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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妮弗·卡恩／文
50年前，羅納德·哈里克為了挽救孿生哥哥理查德的生命，同意捐出自己的一個腎。1954年12月23日，在美國波士頓一家醫院里，一次用去5個半小時的手術，不但成功地令理查德多活了8年，而且也成為人類醫學史上首例獲得成功的器官移植手術。
1963年，弗吉尼亞州的卡車司機羅伯特·菲利普斯因腎衰竭而瀕臨死亡時，他的妹妹魯絲在一份報紙上看到了丹佛市的一位母親將腎臟移植給了兒子的消息。菲利普斯女士拿起電話，找到了做這個手術的醫生。她問，能不能把自己的一個腎給哥哥？42年過去了，今天，菲利普斯是世界上存活時間最長的接受器官移植手術者，他仍然用著妹妹的腎臟。
在過去的50年里，醫生們已經學會了如何移植人體內幾乎每一個命運攸關的器官。當年為菲利普斯主刀的托馬斯·斯塔爾澤醫生表示，“事實是，在1950年代時沒有人能預見器官移植能夠發展到何種程度，以及它將如何改變醫學的面貌。器官移植帶來的影響已經滲透進了社會的每一方面，比如接受腦死亡的標準，通過《統一器官捐贈法》，以及生物倫理的興起。”
但是，請不要過早地歡呼。所有科技上的進步都是一把雙刃劍。今天，也有為數不少的醫生認為，人體器官移植是走向衰亡的技術，醫學發展到今天才理解了現代工業的基本原則——如果汽車發電機壞了，就換一個全新的。就像美國心血管疾病專家查爾斯·莫里所說：“我想誰也不愿意從死人身上摘取器官，盡管你告訴自己這是為了救人性命，是積德行善，可你還是在肢解一個人的身體�！�
《連線》雜志的記者詹妮弗·卡恩在手術室中度過了一個漫漫的長夜，而她要陪伴的就是一位已經死去又必須“活著”的器官捐獻者……
在這個已經死去的男人的房間里，電視機整夜開著。呼吸機發出的嘶嘶聲讓人根本聽不清里面說什么。這是凌晨四點鐘，我在房間的角落里已經坐了六個小時。三名護士圍在靜脈注射裝置旁忙碌不停，時刻關注著死者的“健康”狀況。
在我看來，他氣色不錯。面部雖松弛呆滯卻依然紅潤，呼吸平穩，心跳如同鐘表一樣規律，只是肺部不久前開始滲出液體。為防止液體積聚，護士定時翻轉他的身體。每到一定的時候，用來清理肺部的像白色塑料背心的設備就會膨脹并且開始猛烈震動，仿佛無形中有人抓住死者的肩膀想要把他搖醒。閑下來的時候，護士們會盯住監視器，注意是否有心臟停跳的跡象。每當有人刮死者的腳心，腳便會抽動。
器官保存在化學制劑中或者冷藏都只能存活幾個小時。有比這些理想得多的儲藏器：一個大腦已經死亡的身體。
“容器”
我從沒想過器官移植中會出現這樣的情景。在我事先收集的有關器官移植的資料中，幾乎從未提及那個已經死去的人，甚至向我作介紹的醫生們也對此避而不談。日常生活中各種談及器官移植的場合，也都有意無意地將此忽略。比如電影中，外科醫生們會說，“找到”一個合適的心臟是需要時間的——似乎這心臟被藏在大樹后面或是和車鑰匙一起被忘在了什么地方。也許，談到那些尸體只會使身患絕癥而不得不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們感到不安。
在這個已經死去的人的房間里，凡事依照另一種邏輯進行。器官是需要看護的病人，病人則只是一個容器，一個在手術準備工作完成之前保存各種身體器官的最安全所在。從捐獻者死亡的那一刻直到他的器官被“收割”，可能需要一天以上的時間：手術本身就要持續好幾個小時，還有驗血、配型，乃至等待醫療專家組的到來。離開人體，盡管經過防腐處理并保存在冷藏箱中，心臟最長也只能存活六個小時。而且，冷藏時間過長的器官往往難以適應移植后的新環境。醫生們也愿意工作更順手。所以，就算尸體的情況并不是太好，也比冷藏箱理想一些。
在這種情況下，一種前所未有的醫護專業應運而生。醫院不是直接摘取捐獻者的器官，而是與加州器官捐獻者網絡聯系，請他們派一個護理小組進行“捐獻者維持護理”，即對已經死亡的身體提供人工維持，直到接受移植的一方準備就緒。
體內的平衡需要維持大約24小時。護理的目的在于讓身體相信自己還活著并且運轉正常，雖然實際上一切都在土崩瓦解。就連護理組的一位成員也承認，真不能相信這一切都是為死人而做。
醫學退步？
而我在難以置信之外，多少還感到一些野蠻與殘酷。維持身體的機能直至摘取器官，靠的是最先進的醫療科技。然而，在這個醫療手段對人體侵害越來越小的時代，它又顯得那樣不合時宜。不久前還需要用骨鋸和擴張器打開病人的胸腔才能完成的心臟搭橋手術，現在只需要從腿部插入一根纖細的導線將一個微小的裝置送至心臟。冒險開刀的手術方式逐漸被內鏡技術、精確定位的放射治療等所取代。與這些微創療法相比，器官移植這種從一具心臟依然跳動著的尸體里掏出整個器官縫入另一個身體的治療方法便顯得冷酷而機械，甚至可以說，是原始落后的。
“讓身體器官的情況惡化到只能被切除，這絕不是醫學的進步，”紐約大學的病理學家尼爾·西塞指出，“而是醫學的失敗�！彼谝粋�證明了干細胞在人體內可以生長成為肝細胞，提出器官移植的未來發展在于器官再生。他預計五年之內，人們有可能向身體發出指令，將儲存于骨髓內的干細胞輸送至肝臟，對付諸如甲型或乙型肝炎之類的疾病，使身體自行痊愈。很多研究者都在進行類似的探索。華盛頓大學的外科醫生理查德·薩特瓦直言不諱地說，醫學發展到今天才理解了現代工業的基本原則——如果汽車發電機壞了，就換一個全新的。他認為，人體器官移植是走向衰亡的技術。
然而，尚沒有哪位研究者預言人體器官移植會在短時期內為其他方式所取代。心血管疾病專家查爾斯·莫里估計，本世紀這種治療方法仍將一直被使用。不過，我們希望，也有理由相信，會有其他可以替代的方式出現。他很坦率地說：“我想誰也不愿意從死人身上摘取器官，盡管你告訴自己這是為了救人性命，是積德行善，可你還是在肢解一個人的身體�！�
“活著”的死人
重癥監護室實在不是過夜的好地方。今晚，病房里大概有12位病人。一位女病人不時發出呻吟聲；另一位據說是從行駛著的長途汽車車窗里跳出來的男病人，臉色像死人一樣蒼白。房間的燈永遠開著，沒有掛鐘，昏昏沉沉像在夜總會里消磨漫漫長夜。工作人員休息室中散發著不新鮮的比薩餅味，留在這兒的那個護士把我堵在墻角，繪聲繪色地講述一個男人流血過多而死的過程(“他很清醒，完全明白發生了什么”)，并壓低聲音告訴我，她認識一個倒賣器官的南美人，一個心臟要價6萬美元，然后再用狒狒的心臟調包。
我沒有告訴護理小組的人，但我的心確實被那個死去的人牽動著。這個中年男子的身體和他散亂的頭發讓我感到不忍。他全身赤裸，只有一條被單蓋到腰部。在醫院的燈光下，一切都顯露無遺：上臂已經開始松弛，小臂則很強��；雙腿細瘦結實，在粗壯的軀干襯托下顯得有些短。這是一個五十多歲男人的身體，健壯而不失靈巧。他的右腳從被單下隱約露出來，有那么一瞬間，我很想抓住它，撫摸那冰涼的腳趾，給他一些安慰，盡管已經毫無意義。
器官維持護理是為了避免情況迅速惡化。人一旦死亡，身體會出現一系列衰變。鉀的含量減少，鹽分聚積，液體進入細胞。血液中的糖分增加。腦垂體逐漸失去作用，心臟像奔跑者筋疲力盡時那樣充滿乳酸。自由基毫無抑制地游動，破壞其他細胞，使身體衰敗。這種變化很快便無法逆轉。隨著細胞膜松軟滲水，“死亡因子”越來越活躍，被破壞的細胞開始自毀。這一切不過幾分鐘而已。
當器官移植的積極支持者談到供體的短缺時，總要哀嘆愿意捐獻器官的人寥寥無幾。這種擔憂不無道理，但同時也掩蓋了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即缺乏更多的有效措施以保障供體的質量。由于心臟停跳后身體迅速衰敗，那些死在家中、車上甚至手術臺上的人，其器官根本不可能移植再生。事實上，腦死亡是惟一能夠獲取器官的情況。發現病人死亡的時候，他的心臟仍在跳動，因此除了大腦停止活動，其他方面仍然健康。
一方面，這是一個尚待解決的科學問題。人們對細胞死亡的情況仍然知之甚少。而且多年以來，對從尸體上摘取器官進行移植的研究一直沒有太大的進展。雖然免疫抑制劑的使用令情況大有改觀，但移植術本身并不比20年前進步多少。與其他一些研究領域如精神藥理學相比，此項研究基本停滯不前。
影響器官移植發展的還有文化方面的因素。在醫學上，光榮永遠屬于活著的人。在器官移植手術中，也存在不同的等級：將器官植入活人體內的醫生，其地位要高于將器官從死者身體中取出的醫生。一位麻醉師承認，他的同事們都不愿給將被摘除器官的尸體進行麻醉(腦死亡的身體也需要注射麻醉劑，因為脊椎的反射會使身體在手術中“躍起”)。他解釋道：“整個過程中你照樣需要嚴密監控心跳和血壓，可手術結束后只要關掉所有的設備就完事大吉了。感覺太怪異了。”
四點半的時候，我在一間重癥監護室的空床上睡了兩個小時。護理小組的人則整夜都不能休息。一位護士幫我把床上皺皺巴巴的單子拿開，我知道醫生們都是在這樣的床上抽空打個盹的，可我還是擺脫不了爬上停尸床的感覺。這個房間同我剛剛坐了八個小時的那間毫無二致，我倒更愿意睡在其他什么地方，護士休息室甚至是監護室外面的小走廊。不過我還是和衣躺到了那張床上。
我看了一會兒雜志，最終還是閉上眼睛，暗自希望不要做夢。
“收割”
清晨時分，一切依舊，只是那人的頭發因為拍胸部X光片和做超聲波檢查而顯得更加凌亂。床兩邊的儀器上，各種代表生命跡象的曲線滾動閃爍著：氧含量、脈搏、血流量。
這些心思都不會白費，畢竟器官移植是救人性命的好事。每年都有數以千計本來可能死去的人，因為接受了腦死亡者捐獻的器官而活下來。醫生說，有時，新移植的肝臟剛剛開始工作，還躺在手術臺的病人氣色就有了明顯的好轉。不過，移植器官的存活情況往往不像最初表現的那樣理想，只有腎移植可能是個例外。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很少能夠存活一年以上，多數人幾周之后就死了。至今，接受心臟移植的人中仍有22%存活不到四年，另有12%的人在幾個月之內便死于排異反應。存活下來的人一般也都需要終身服用價格昂貴的免疫抑制藥物，其中一些人還會因為其他副作用而變得虛弱。安裝人工心臟或移植動物心臟的情況則更糟。
我們走向手術室時，那人已經死亡24小時以上了，但他看起來依然鮮活健康。在手術過程中，各種靜脈注射管依然滴滴答答，告訴那個身體一切運轉正常，即使它已被劈作兩半。
在多個器官移植的情況下，手術室中有時可能一下聚集四五個專家小組，但這次只有一個來自南加州的四人小組。他們乘機抵達這里是為了取走肝臟。不過，同行之間有時也會互相送個人情，因此他們還要摘取腎臟，為從另一處趕來的醫生們節省時間，以便他們能夠趕上最后一班返回的飛機。其中一位醫生給了我一個腳凳，讓我踩著站在手術臺的一端。這樣，我就可以越過掛在病人頭部和身體之間的單子看到手術的情況。他們警告我，身體被“打開”后，手術室中的氣味會很難聞，是肉和燒焦的骨頭的氣味，有點像牙醫用鉆頭打磨牙齒。在我身后，麻醉師查看死者的麻醉面罩，確定他已經被麻醉。手術將持續四個小時，開始前，醫生同人約定由對方在間歇時打電話來，向大家報告世界職業棒球大賽的最新比分。
我曾聽說，器官移植手術的醫生們都是醫學界最有耐力的運動員。我在腳凳上站的時間越長，就越能體會此言非虛。在我的注視下，胸骨已經被劈開，心臟呈現奇怪的黃色，在紅色肌肉的包圍中跳動。它不像我想象的那樣向胸前的方向跳，而是焦躁不安地向后和向外碰撞，仿佛不慎陷入籠中的小動物。再往下看，醫生們正在一堆腸子下搜尋，那架勢好像在翻檢裝得亂七八糟的工具箱。我對麻醉師說心臟很好看，他告訴我肝臟才是醫生們要找的。“心臟上有切口和燒傷”，他聳聳肩，一邊校正儀器的表盤，“干得不漂亮�！�
兩個小時過去了，手術取得了一些進展。雖然護理小組十分盡心，多數器官還是衰竭了。胰腺肯定等不到手術了，一側肺的一端已經開始腐爛，另一側肺對于等待移植者來說又太大了。由于捐獻者罕見的血型，等待接受肺移植的只有一名患者。早晨7點的時候，接受心臟的醫院提出注射激素，試驗一下心臟的收縮情況。醫生對這顆心臟存有疑惑，畢竟死者已經54歲了，而且心臟原本就有一些問題。但他們還是想試試看。結果死者的脈搏達到140，血液流動突然加快，動脈幾乎爆裂，心臟也出現破裂�，F在，心臟將被送到一家生物制品公司。心臟的瓣膜經過加工處理之后，將被裝在密封的瓶子里賣給醫院。死者的腎臟還非常健康，一個將提供給一名男子，與即將得到的胰臟一起進行移植；另一個提供給一位42歲的婦女。
兩個腎被分別裝入容量約為1夸脫的塑料大口瓶中。本來，肝臟將被送到附近一家醫院，但超聲波檢查顯示肝臟的脂肪過多。于是，這個肝臟被轉給南加州的一位醫生，由他將其密封在一個冰袋里帶走。
肝臟很肥大，略帶紫色，平滑得像一塊經過拋光的石頭，取出來之后，身體里似乎一下子就空了，雖然心臟還在繼續跳動。這個一起一伏的空軀殼讓我感到莫名的恐慌。它起伏的速度微微加快，好像預感到下面將要發生的事。在我下面，死者的面龐紅潤依舊。我感到自己真心希望他能活下去，雖然這已經是絕對不可能的了。此時，主刀的外科醫生已經離開手術臺。他忙著檢查那個肝臟，并通過電話向準備進行植入手術的醫生介紹情況。我差一點沒有注意到，一名助手用夾鉗夾斷了心臟上下兩端的動脈。那人的臉上紋絲不動，紅潤卻瞬間消失，轉成蠟黃的顏色。24小時之后，那個已經死去的人看上去終于像一個死去的人了。
待所有的器官被取出，手術室內的工作節奏明顯加快了。心臟和腎臟都被塞進硬紙盒里，搭乘飛機前往幾百英里以外的城市。我相信有那么一天，用冷藏箱運送人體器官將成為古怪而過時的事。但是，器官移植仍會存在，只不過我們會有更好的運送工具，就像那位死者。一位助手走過來，開始縫合身體，為下葬做準備。我和心臟、腎臟一起上了飛機。在小瓶子里，它們全都變成看上去病怏怏的柑橘似的東西。不過除了我好像沒人對此表示憂慮。他們告訴我：“腎臟基本上都會重新活躍起來，只要我們給它安排一個更舒服一點的環境。”張艾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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