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與中國人壽的“秘密”

　　口述者：王憲章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原黨委書記、總經理，現任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院長。

　　今年是中國人壽誕生60周年，中國人壽能夠成功改制上市，并發展成為今天這樣一個倍受矚目的知名企業，與當時一位中央高層領導的關懷和支持是分不開的。這位領導就是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朱镕基與中國人壽的事情，一直鮮為人知。

　　我和镕基“抬杠”

　　上世紀90年代初，朱镕基同志擔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時，主管金融工作。當時，市場經濟體制還沒建立起來，金融保險領域的行政化色彩比較濃厚，一些政策文件的起草往往帶有部門色彩，必然要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

　　為了制定好政策，镕基同志經常召集專題座談會，有一次國務院召開有關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勞動部、民政部、財政部等政府部門的領導，我代表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出席。在會上，一個主導意見是保險應由政府部門包辦，我對此很不認同，當即發言：政府部門不能制定限制一家國有保險公司合法經營的政策，更不能代替商業保險公司的職能、滲入商業保險環節。我也拿出了相關政策法規依據。朱镕基就我提出的意見對我進行了提問，這次我給镕基同志留下了“愛抬杠”的印象。

　　會后，我對朱镕基同志說：“我的意見有些偏激，如果干擾了領導決策，請盡管批評。”他卻心平氣和地說：“憲章同志，沒關系，道理是越辯越明的，辯論的過程就是學習的過程！”我后來聽說，在一次有關保險的會議上，镕基同志還問人保公司的領導：“你們那個愛抬杠的王憲章哪里去了？”

　　镕基調我回中國人壽

　　1993年，組織委派我到香港擔任中國保險控股有限公司“一把手”，到1999年已有6年光景。這年我已58歲了，我本人已準備好在這個崗位上將我的職業生涯畫上一個句號。沒想到，就在這個時候，情況發生了變化。

　　1999年年底的一天，我在香港的辦公室接到了時任中央金融工委副書記閻海旺的秘書打來的電話，叫我速回北京一趟，具體什么事情電話中不便交代。到了北京，我直奔位于航天橋附近的華融大廈，那里是中央金融工委的辦公所在地。閻海旺一見到我，什么也沒說便拿出一份文件讓我自己看。這是一份從镕基同志那里批轉來的文件，上面有一段他的親筆批示，內容是：中國人壽很重要，如果經營不好，造成一個大窟窿，怎么向人民交代！是否考慮迅速將在香港的王憲章調回來，任中國人壽總經理。就這樣，我到了中國人壽。

　　镕基給我派任務

　　這家占保險市場份額最大的國有獨資公司，當時的情況并不樂觀，公司管理體制落后、經營機制僵化、歷史包袱沉重，特別是從1996年5月起人民銀行連續7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由10.98%降至2.25%，使前期高預定利率壽險業務出現了400多億的利差損，公司經營到了舉步維艱的地步。

　　上任不久，镕基同志就讓秘書把我叫去。他開門見山、神情嚴肅地對我說：“憲章同志，我調你回來就是讓你幫助盡快化解利差損。你的任務就是先把情況搞清楚，3個月后給我一個報告。”我臨危受命，開始擔起了我有生以來最重的一副擔子。

　　上任后，要做的事情很多，但當務之急就是要迅速扭轉業務下滑的被動局面。我于2000年3月中旬給各省分公司總經理寫了一封信，懇切要求各分公司認真查找業務下滑原因，抓緊拿出應對措施，全力以赴把業務搞上去。這封信集中了公司領導班子的智慧，說出了廣大員工的心聲，起到了統一思想、振奮精神的作用。后來，公司有人戲說這封信價值百億保費。

　　與此同時，我和班子成員也開始思考公司今后的發展道路，主要思路寫進了上報總理的報告中。這份報告，分析了公司當時的業務、財務狀況，提出要根本改變公司經營面貌，一靠業務發展，二靠體制改革。這個報告得到了镕基同志的認可。

　　镕基力挺整體上市

　　我到中國人壽的頭一年，全公司共完成保費收入652億元，經營局面基本穩住了。到2002年，中國人壽的保費收入上了千億元臺階，達1288億元。業務搞上去了，才有條件改制上市；而只有不失時機地推進體制改革，公司才能真正走上持續健康發展的軌道。因此，在發展業務的同時，公司也組織有關力量研究籌劃股份制改革方案。

　　關于改制方案，無論是公司內部還是外部，爭論都比較大。一種方案是整體改制，另一種方案是區域分拆。后一種方案就是將全國各省級分公司按不同區域分成若干個子公司，靚女先嫁，比如將江蘇、浙江、廣東、上海等業務資源較好的分公司改制成股份公司，先行上市。

　　區域分拆操作起來相對容易一些，也能創造出更多的職位，因此不乏支持者，當時業務主管部門也贊成這一方案，并上報到了國務院。對這個方案，我是不能接受的，因為我認為那會造成公司的四分五裂，破壞了公司的整體優勢。于是我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闡述了我傾向整體改制的看法，當時自己的思想壓力也很大。

　　這時，又是镕基同志給了我很大支持。他說：“中國的保險業雖然發展快，但起步晚，規模不大，如果分拆將無法與國外大公司競爭，我贊成整體改制。”現在看來，朱镕基同志對中國人壽的改革發展，頭腦中早就謀劃了“一盤棋”。正是他的高明智慧，中國人壽的改革才沒有走彎路。

　　最終，我們確定了新老劃斷的重組方案，并獲得國務院的批準。該方案以時間為界對業務、資產實行重組，1999年以前保單業務及相應資產保留在集團公司，1999年以后保單業務及相應資產劃歸股份公司。股份公司輕裝上陣，無論在償付能力、盈利能力、回報水平等方面均具有較強的競爭實力，具備了走向國際資本市場的條件。為了切實保護老保單持有人的利益，財政部與集團公司共同建立共管基金，管理用于老保單給付的全部資金，這一機制設計也為最終化解利差損創造了條件。

　　镕基批準我延期退休

　　2002年我年滿60歲，到了退休年齡。這時正值公司重組上市的關鍵時刻，如果臨陣換將，很多事就要拖下來。镕基同志得知這種情況，親自指示：考慮到中國人壽正處在重組改制的關鍵時期，王憲章的任職年齡可以適當延長。他批準我延期退休，就是讓我有時間把他交給的任務完成好。

　　2003年，中國人壽的股改上市工作進入了倒計時階段，保監會對這項工作給予了大力支持。保監會吳定富主席對我說：“方向對頭，你們大膽搞，我全力支持。”公司重組改制首先要定好班子，保監會黨委派黨委委員、時任紀委書記的趙杰兵專門負責公司班子的考核和配備工作。考核組僅用了20多天就把集團公司、股份公司、資產管理公司三套班子確定了下來。

　　最讓我感動的是，在保監會班子考核中，通過無記名投票，我的考核合格率達95%以上，優秀率達73.3%。趙杰兵對我說，能夠獲得如此高的評價是不容易的。當保監會考核組通報情況時，我流下了眼淚。

　　镕基滿意人壽的發展

　　2003年11月底，我們開始了境外上市的路演工作。路演十分辛苦，行程非常緊張，一個城市接一個城市，一個會議接一個會議，沒有正式吃過幾頓飯。但辛苦沒有白費，我們擬上市的公司受到了投資者超乎尋常的青睞。我們拜訪了102家機構投資者，其中有101家下單認購，成功率之高是很少見的。在香港，人們爭相認購，甚至有“不買中國人壽的股票就是不愛國”的說法。

　　12月初，正值溫家寶總理訪美，我們想請溫總理親臨紐約證券交易所為中國人壽股票首日上市敲鐘開市，溫總理也欣然答應。只可惜時間沒趕上，留下了遺憾。

　　2003年12月17日和18日，中國人壽的股票在紐約、香港兩地成功上市。此次IPO發行股票74.4億股，融資規模為34.8億美元，創下了當年全球最大規模的IPO。中國人壽闖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重組上市之路。2005年5月，我從中國人壽的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就在退休的前幾天，我參加了《財富》全球論壇，期間胡錦濤主席接見了500強企業代表。見到胡主席，我簡短地匯報了中國人壽在海外成功上市的情況。胡主席親切地鼓勵道：“很好，祝賀你們！”

　　后來，在我的繼任者楊超的帶領下，中國人壽又于2007年初成功回歸A股，公司在世界500的排名連年提升。

　　我退休后，有一次見到一位曾在朱镕基身邊工作的同志，他說：“镕基同志讓我代他向你問好！”看來，镕基同志看到中國人壽的良好發展局面，是感到滿意和欣慰的。

　　鏈接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的中國人民保險公司，1996年分設成中保人壽保險有限公司，1999年成立中國人壽保險公司。2003年，經國務院同意，保監會批準，原中國人壽保險公司進行重組改制，變更為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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