如何找到一名熟練的車工而發愁。生活在河南省濟源市的原國棟，擁有一個凈資產不會超過200萬的小工廠。工廠的主要業務就是為周圍的大企業加工機器零部件，比如，最簡單的螺絲。

　　現在的問題是，他想擴大工廠的規模。他在新年之前購買了一輛新的車床，為了保證新年過后新車床能夠投入使用，他必須找到他認為足夠優秀的車工。

　　這個城市有為數不少的下崗職工，很多來自“山上”的精力充沛的年輕人也到這個小城市的周邊尋覓工作機會——在當地，人們習慣把遠離城區的那些純農業地區稱為“山上”。作為一個私營企業，原國棟的小工廠中已經容納了足夠多的本地年輕人和他自己的親屬。但是，車工必須從外邊請。在工廠創建初期，原國棟高薪從一家國企挖來一名車工，他們尊稱他為“老師”。但如果工廠擴大后，這位“老師”和他的“學生們”已經沒有精力再操作新的車床，必須招聘新的車工。

　　最容易辨識一名車工是否優秀的標識就是，他擁有國家認可的技術職稱。而擁有技術職稱的人，幾乎全都是原先國有企業的技術工人。另外一種方法就是，這名車工能夠贏得同行們的交口稱贊。但是，這個城市國有企業里的技術工人不是因為想享受各種福利而留在原企業，就是已經被紛紛興起的各種小工廠聘走。原國棟四處托人打聽，甚至在當地電視臺上做廣告，也還沒有找到合適的人選。

　　由于車工如此難找，原國棟開始考慮自己培養此類技術工人。他想在老家村里的年輕人中挑出一些來，送到洛陽的技術學校學習，學成之后自己留著用，“他們也可以給自己干的時間長一些，”他說。

　　事實上，在原國棟的身邊就有不少沒有工作的年輕人，他們大都高中畢業，但未能升入大學。在當地，高中的優劣之分非常明顯。一個初中生如果沒有進入當地比較優秀的兩三所高中，他考上大學的機會就非常渺茫。考不上大學的他們。又能做些什么呢？這些不太優秀的高中和當地的職業中專，每年都會制造許多待業的人們。

　　面對同樣難題的當然不是只有原國棟一個。

　　2月26日，廣州舉行了春節后的第三場“進城農民工專場招聘會”。廣州是中國最引人注目的打工城市之一。參加這場招聘會的150多家企業將為打工者提供2200個工作崗位，但競爭者就有近4000位。從農歷初一到初七，230萬左右的外來打工者進入這座城市，而根據當地勞動部門的統計，秘書、打字員、財會、司機、計算機操作員、美容美發等10個工種目前的求職人數已經是需求的2倍。

　　2004年包括廣東在內的制造業發達地區遭遇的民工荒讓人記憶猶新。而觀察者指出，這場民工荒主要是部分行業部分領域缺乏工人。廣東省勞動就業服務中心的主任王觀玉說，廣東的企業急需的并不是那些“有力氣、愿意干活”的普通民工，而是有著專業技術、立即能上崗的熟練工。可在幾百萬人群構成的民工潮中，恰恰缺少企業最需要的技術工人。

　　社會學家孫立平曾描述了這樣一幅場景：“目前我們社會中有一部分失業下崗人員……這部分下崗和失業者大多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年齡基本在35歲或40歲以上，大多數只受過中等教育，過去所從事的主要是低技術的工作。對于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來說，第一，回到社會主導產業中去根本沒有可能；第二，在目前體制之下回到原來穩定的就業體制中去根本沒有可能；第三，朝陽產業不會向他們提供多少就業機會。”他形容這部分人員在一場社會前進馬拉松中已經被甩出了跑步的行列。

　　這部分在馬拉松中掉隊的人，并不僅僅局限在“一部分失業下崗人員”之內。在城市化進程中，最大的就業壓力源自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對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來說，回去干農活兒沒有太大出路，農村容納不了這么多勞動力，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也缺乏獲得新技能的途徑，農業之外的其他產業并不會為他們提供太多的就業機會。此外，他們還面臨著城市中失業人員的競爭。

　　已經在北京漂了七八年的河北張縣農民陳軍，目前正處在這樣的尷尬情形之中。

　　這個從22歲就到北京“淘金”的農民把老家的田地留給弟弟種，自己在北京北五環種了八年的菜。兩畝菜田，還有旁邊一個六平方米左右的小屋，就是陳軍和父母勞作與棲息的場所。菜被賣給陳所在的肖家河地區的外來者——這一地區是北京外來者最集中的地區之一。據當地政府統計，肖家河本地常住人口只有4000人，外來者則超過2萬人。忙碌一年下來，在交了2000元地租并扣除日常花費之后，陳大約能攢下三四千元。

　　但是，讓陳軍苦惱的是，這塊菜田早晚會被征用，如今菜田的南北兩側都已建起了樓盤。已經延續了八年的謀生手段失去之后，自己該怎么辦？只有初中文憑、年過30的他還能做什么？

　　像陳軍這樣來自土地的勞動者，一部分人能夠在城市中得到一份簡單的工作，比如建筑工人、餐廳服務員等。但如果不能得到進一步的技術教育，他們會永遠地停滯在這些崗位上，無法成為原國棟的工廠所需要的那種技術工人，更何況他們還要面對一個龐大的競爭人群。

　　2004年7月出臺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指出，在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依然存有一些既不合理又欠公平的制度歧視，造成社會成員流動機會的不平等。其中之一是戶籍制度造成的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存在。上億的“農民工”就業于城市卻不能享受市民的權益。一些大都市出臺的職業保護法規，亦將他們的就業局限于職業體系的底層，無論是勞動報酬還是勞動保護都缺乏相應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