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的身價到底有多高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6月06日 14:09 《互聯網周刊》

　　CEO對企業盈利的貢獻決定了他們的市場價值

　　大公司首席執行官(CEO)的工資和獎金收入，近二十年來大幅提高，所以常常引起關注和爭議。例如，自1980年到2003年間，世界500強企業中美國公司的CEO的人均收入就增加了6倍，達每年1,100萬美元，約是同類瑞典公司的4倍，日本公司的3倍。這樣的高收入是否合理？

　　我本來以為這并非什么新問題，基礎經濟學早就解釋過了。我是阿爾欽(A. A. Alchian)教授《大學經濟學》的中譯者，熟悉他對“生產要素定價”的處理。我也曾經把這個思路稍微擴展，應用到體育和藝術明星高收入上去，在2001年發表過《從明星現象看收入不均》。但是，上禮拜讀到《紐約時報》一篇專欄文章，讓我產生了舊事重提的念頭。

　　關于生產要素的定價，基礎經濟學是這樣解釋的：生產要素的現值，是其未來收入的貼現之和；在任何經濟活動中，“盈利”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旦“盈利”變得有規律，它就瞬間變為成本，打到那些帶來“盈利”的生產要素中去；于是，那些導致“盈利”的生產要素便增值了。

　　聽起來繞口，讓我舉個例子。任何產品，都是由多種生產要素的合成而產生的。一個面包可以賣1元人民幣，那這1元人民幣的收入，如何分給構成這個面包的各種生產要素(小麥種植者、運輸工人、土地和面包師等)呢？答案是看這些要素在別處的最高收入。上述各種資源，假如用于制造其他商品，那么它們分別能帶來的最高收入，就是它們在這個面包上應得的報酬。

　　我們進一步問：假如這個面包“意外地”賣了1.2元人民幣，那多出來的0.2元人民幣盈利，應該歸哪一種生產要素所有呢？答案是看這多出來的盈利是由哪一種生產要素帶來的。如果是面粉的質量特別好，那就歸小麥種植者；如果是特別新鮮，就歸運輸工人；如果是烘烤得當，就歸面包師。

　　重要的是，一旦上述的0.2元人民幣得到確認，從而形成了預期，那原來“意外地”賺得的盈利就不再是盈利，而是迅速轉成了相應生產要素的成本了。在下一個生產回合，至少有一種生產要素的成本提高了，要么是小麥種植者、要么是運輸工人、要么是面包師。這樣，新面包的成本就是1.2元人民幣，而不是1元人民幣，即只有賣價超過1.2元人民幣，才算產生新的盈利。這就是基礎經濟學對生產要素進行“論功行賞”的準則。

　　運動會、體育比賽、音樂會、電視廣告，往往可以帶來的商業價值數以百萬計。這高昂的收入，究竟應該如何“論功行賞”呢？根據上述準則，我們要看這收入是由哪一種生產要素帶來的。顯然，不是運動場、不是比賽裁判、不是剪接員，而是充當主角的運動員和演員。

　　一流的運動員和演員，與二流的相比，在技術上其實差別甚微，有時連專家都難以分辨，但因為觀眾人數眾多，產生的收益巨大，所以他們之間技術上的毫發之差，導致了他們收入上的天壤之別。這兩者的不對稱是合理的。世界就是如此。

　　回到大公司CEO的收入問題上。大公司的CEO收入奇高，不是因為他們的IQ奇高，不是因為他們的工作量奇大，也不是因為他們承受的壓力奇強，而是因為他們恰好所處的崗位對企業的盈利非常敏感，舉足輕重的緣故。

　　5月18日，我的一位老師考恩(T. Cowen)教授，在其《紐約時報》專欄上討論麻省理工兩位教授加貝克斯(X. Gabaix)和蘭狄爾(A. Landier)的論文《CEO收入奇高的原因》。后者以實證數據驗證了這個“論功行賞”的生產要素原理，對平息公眾對大公司CEO高收入的質疑大有幫助。

　　兩位麻省理工教授的研究還沒完成，但其中一個基本證據是：

世界500強(尤其是其中的美國公司)在股市的股本總值，自1980年到2003年間，也大約增加了6倍，于這些公司行政人員的薪金升幅保持同步。這是說：舞臺大了，貢獻就自然大了，即使其它都沒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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