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個老板的職場起點

　　我的第一份工作

　　策劃·天下工作室

　　主筆·本刊記者 朱雪塵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讀過這期“我的故事”，腦子里突然冒出了辛棄疾的這首詞。人生百種況味，在字詞游轉間，躍然紙上。

　　企業家不是詩人，沒有細膩婉轉的文字，然而回憶起當年的第一份工作，卻都有著一種百轉千回的灑脫。

　　誰都有過年少無知，誰都有過書生意氣，然而歲月磨練，時光蹉跎，磨圓了人生的棱角，人生起步不容易，但在少年卻沒有那么看重選擇，似乎時間多得是，明天定能拼出個天地。第一份工作與成功有關，也可能無關。

　　不知道巴菲特在15歲時，在他父親的

股票經紀公司的黑板上抄寫股價是不是注定了這位“股神”的未來；不知道

默多克當年在伯明翰的《公報》上開辟的小專欄，是不是開創了新聞集團的先聲；也不知道豐田喜一郎擔任機械師時是不是就想到了要開創世界第一的汽車帝國。他們的起步與未來的成功或多或少有點關聯，世事總是在潛移默化中烙印著人生。

　　也有人的第一份工作與未來毫無干系。誰能想到日本佳能公司的開創者之一御手洗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北海道大學附屬醫院婦產科的助手；又有誰能想到臺灣商界巨擘王永慶最初只是個茶樓跑堂；人們恐怕也不會知道戴爾公司的創立者邁克·戴爾的第一份工作和中國還有點關系，他還在一家中國餐館里當過小工。正如本期講述中的一位企業家所說，人生重要的不是在起步，而是在轉折。未來的掌控者，不是別人而是自己。

　　說了這么多名人軼事，其實“第一份工作”不是在獵奇，而是在尋找一種共鳴。有人說，第一份工作就像初戀，或許有的苦澀，有的幸福，在反復尋找中總是，“欲說還休。”

　　( 文·本刊記者 朱雪塵 )

　　當年的“混世魔王”

　　口述·北京軟銀賽富投資顧問有限公司首席合伙人閻焱

　　究竟什么該算我的第一份工作，我也說不清。如果說第一份拿到工資的工作，那應該是排球運動員；如果說第一份勞累的工作，那是插隊下鄉，做農民；如果說每天八小時上班的工作，那恐怕是在飛機儀表制造廠做工人；如果說在美國生活，第一份工作應該是在世界銀行上班。但我最喜歡的工作，還是做投資。

　　做排球運動員，恐怕純粹出于一種愛好。那時十六七歲的我，正值青春年華，在大院里，我們家五個男孩，各個痞得要命。我在家排行老大，也就成了這些“混世魔王”的老大，天天打架。可是后來喜歡上了排球，要打排球，家里全力支持，因為打排球就不用打架了。

　　到安徽省隊，我凈跳能達到97厘米，教練看是個苗子，就把我招了進來。那時候正值“文革”，我覺得能有一份球打，不用下鄉，真的是一份很不錯的差事。而且在排球隊，待遇好，有牛奶喝，更是美得不行。當時根本沒覺得訓練有多苦，全國各地打比賽，團隊生活真的很帶勁。現在想來，無論運動或者別的什么職業，只要你投入進去了，就能欣賞到其中的美。

　　雖然打球很愉快，但我還是想上工農兵大學，可是打排球上不了大學，于是我還是下了鄉。下鄉的人恐怕都有這樣的感受，開始的時候挺高興，后來就是絕望。其實最可怕的并不是生活上的艱苦，而是看不到前途和希望。你以為可以把握自己的未來，但把你扔在那個窮鄉僻壤里你根本不知道你的未來在哪里。沒有出路，沒有前途，前面一片黑暗。

　　終于熬到有資格上工農兵大學了，可是“文革”結束了，工農兵大學取消，又恢復高考了。一直打排球的我，那時哪里認真學習過，于是翻出來一本老的復習課本，開始復習高考。

　　我十幾歲的時候家里很窮，但我從小就對飛機著迷，總是把錢省下來去買一本叫《航空知識》的雜志，當時我還沒見過真正的飛機，但因為老看書就特想像美國萊特兄弟那樣一飛沖天，想想人可以像大鵬一樣在天上飛那可多偉大，所以特想當飛行員。1977年，我考入南京航空學院飛機設計專業，畢業后被分進當時三機部下屬的一家工廠。真失望，本來想駕駛飛機，結果只學了制造飛機，不過也有好處，就是培養了我對數量的敏銳。

　　那時候中國的工廠真落后，工廠里有一批聰明的人，可是天天坐在辦公室里不干活，看報紙喝茶，然后就是罵社會。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有一句話叫：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就是那時候工廠的真實寫照。那時的航空制造廠，還真聚集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可惜最后大都廢掉了。

　　我就打定主意要擺脫這一切，在中國想改變一切就要當官，要當官就要上北大，還要學社會學，可是考上北大社會學之后才發現并不是這么回事。在北大沒呆多久就出國了。畢業后，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世界銀行，這是我經歷過最差勁的工作，比中國的工廠工作還無聊。我是一個不安分的人，老讓我重復做同樣的事，我肯定干不了。做投資，每天我就想著去上班，到辦公室，看到小公司長大，給很多人帶來就業機會，我就覺得幸福。

　　(整理·本刊記者 朱雪塵)

　　我的代號201

　　口述·盛禹銘集團公司董事長張醒生

　　每天8小時戴著耳機，不停地與各種人對話，完全軍事化的管理，早上出操，晚上點名，吃大餐，10個人一盆菜，睡大屋，80個人一個房間……那時候，我是一名接線員，但在線路另一端的人不會知道我的名字，他們只知道我的代號——201。

　　那個年代的電信局還屬于軍管單位，按照黨的指令，一批老人被撤掉，一批學生就被招進來。剛剛從北京125中學畢業的我就直接被分配北京長途電信局，開始了接線員的生活。15歲的年紀，無所謂選擇，只知道被分配到什么工作崗位上就要努力去把什么做好。

　　戰備值班、堅守崗位、敵機、警報……這些關鍵詞，組成了我年輕的接線員生涯無法磨滅的記憶。戰備值班是24小時不能睡覺，要隨時警惕美軍飛機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空，即便我方并沒有什么武器可以阻止敵機，每次緊急警報的上報也絲毫不能含糊。

　　那是一天清晨6點多，正是最困的黎明時分，許久未眠的我抵不住陣陣睡意的侵襲，耷拉著腦袋，隱隱約約似乎聽到有警報響起，卻怎么也睜不開沉重的眼皮，迷迷糊糊中便忘記了上報。直到保衛處派人來找我，問我今天早上是不是貽誤了一個上空，也就是漏報了一個緊急警報，我才恍若驚夢，想起當時的確曾經聽到緊急警報的聲音，說是敵軍的飛機已經進入到山東半島這一帶了……被嚇的不知所措的我只得承認是自己打盹貽誤了上空。

　　按理說出現這樣的失誤是要被處分的，好在當年我有過立功表現，曾經想方設法通過沿途的鐵路站接通了火車上的電話，使單位得以緊急救助了他們出差在外的同事，事后該單位還敲鑼打鼓給我們送來表揚信。本來那年要評我當五好代表的，可偏偏后來又出現了這樣嚴重的失誤，最后領導研究決定，既不算我立功也不給我處罰，功過相抵，以通報批評和寫檢查的形式做了了結。

　　如今回憶起來，似乎當年有好幾次意外皆是由睡覺引發，如果說上述事件讓我備受打擊，抬不起頭，在那個倡導學習英雄的年代感覺到自己的前途受到了威脅，那么另一起“睡覺事件”則是我受過的最大委屈。不同的是，這次睡覺的人不是我，而是我同住一間宿舍的同學。

　　一天早晨，幾個男生賴在床上睡懶覺，不想上班，就有意讓別的同學把他們從房門外鎖上。等到被領導發現，來叫他們上班的時候，他們就借口別人使壞，把他們鎖在里面出不去。偏巧有人看到我最后一個從宿舍里出來，就懷疑是我把那一大幫人鎖在屋子里，不讓他們上班。于是，領導便把我叫去談話。十幾歲的男孩，當時只覺得是天大的委屈，眼淚奪眶而出，向領導申述自己的委屈，自己明明是好意去叫他們上班，結果卻被人冤枉……后來，領導把被鎖在房間里的男孩一個一個叫出來單獨問，終于有人經不住領導的盤問，報告了事情的真相，才知道鎖門的是另外一個男生……

　　幾年以后，自己也成了領導，就會特別注意，不要傷別人的心。因為我理解那種感受。經過歲月的沉淀，四年的接線員生涯留給我的更是受用一生的財富。接線其實是一種交流，我必須學會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必須做到既讓電話這邊的首長不著急，同時又能讓電話那邊的接線員迅速接通線路。是那段日子，讓我學會“聽話聽音”，理解不同的聲音，也給自己帶來不同的幫助。

　　在我19歲那年，由于表現較好，我被單位選派推送到當時的北京郵電學院，也就是現在的北京郵電大學，去學習有線通信。或許，在我當初第一次跨進北京長話大樓的那一刻，便注定了我今生與電信事業的緣分。再后來，我喜歡上了收藏電話，我的藏品里有古今中外各式各樣的電話。有時候我會想，我所收藏的，也許不僅僅是電話，那上面承載的，還有我青春時代的記憶。

　　(整理·孫雅男)

　　與領導斗其樂無窮

　　口述·零點調查公司董事長袁岳

　　讀研究生時，我就很能寫，三年先后發表了25篇論文。那時候，政府機關領導選秘書，就愛挑特別能寫的，所以我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國家司法部辦公廳調研處給領導寫報告。

　　從1988年到1992年，我在機關工作了將近5年。我覺得機關是個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像另一個江湖，它有它的規矩，什么事該怎么做，要求很嚴格。比如，機關里講究森嚴的上下等級，而在大學，同學之間是平等的，包括和老師也沒什么不平等。其實，這倒不是我遇到的大問題。真正讓我覺得壓抑的地方是，在學校里比較講究創新，而在機關里，領導不需要你創新，上面的大領導講什么，你照著大葫蘆畫一小瓢就得了。剛去的時候，我總琢磨著給領導寫些出彩的好東西，結果反被領導狠批了一頓，說：你看看你寫了些什么東西啊？有什么依據嗎？這話總理說過嗎？政法委書記說過嗎？

　　后來，我就總結經驗，把領導的講話、報告做成一個模版，每次改個主題詞就得了，不用動腦子。比如，領導講過沿海開放戰略，現在說經濟要治理整頓，我就把模版中的“沿海開放戰略”統一改成“經濟要治理整頓”就完了，根本不用加什么思想。

　　到機關之前，我還曾想過以后吃官飯，但進了機關，這樣的想法就消失了。因為一旦有我看到不對的地方，我就給領導提意見，所以跟領導干架是常有的事。有時候領導說報告應該改成這樣，我就會反駁說改成這樣沒道理的。

　　領導有時也會妥協，因為領導經常在《求是》、《紅旗》雜志上發表文章，后來都證明我改的是對的。領導的政治意識很強，當時政治環境也要求講點創新，得有點新東西出來，領導害怕拿不準新東西會犯錯誤，可我老寫這些，很有感覺，知道什么事說成什么樣不會犯錯誤。

　　但機關里面從來都是領導批成什么樣，下面人就是什么樣，哪還反過去跟領導爭論好不好的。可對我來說沒什么禁忌。所以，我認為是錯的，我就照說，蠻痛快的。結果，機關里很多干部都說：“哎，那個袁岳可厲害了，部長都怕他呢。”

　　我就認定一點，機關里面最重要就是要做正確的事，就是說對的話。不要以為你是部長，你就可以不跟我討論了，更不用說處長了。我們副處長總跟我說：“袁岳啊，你為什么頂撞部長啊？”我說：“那是部長錯了啊，領導有不對的地方，難道我們不應該幫助他進步？”我們那副處長說：“領導怎么會錯？”我馬上反問：“領導怎么就不會錯呢？”越是拿這樣的話壓我，我就越不服。

　　實際上，這是我與生俱來的天性。小時候，我父母壓我，我賣乖但我不服；大學里，給名教授拍馬屁的學生多，但他要講得不對，我就跟他爭論，他反而喜歡你。機關要泯滅我的天性，所以我就跑了。不過，我雖然直率但我不會極端，不會讓人覺得我政治上不正確，或者說傷害到領導的話。我只是就事論事，不會做讓人下不來臺的事。

　　其實，這是一段很好的經歷。機關畢竟還是管著很多事情的，而且通過這個工作，我明白了機關的行為模式，包括政策管理者在事情劃定界限、考慮問題的思路。所以，像我們今天跟政府打交道也好，為政府服務也好，就知道這話該怎么說，事該怎么做。

　　機關就是小學課堂，雖然我并不喜歡背著手的感覺，但這是有價值的，因為它是我人生一個必經階段。

　　(整理·本刊記者 嚴睿)

　　敲敲打打的少年

　　口述·奧康集團總裁王振滔

　　我不會忘記幾十年前武漢濱江公園的那個夜晚，我和我的師兄，兩個人在那里睡了一夜，那就是我木工學徒的開始。

　　那一年，我只有17歲。因為家境不好,只得跟隨做木工的堂舅來到武漢做起了“游方木匠”。

　　在今天人們眼中，木匠或許并不是一份理想的工作，可在20多年前的溫州，作為當地最為盛行的兩大手工業之一，當時的木匠就好比現在的博士一樣吃香，一個月可以賺200塊錢，那可是個不小的數字。

　　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金錢是萬萬不能的。雖然我的師傅是我的堂舅，但他還是要收我的學徒費，這也是最讓我傷心難過的一點。“我帶一個徒弟一年要200塊錢，你呢，稍微便宜一點，160塊錢。”不過，這些陳年往事并沒有影響如今我對舅舅的態度。

　　在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年眼中，木工活無非就是刨一刨、敲一敲，如同游戲般有趣。可才做了一個星期，看著滿手磨起的水泡，我哭了。

　　原來當木匠是那么的辛苦，完全不是我想像的樣子。半個月過去了，回家的念頭越來越強烈。那天晚上，又被師傅罵了幾句，滿腹委屈的我便賭氣跑到了濱江公園。陪在我身邊的師兄，入門只比我早一年，也有著類似的經歷，“回去是不對的，你這樣半個月就回去讓大家多難堪，家里難堪，師傅也難堪。雖然是很苦，雖然被師傅罵了幾句，但還是應該要留下。”他勸我說。

　　多年前濱江公園的一幕，多年后又在我身邊一次次重演，只不過此后的主角變成了我和我的員工。有的員工剛開始要走，我就會想方設法弄清楚他為什么想要離開，思想工作真的很重要。

　　那時候城市里條件有限，很多請我們去做家具的家庭，房子都不大，住的人卻不少，往往是子孫三代擠在一套兩居室里。于是，我在做家具的時候，就盡可能綜合多種用途，以節省空間。我們設計的桌子，既可以當飯桌，又可以當書桌，晚上將兩邊拉開，還可以當床用；還有電視機柜，下面有抽屜可以放雜物，中間的板子拉出來，又是一個小桌子……我們那時候的設計有些現在還設計不出來，當時做的家具有些現在依然流行。結果，我們的生意一下子火了起來，這家還沒有做完，下一家就早早開始邀請了。

　　我也很快被師傅提拔為“腦力工作者——設計師”，不必再像其他的師兄弟一樣每天敲敲打打做些簡單的木工活，只需要找活兒，出思路、出點子。后來過了一年半左右，師傅看我特別聰明，就把原來我的幾個師兄都交給我，說，你做師傅吧。于是我的幾個師兄就跟著我走，變成了我的徒弟。

　　我始終認為，人不是贏在起跑線上，而是贏在轉折點上，往往人生的某個階段就是轉折點。就在我做木匠做的非常好的時候，我有幸轉移到福建某空軍部隊。在那里部隊領導都對我特別關照。他們說你年紀輕輕又那么聰明，就不要做木匠了，去當兵吧。結果我以木匠的身份在部隊里鍛煉了兩年多的時間。直到后來我把部隊的活兒交給了師兄，轉而去做了比木工更省力也更能賺錢的馬口鐵生意，淘到了我的第一桶金。

　　待事過境遷，回頭想想，如果當年我繼續做木匠，相信現在會成為中國最有名的家具公司的老板。

　　以前從未坐過公交車的我和師兄一起，花兩塊錢坐上公交車就在上海城里轉，上去就不下來……之后又遠赴武漢，在長江輪上度過四天三夜……其實我現在很想再去長江看一看，卻苦于俗務纏身，難以成行。以前有時間但沒有錢，如今有錢卻沒有時間，人生永遠都有遺憾。

　　(整理·孫雅男)

　　揮霍色彩的日子

　　口述·東軟集團董事長劉積仁

　　當我站在這個關鍵的人生路口時，手里卻沒有任何選擇權。高中畢業時正處在“文革”時期，那個年代，一切都聽組織安排。

　　17歲，不能考大學，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么上山下鄉，到農村的廣闊天地里去鍛煉一顆紅心；要么進工廠，當工人。不過，這也不是一個可以自由選擇的選擇題，只能攤上哪個是哪個。

　　我被安排在本溪鋼鐵廠做煤氣救護工，就是哪里發生了煤氣泄漏，就要去哪里搶修。說實話，這份工作挺危險的，隨時都有可能碰上煤氣爆炸。不過當時因為我的年紀比較小，廠里的師傅們對我都很照顧，所以那時并不覺得這份工作有什么苦，反而每天都過得很高興。

　　煤氣工之后，我又在廠里做電工。由于有點藝術特長，我在鋼鐵廠時還加入了工會，辦過宣傳板報。我還會攝影，平時就經常被安排給大伙兒照相、放電影。事實上，從小到大，我一直都對音樂和美術保持著濃厚的興趣，小提琴、笛子、二胡、京胡、吉他……各種樂器我都能來上幾下，雖然沒有一個很精通的，不過我只是把它作為業余的消遣，陶冶心情就足夠了。

　　那時候，我的房間里還常常堆滿了各種顏料，喜歡自己畫一些民族英雄的畫像，然后把它掛起來。我還喜歡木刻，曾經自己刻過100多個毛主席頭像；我能把鐵板打磨成匕首，自己鑄模用鐵水做成鐵手槍、步槍；甚至還跟一個老師傅學會了修手表、修收音機、修照相機、修摩托車……我什么都喜歡自己動手去做。雖然“全能選手”往往意味著泛而不精，但這些廣泛的愛好培養了我自己對于藝術的理解和認識。

　　在鋼鐵廠工作的那段時間，我常常早上很早就起床，背著相機出去拍日出。我們廠里那些習慣早起的人可能都還記得我當年高高興興背著相機的樣子。真的，雖然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其實都挺艱苦，但當時從來沒抱怨過。

　　事實上，從心底里就真的沒覺得苦。我覺得自己很幸運，人生第一份工作給我留下的是美好、愉快的記憶。直到現在，一聽到那個年代的老歌，我還是立刻能記起那種每個人都充滿激情的感覺。

　　不能自己選擇工作的一個好處是，你不會存在后悔和遺憾。不過，有時候我還是會想，如果當時也像現在一樣可以自主擇業、雙向選擇，我第一份工作會干什么呢？我可能會考慮去從事音樂或者繪畫等藝術創作。不過，話又說回來，這樣的選擇也不一定對我的人生發展就有好處。如果那樣，大概我這一輩子就不會跟計算機軟件有什么關系了。

　　1976年，我21歲，工農兵學院來到鋼鐵廠選人上學，由大家推薦，誰票多誰去。可能因為我每天都開開心心，所以我當時獲得的推薦票最多。于是，我就結束了我的第一份工作，開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整理·羅影)

　　光膀子的任正非面試了我

　　口述·中華英才網總裁張建國

　　1990年的華為不過是一家20多人規模的公司，面試的那一天，天氣格外悶熱，我來到深圳南油A區16棟801室。我進去后，公司老板說先沖個涼再說。一會兒功夫，老板穿著褲頭，光著膀子就出來了。

　　他大概看了一下我的簡歷，因為我碩士畢業，學的是電子通訊，在蘭州交通大學的時候獲得過省里的科研二等獎，還在國家重點刊物上發表過幾篇論文，老板很快就說，“你下午來上班吧。”

　　恐怕你已經猜到，這位老板就是任正非。當時工資是一個月300元錢。雖然看上去比在蘭州時的一百二三十元多很多，但深圳的一碗面都要5元，可在蘭州只要兩毛錢。

　　慢慢地，我發現這個公司挺好的，任老板很能激發年輕人的激情，經常給我們講故事，講未來。

　　開始，我做研發工作，后來又做了三年銷售。做銷售不容易，那時的華為不像今天市場地位這么高，我名義上是福建辦事處的主任，其實從裝機器到賣機器就我一個人，得陪客戶吃飯、卡拉OK，因為這我學會了很多歌。

　　天天面對客戶，天天承受失敗和壓力。今天失敗了，明天還得微笑著面對新的目標和任務。另外，銷售人員要理解別人的想法和需求，要學會怎樣跟別人打交道，怎樣讓別人認可你。對人是綜合的歷練。

　　我很幸運，遇到了一個好老板。任正非是一位比較有戰略眼光的企業家，敢于投入，敢于冒險和創新。曾經有兩三年時間，公司的資金跟不上，銀行又提供不了貸款，任正非就以每年24%的利息向高利貸借款，用來研發產品。當時市場上做交換機的有200多家，正是這次研發出的C004交換機為華為贏得了先機。

　　同時，任老板對“財”看得比較淡，他不像有些老板，公司賺錢了，先把自己兜子放滿。他覺得賺錢了，先要大家分，大家都有份，因此別人更加愿意跟他干。所以，他很早就嘗試做內部期權制度。

　　當年老板跟我們講故事，常常談到他敬佩的幾個人。一個是韓信，因為他能夠忍受屈辱才能成就大事。這對我影響比較大。另外一個人是阿慶嫂，她在商場里面八面玲瓏，來的都是客，能夠把關系處理好。

　　記得有一次，一位電信局的科員到深圳考察華為，華為當時就在居民樓，兩套房子，八樓一套，九樓一套，客人來的時候沒有吃飯，任老板不是請對方去飯店吃飯，而是趕緊自己親自到廚房炒菜，客戶因此非常受感動。

　　華為是我真正的第一份工作，讓我從一個工程師變成了一個管理者，在這個過程中，公司從20多人壯大到2萬多人。

　　這10年，我見證了華為的變革，參與了1997年《華為基本法》的建立。有機會了解、參與整個公司管理的變革，如何面對問題，如何進行管理改進，怎么樣建立系統，如何從小公司到大公司，我個人也從一名普通的研發人員成為公司的副總裁。華為成為我職業生涯的真正起點。2004年我出任中華英才網總裁。

　　(整理·本刊記者 王穎)

　　談戀愛一樣做生意

　　口述·紅星·美凱龍總裁車建新

　　從前，有三個木匠，第一個木匠想，反正一輩子就同刨子、鋸子打交道了，混混日子吧；第二個想，我這輩子一定要成為好木匠，多賺點錢；第三個想，我現在雖然是木工，但總有一天會成為優秀的藝術家。

　　于是，當他們碰上一塊帶結疤的木料時，第一個木匠不管好壞就湊合用上去，第二個隨手扔掉換用別的木料，而第三個則把它雕刻成了一件精美的工藝品。

　　20年前，我問自己：“我是誰？”答案是：“一個好木匠。”

　　過了五年，我又問：“我是誰？”回答是：“一個勤勞的創業者。”

　　如果現在再問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一個用心做事的人。”

　　17歲那年我離開家時，母親把我送到門口，說了兩句話：“吃西北風也要到門口去吃”，“算計不好一世窮”。

　　第一句話是說哪怕到了吃西北風的時候，也不能懶在家里張嘴，要站到門口去，這句話讓我懂得，不吃苦，就沒有好日子過；第二句話讓我懂得，不巧干，就做不了大事。

　　我不是一個好學生，初中還沒畢業，就已經滿腦子想著賺錢的事兒了。離開學校，先是到一個工地上給人做飯，一年后開始學做木工。

　　我那時特別勤快，吃飯的時候幫師傅打飯，休息的時候給他搬凳子，下班后給他洗衣服、洗鞋子，農忙的時候還到他家幫忙割稻子、麥子。這樣勤快，所有的師傅、師叔們自然都很喜歡我，很愿意教我。

　　我很快就學會了劃線、選料和配料這些基本的木工手藝，還沒滿師就開始帶徒弟了。這樣，我就把我的收入、知名度都提前抬高了。20歲時，我帶的徒弟們滿師了，而我自己也是這個時候才真正滿師。

　　這時，我已經不滿足于整天埋著頭干木匠活了。在18歲的時候，我就已經做了生平第一筆生意：打了五六個碗櫥和20多個板凳，用船運到城里，再背到集市去賣。不過這筆生意失敗了：我熬了幾天打的碗櫥和板凳只賣出了一點兒。

　　第一筆生意做砸了之后，我開始在路邊招攬生意，在吃了許多閉門羹之后，我終于拿到了第一張家具圖紙，是給一家綜合市場的老板做組合家具。

　　但是當時我沒有一點本錢，就跟姨父軟磨硬泡，借來了他準備蓋房的600元“巨款”，找了幾個徒弟，開始沒日沒夜地干活。這是我人生中第一套搬進市場的家具，沒想到很快就賣了出去，還小賺一筆。有了這個開頭，后面的事情就順理成章了。由于質量過硬，我們的家具在市場里很受歡迎，圖紙越接越多，生意越來越紅火。

　　我經常說，能談戀愛就能做生意，為什么？先付出嘛！一個男孩在追女朋友時是最容易先付出的。做生意如果像追女朋友那樣，肯定能成功。

　　事實上，不管做生意、做產品也好，拜師、和政界人士打交道也好，我覺得都要有這樣的精神，先付出，最終每個客戶都會被你感動。

　　(整理·羅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