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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林北巡
我是1997年8月進入長虹的。進入長虹的那一天，就有幸親聆倪潤峰的教誨。倪潤峰當時講的一句話讓我終身難忘。他說：“恩格斯說‘人一進入工廠，就失去了自由’”。他這么一說，我于是悚然一驚。
倪潤峰對外表現出彩電霸主的霸氣，對內部管理則有濃厚的家長制作風。我起初聽倪潤峰說“家里”這個詞的時候，以為他說的是自己家里的事，后來聽老同志講，倪潤峰說的“家里”就是“公司里”。對此，有論者說這是倪潤峰以廠為家的表現，他把公司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但我想，公司就是公司，家就是家，是不好混為一談的。倪潤峰既然把公司當家，自然就有牧民思想。在倪潤峰的觀念里，員工就是工具。為了讓大家警惕小富即安的思想，他號召人們讀《紅樓夢》，希望大家從賈府的敗亡中吸取教訓。但他自己并沒有讓人們超越“小富即安”思想的好辦法。他的想法很簡單，不是“小富即安”嗎？那么我根本就不讓你達到“小富”。比爾.蓋茨希望微軟成為億萬富翁的制造商，這在倪潤峰看來太不可思議了。所以在倪潤峰主政的那些日子里，員工要想致富，是不可能的。但干部們好像覺悟要高一些，自然可以“小富”似的。至于到年關發年終獎的時候，中層干部自然是有紅包的，這種紅包是背對背式的，多少不等，多的能到幾十萬元。但普通員工就少得可憐，在我的印象里，從1997年到2000年，員工的年終獎很少有超過一千元的。年終獎具體如何計算，誰該得多少每個人都是不清楚的。所以大家都很不滿，憑什么中層干部就能拿那么多錢呢？于是矛盾自然就產生了。這里面的關節點并不在于為什么干部就得比員工多拿多少錢，而在于沒有公開合理的干部遴選制度。理論上講，倪潤峰也倡導“干部能上能下”，但上上下下總是那些從年輕時就和倪潤峰一路走過來的人。
2000年，我被派到一線負責市場營銷工作。按說，營銷工作的考評更應該薪酬與績效掛鉤，但長虹并沒有科學的考評制度，由于任務量分派的不合理，經常出現像陜西漢中這種小分公司的員工收入遠遠高于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的情況。幸好不久倪潤峰就退居幕后了，前臺的主政者是趙勇。但作為董事長的倪潤峰顯然是不甘寂寞的，既然他把長虹當成他自己的家，趙勇不過就是他的家宰罷了。可是溫和的趙勇并不甘于管家的位置，趙勇認為人在其位就必須負相應的責任，而首先就是對員工負責，其次則是對股東負責。于是趙勇加大了對市場營銷人員和技術人員的激勵，長虹上下氣象為之一新。但至于年終獎各人應該拿多少，我們還是不很清楚。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是每人2000元吧。
趙勇當時的新政主要在打造“數字長虹”，于是他提拔了一批富有激情的年輕人到領導崗位上。仿佛在2001年春節，趙勇安排比較遠的駐外人員可以乘飛機回公司休假，他親自到成都機場接機。趙勇的親民作風贏得了大家的好感，我們對趙勇領導下的長虹也寄予了充分的期望。但就在2001年春節前召開的一個座談會上，我們又見到了倪潤峰，倪潤峰對趙勇的工作表達出了明顯的不滿，而且透露出了他自己又將走到前臺的訊息。果然，大概兩個月后，倪潤峰出山，同時引來罵聲一片。
倪潤峰的復出被認為是開歷史的倒車。不過從此以后，在媒體上，張瑞敏和柳傳志等人就成了中國企業家的代表了。
倪潤峰迅速將趙勇的新政之火撲滅，一切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人們于是感到絕望，隨著趙勇最后離開長虹赴任綿陽市副市長，長虹的一批親趙人士紛紛離開，年輕人也感到沒有出頭之日，也就走開了。雖然那時候大家也揣測趙勇可能還會再度主政長虹，但誰知道事態到底如何發展呢？于是我決計走出了。
現在我回憶在長虹的日子，因為記憶失誤，又懶得找過去的同事核實，具體細節難免不確。但就我的感想來說，長虹的年終獎并不是一種有效的激勵，非但年終獎，就是平時的薪金，也沒有科學的制度。所謂大企業病，我想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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