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級改革讓普通公務員有奔頭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1月10日 06:54 人民網-市場報

　　編者按：長期以來，一職難求是許多公務員的無奈，更引發了國家機關專業性人才流失的嚴重問題。也正因此，改革公務員職務晉升制度成為一周前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草案)》的立法亮點。湖北枝江國稅局的能級改革則是對這一制度創新的大膽嘗試。我們編發這組報道，期盼這一制度完善，因為行政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務員職業發展空間的大小。

　　涉及近500萬名公務員的國家公務員法草案，一周前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草案對公務員職級劃分做出較大調整———在“當官”之外，公務員即使沒有職務的升遷，也可以通過職級晉升獲得待遇的提高。

　　草案仍在修改中，但在湖北枝江，一場讓“升官”無望的公務員提高待遇的改革已經啟動。參與起草公務員法草案的專家宋世明評價：“枝江的試點改革意義非凡，拓寬了公務員的職業發展空間，也沖擊了‘官本位’思想。”

　　29年，還沒干上“副股級”

　　47歲的朱高榮，是宜昌所轄縣級市———枝江市國稅局的職工，負責個體戶管理工作，在這里一干就是29年。

　　“可是，到現在我連個副股級都沒干上。”朱高榮說。股級是科級下面的一個級別。

　　29年沒有升職，并非朱高榮工作不努力。據枝江市國稅局辦公室主任金前進介紹，朱高榮先后有10年被評為市級先進工作者，兩次獲得市級“十佳”稅務工作者稱號。

　　“沒辦法，領導崗位只有這么幾個，大多數職工干一輩子也只能干個基層的科員、辦事員，連個副科都夠不上，相應的工資、福利待遇也一直比較低。”該局一位副局長說。

　　一直參與國家公務員法草案的起草工作的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宋世明對此也深有感慨。

　　他說，目前中國有公務員500萬人，縣鄉兩級公務員人數超過300萬人。500萬公務員中只有8%的是副處級職務以上，92%的公務員職務層次都在科級以下，長期得不到晉升。

　　大多數公務員得不到晉升的情況，在枝江市國稅局表現得比較突出：1994年剛成立的該局下設有10個副科級分局，但隨著基層稅收征管機構改革，機構不斷壓縮，到目前只暫時保留了4個；副科級以上領導職數從原來的16個減少到10個。目前，共198名職工的枝江國稅局，局長梁本元是職務最高的領導，也是該局惟一一個正科級干部。

　　“現有公務員制度框架下晉升渠道越來越窄，沒有職數也就沒有晉升希望，全局近兩百號人都只能盯著那么幾個科級職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制約了大家的上進心。”枝江市委一位干部說。

　　改革，他與局長“同級”了

　　去年4月，省國稅局能級管理改革在枝江市國稅局開始試點。這給朱高榮這樣的基層公務員帶來了好消息。

　　此次改革，將國稅工作職位分為行政執法、專業技術和行政管理三類，三類職位從高至低設置能級一至七級。改革方案適用全省，以枝江這樣的縣級市，最高的能級級別為三級。按照改革方案，達到能級三級須具備的條件是：“取得能級四級滿4年、工作年限滿27年、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或任正科級職務，且具有良好的專業理論知識和實際工作經驗，熟練掌握本職崗位專業知識、政策法規和制度規定，工作成績突出。”

　　除此，“任副科級領導職務滿5年、任副科級非領導職務滿7年的，具有博士研究生學歷工作年限滿10年的，可以破格評定為能級三級。”方案特別強調，首次評級不受逐級評定條件的限制。

　　2004年10月，經過嚴格的考核和7天的公示，朱高榮因工齡29年、大專學歷、在崗位上表現突出，與局長梁本元和幾個副局長一樣，被評為能級三級，成為枝江國稅系統能級級別最高的職工之一。

　　“想都不敢想，我現在居然能和局長一個能級級別，甚至比個別副局長的級別還高。”朱高榮在受訪時，反復感嘆。此次改革中，有一位副局長的能級最終評定結果是四級，比朱高榮要低。

　　2004年12月24日，這場改革塵埃落定。除有4人在能級考試中未及格而沒有獲得能級級別外，該局另194人分別獲得三至七級能級，其中朱高榮等20名職工與局長梁本元的級別一樣：能級三級。

　　根據省國稅局要求，津貼基數按枝江國稅局本地實際能力確定為200元，能級津貼級差系數為0.2，級差具體數額為每月40元。由此獲得能級三級的朱高榮每月可得300多元的能級津貼。

　　能級改革沖擊“官本位”

　　“能級改革實際上就是為公務員又辟出一條晉升渠道，形成職務晉升和能及提升的‘雙通道’。簡單來說，能級改革讓老同志有了想頭，年輕同志有了奔頭。”枝江市國稅局人事教育股股長董萍解釋，在行政提拔上沒有指望，但在基層崗位上干的時間長、工作出色，就可以獲得能級晉升，還有相應的經濟補貼，這讓很多人有了工作動力。

　　中南財政政法大學劉茂林教授指出，很多國家都將公務員分為政務官和技術官，國內很少這樣分。我國大多數公務員長期位居基層，得不到行政提拔，能級改革為他們開通了另一條出路，枝江改革中獲得能級的公務員可以算是技術官。

　　“公務員法草案里公務員職級制度的設計，正是參考了目前國內稅務系統的能級改革。”參與起草《公務員法》的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宋世明稱，最早實行能級改革的是南京市地稅局，隨后推廣到了國稅系統，他和一批學者曾到南京專門考察。

　　對于能級改革的意義，宋世明認為不僅僅是提高了基層公務員的經濟待遇，更是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的沖擊。他指出，目前的公務員管理中，公務員待遇主要與領導職務掛鉤，當官成為公務員的最大追求，“官本位”意識嚴重。大多數公務員行政晉升通道狹窄，經濟待遇低，使得一部分公務員違法亂紀。實行能級管理，開拓了他們的職業發展空間，輔以相應經濟待遇，一定程度上有“高薪養廉”的效果。

　　“但能級評定必須與個人績效掛鉤，不能搞平均主義，否則就是變相貪污；津貼的標準必須符合各地經濟實力。”宋世明說，枝江國稅局制定的考核機制十分必要，可以“以激勵之名行制約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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